余世存：温故2003，权利时代的来临

　　对数代中国人而言，2003年是一个梦想的年代，新年伊始即给了他们梦想的空间。以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看，这是由其无可争辩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先生、第三代核心江泽民先生、第四代“班长”胡锦涛先生共同调就底色的一个梦想。数代中国人有理由期待一个更美的明天，一种更好的生存秩序，一个更人道更康乐更中国的家园。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所累积的认同需要，所转化的权利观念，凝聚到一个叫做“癸未新政”的命题里。人们的希望既本能又拙朴，人们的梦想既庄重又虔诚。尽管中国人的典型梦想很快遭遇上一场“非典”的挑战，我们中国人民依然经受住了考验，我们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文明世界的信任，我们有了对生命伦理的最低限度的共识，我们的法治和善治边界得到了检验。

　　对数亿中国人而言，2003年是一个权利的年代。改革时代所收获的权益、所涵养的生命意识在这一年里开花结实。由网络、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们共同报道的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命运，开始触及我们的灵魂和神经，我们开始关注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归属和品质，它是否合乎我们中国人的良知和社会正义；我们开始关注精英与平民的分别，开始关注普通民众所应享应得的权益。非典事件、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黄静事件、孙大午事件、北大改革、人大独立候选人、业主维权、民工维权，等等事件和生存际遇被挑选出来，作为对改革年代的校正。那种发财至上的氛围得以涤荡，那种大规模的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结束，那些自大的叙事已经死去，我们中国人有活生生的要说，要表达，要经验。

　　这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年代。我们已经知道，民生过后是民权。“全面建设小康”既须免于匮乏，也应免于恐惧。更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其至上的权利、尊严和荣誉。信息公开权、知情权、走动权(迁居自由)、劳动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我们活的经验。“中国人的权利”，是由我们无数同胞的鲜血浇铸的良知和正义边界。我们已经知道，上至国家总理为民工讨工钱，下至普通民众为“非典”期间的小动物们、为四川黑熊的不幸施以援手、仗义执言，无数的中国人为了生存环境的清明和社会正义不畏强暴，矿难中的工人、食物饮料中毒的中小学生、孙志刚、李思怡、黄静……等人更是代替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已经知道，正是在对自身和他人生存权利的争取、捍卫、展开和表达里，我们中国人不仅保护了一己之私，而且要求着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我们学会了群己权界，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格局开始突破单位、地域、职业的束缚，向社区迈进，从而有望实现基本的社会化。从单位制到社区制，无数的扶贫、慈善、环保、女权等社会志愿力量开始发育，一个数十年来处于国家单位和个人夹缝中的社会空间出现雏形，一个数代人梦想的公民公共空间开始壮大。

　　对十数亿中国人而言，2003年还是一个个文明大戏演出的年代。世界大事在我们眼前展开，倒萨战争、朝鲜半岛危机、格鲁吉亚广场狂欢式的革命、萨达姆的宫殿和地洞交相展览……它张扬、坚定不移，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反衬出我们的意愿、性情和文明理性。在我们为此地的欢乐和生活幸福乡愿或犬儒之时，在我们为生存的恐惧和匮乏患得患失之际，文明正在坚定有效地向前，新的人生正剧正在异域庄严、人而神性地演出。我们看到，文明单位落实于个体，在突破部落、家族、地域、种族、宗教之后，今天正在突破国家、政权的桎梏；我们看到，人类个体日益充分社会化、世界化、全球化，而社会、世界、全球这些文明单位或文明边界也正日益充分个体化；我们看到，人类文明主流乃是对生命个体的解放和无微不至的关爱。这是超越血缘、地缘、宗族、国家之上的认知，这是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

　　2003年行将结束，“中国人的权利”这一鲜活的人生经验仍在展开，我们还未能见识其无限的丰富性，我们惟有更勇敢地明认，更诚实地努力，更愉快地相信，更坚定地抗争，才有望将其落实于民胞物与之中，落实到我们中国人的民生日用之中，我们中国人才有望融入人类文明主流，并有望实现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充分个体化和个体充分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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