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村”把我吓了个半死
李昌平原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二○○○年曾向朱熔基写信反映农民在苛捐杂税下悲惨的生活。后来，李昌平被迫南下深圳打工，二○○一年受聘任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的编辑（最近已辞职）。由于出了名，许多上访者经常到北京找他。李昌平最近撰文，使人们了解到“上访族”的非人惨况：
那些千里迢迢来北京上访的人，他们向我诉说他们的冤屈，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但更多的人只是说给我听听，只是想见到我。我仔细地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受屈的身心，这是我惟一能做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我是无能为力给予帮助的，当我告诉他们我无能为力，并希望他们不要上访，希望他们“记忆过去，藏在心里，面向未来，重新开始”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很失望，但他们临走时都流着泪握着我的手，感激地对我说：李编辑，你是惟一的一位认真倾听完我们诉说的干部，你多保重啊！每当上访者失望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的心里就特别地无奈和难过。
北京的一处火车站，是进北京上访者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上访的人自己称之为“上访村”。我的心常常连着这处火车站。那里有三五元住一晚的“旅馆”，夏天，住不起“旅馆”的人就栖身在树林里，不少人为了躲避蚊虫的叮咬，不得不在身上盖上厚厚的一层沙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访村”看望一个人，误入他们的“掩体区”，踩着了几个上访者，把我吓了个半死。
在上访人中，有相当一部份人是老上访户，他们靠“打工”或乞讨来维持他们的上访，最长的上访户上访了四十二年。很多上访户想回去，但他们回不去了：他们担心回去后受到打击报复，我所知道的因为上访而坐牢的农民不下百人，至于被驻北京的地方便衣警察抓回家拘留的就更多了，很多人因此走上终身上访之路。
上访的人虽然无助，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能很快融入“上访村”，很快能团结起来。二○○二年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上访村”打来的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去他指定的地点，那语气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和我见面的有三个人，都是“上访村”的人。他们急切地告诉我，将在后天采取行动，以抗议信访部门的不作为。我大惊失色，转而伤心落泪起来，我对他们说：来北京上访的人，都是一些无助的可怜人，都是一些有冤在身的穷苦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当家人，你们不能带这些人走上绝路啊！
“上访村”常常引发我很多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了两千多部法律，农村乡一级有了法庭，但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多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上访本来是合法的，但很多地方动不动就对上访者采取拘留、关押的非常手段，这会不会造成上访者走极端呢？无数的上访者捍卫一百元的权利，却要付出一万元的代价，逼得很多的受害者成为肇事者，维权者成为犯法者。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尊重弱者的权利，让我们来一次和解运动吧！ ”
孩子在拘留所生殖器被割
在河南的一个乡中学，有一个农民的孩子失手把一个乡长的孩子打成轻微伤，乡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这个不满十六岁的农民孩子送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这个孩子的生殖器被人割了。孩子全家开始了抗争。可是，这个农民的孩子在讨回公道的路上已经耗费了全家人三年的时间和家里所有的家当，这个农民孩子的姐姐在为弟弟讨公道的过程中遭人暗算也付出了无价的代价。可是，三年过去了，官司一审打到二审，二审再到重审，维权之路是那样的漫长，希望是那样的渺茫。好多的时候我都劝那些有理无力再打官司的人们放弃，所谓“君子维权，十年不晚”。我知道我的话是屁话，让那些贫困的人特失望，但我知道如果我鼓励他们抗争下去，那些人的一生将就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所耗尽。
拒收记者捐钱
看看大陆某刊记者涂名笔下的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访者：
上访者不难辨认，他们除了衣衫不整，灰头土脸外，还经常或背或挎?一个大包，里面装?他们视为“第二生命”的上访材料。
上访者的生存状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常人难以想像。
“旅馆最便宜也要八元钱一宿，但几个人合租平房，平摊下来有时只要二元钱一晚，再说旅馆也不愿意让上访的住，派出所下通知，哪家给上访的住就要罚哪家的款。”有过十一年上访经历的梁淑芹说。梁淑芹五十九岁，她递给记者一份印有吉林江北机械厂领导落款字样的材料。
黑龙江的刘成告诉记者，条件好点的租住民房三元钱一晚，每间房都搭有上下铺，高峰期一间房住过二十八个人；条件差一点的自己搭棚子，木板、油毯、塑料、凉席，这些从各处拾来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棚子的原材料，棚子的大小通常以一个人能蹲着钻进去，然后能躺下为准，里面垫些草或者铺棉被；也有人向地下挖掘，做成窑洞，东庄西南铁路边的一小片林地里，就被挖得沟沟坎坎。
路边的棚子常会遭到城管的突然袭击，拆了搭，搭了拆，周而复始。
三伏天的正午，两三块砖头搭起炉灶，上面架着人家废弃的盆或桶，煮沸的泔水上面漂着半块馒头或包子，每一样都是拾来的，做饭的人解释，每一个自搭的小灶台都放着塑料油瓶，每一个油瓶都是空的。记者放五十块钱给其中一个上访户，上访户的主人跟?记者一路追过来，不肯收，在推拉的僵持中，她不停地抹眼泪，哭出声来：我们不要钱，我们只为讨个公道。
大多数以拾破烂为生
这些身无分文的上访者，大多数以拾破烂为生，凌晨四点起床，从到站的列车上拾瓶子和被乘客扔弃的食物。
也有人在车站附近卖报纸、卖地图，总之各想各的出路。
六十二岁的郝文忠告诉记者，在她上访的十九年中，被收容过一百九十七次，被关进精神病院十七次。郝文忠说自己不习惯过离开了上访村的生活，不习惯跟上访村之外的人打交道。
湖北的孔凡强挡住摄像机的镜头，问我们是哪里的记者，如果是外国的记者是不允许拍摄的。我们问为甚么，孔凡强扯住衣角擦了擦汗说，家丑不可外扬，有再大的冤屈也不能出卖国家出卖党。
同去的摄像记者背过身去流眼泪，事后他告诉记者，当他看到那些上访的人风餐露宿，在烈日下用废弃的铁盆煮着捡来的茄子、豆角，他们因上访变得穷困不已，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来北京，他们四处上访，诉说冤情，但在他们的心里，爱自己的国家仍然是最神圣的，这些上访的人朴实地爱着自己的国家。
“臭上访的”是社会给上访人的称谓，河南的纪小妮说她受尽了嘲讽和白眼，上公共汽车，车上的人捂着鼻子，没有钱坐车，售票员就把她推下车，车没有停稳就被推下了车。还有一次在二十二路公共汽车总站，纪小妮想省下钱印材料，但售票员一把抢过她手上的二十多元钱，把她推下车。
处处遭歧视
纪小妮黯然神伤，好像我们这些上访的要赖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好像我们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吉林的梁淑芹说，我们也是有冤才上访的，我们是用正当法律的手段洗清冤情，这有错吗？
六十三岁的刘桂荣是沈阳市大东区洮昌办事处下属企业的一名退休女工，一九七六年因为工作被高压电烧伤，失去双臂，之后与丈夫离婚。
刘桂荣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工伤待遇到北京来上访的，她住在上访村的棚子区，床是上访村的人替她搭的，到了晚上上访村的热心人替她盖好被单，早上起床又是上访村的人扶她上厕所。
我们在棚子区采访时，刘桂荣正在用嘴咬着笔头写材料，她告诉记者，上访村的人挺照顾自己，为了不过多地麻烦别人，她尽量少喝水，少吃东西。
吴传荣保存着一份复印的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二○○○年四月十八日发的通告，其中的两条内容是：一、各地驻京工作组和来京工作人员今后不得在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门前及附近路口拦截、盘查上访人。二、自五月八日起，各地要撤走在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门前及附近路口的工作人员和车辆。
显然，这份二○○○年的通告并不能杜绝“截访”（发生在信访站上访者被截的现象），上访者经常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露宿街头和自搭窝棚的人已经接近半麻木，有的人甚至被遣返过上百回，那些租住民房、境况稍好的上访者，对外来的陌生人也异常谨慎。
替人出头反被判劳教
黄淑荣的家乡黑龙江省绥棱县宝山村是一个靠近小兴安岭的边远山村，在宝山村很多村民都反映了土地承包和地方干部腐败的问题，黄淑荣说：“在第二轮分地的时候，村里出现很多外来人口，一些村和乡镇干部把亲戚、朋友的户口从外地迁到了这个村，他们在别的地方分地之后又在这里分地，反正这些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来这要的地不少，这样就把我们应分得的土地挤了很多出去。”
黄淑荣向绥棱县信访办反映的第二方面的问题是村干部腐败的问题，当时任绥棱县信访公办室主任的吴玉芳介绍说：“她第一步上访的时候反映问题十几个。”当时任联合调查组组长的绥棱县纪检委监察室主任张名贵证实说：“黄淑荣反映的人口问题、干部腐败问题、土地问题，我们查实是十一项。”
反映问题的行为是正当的，但黄淑荣却多次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共二百一十天。“在床上一绑就是十个八个小时，我都尿在床上，在精神病院很压抑，随时会挨打。”
在一些地方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眼里，群众上访无异于洪水猛兽，给地方抹黑，损害领导形象，所以，一旦他们认定构成“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就必然要采取断然措施予以严惩。
黑龙江省宝清县十八里乡十二里村的七十二户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当权者深知，自己的所为已违背人民意愿和法规，为保住乌纱帽，他们选择了欺骗上级、堵塞言路，若有人告状就送公安局，甚至还带人多次抓上访人，若得知有上访者便向其家属索要二千五百元保险金，并威吓如不交钱就判三年刑。
山东招远的陈学坤和妹妹讨债讨进了监狱，她的丈夫为她们上访，被当地信访部门王某打断了腿。陈学坤出狱后，反过来为丈夫上访，招远的车跟踪到北京，强行把她带上了车，车到天津，她还是以上厕所为名设法跑了。之后，当地有关部门更是三天两头到她家里查看，但不久，她还是再次到了北京，不过是没有从招远上车，而是翻山越岭，绕了个大弯子从烟台坐车到了北京。
余兰芳是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下村人，今年五十四岁。塘下村村干部向农民每人摊派二百元，集资四十万元在村小学盖了教学楼，由村干部的亲戚包工承建，结果成了“豆腐渣”工程，根本不能使用，余兰芳激于义愤，到处奔波上访，受了一肚子气，结果只换来村支书和村主任辞职，“豆腐渣”大楼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余兰芳在此役中获得农民信任，于二○○二年十二月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但旧干部不甘心失去“天堂”，处处刁难，而乡政府是包庇旧干部的，余兰芳为查账和减轻农民税费，从此走上了上访不归路，结果被县、乡打成“黑社会组织者”，县里出动大批干警，拘捕余兰芳，并判处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县公安局还拘捕了其他几个村民。
工伤导致残废天安门自杀未逐
周佳丰是巴东县野三关镇人，中学毕业后到咸宁地区林产品工业公司打工。一九九六年，林产品工业公司承包了秭归县卜文公路上和坪段工程，公司让他搞工程爆破，讲好每月工资一千元，包吃包住。当年十一月，他正式上班，一直坚守岗位，勤劳作业，但公司却几乎每月都拖欠他工资，到一九九八年一月，已总共拖欠四千一百四十九元。
一九九八年二月的一天，工地负责人李和平以工程指挥部要求在三月八日交路为由，以扣发工资相要挟，要求他在三月五日前完成爆破。他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三月二日，在天降大雨、他患感冒的情况下，李和平仍强迫他带病上班。不幸发生了，在扩炮中，他左手雷管起爆，整个左手当场被炸掉，身上多处受伤。虽然保住了生命，但落下了终身残废，失去了生活能力。
出院后，他找到李和平要求赔偿，并发放拖欠的工资，但被拒绝。无奈之下，他于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向秭归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八月二十四日，秭归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被诉人咸宁地区林产品工业公司未到庭的情况下，缺席裁决被诉人补偿周佳丰工资、住院费用及两年的经济补偿金等共计三万一千四百零三点一五元。追讨了很久，还被拖欠一万七千元。
在往返奔波中，面对一个个冷漠的面孔、一句句刺心的话语，他心力交瘁，万念俱灰，真不想再苟活于人世。二○○二年年初，他到北京上访。二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服安眠药自杀，因及时发现被救治。
三月十三日九时五十分，周来到湖北省政府大门前，再一次吞下一瓶安眠药自杀，经抢救脱离危险。在病床上，他从包里掏出用毛笔写的大字报：因工致残，无人问津，找这不理，找那不应，行程三万，希望渺茫，合法补偿，何日兑现，只身残体，如何生存，时逾四年，仍无音讯，天理何在，青天何在，道义何在，公平何在？一万七千元到此才给了他。
“三个代表”安在哉？
这些走投无路的中国人的惨况，实在催人泪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不知道是如何代表他们的！
(2004年2月前哨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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