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依法治港的实质是“恶法治港”

表面上看，这是在用立法的方式平息香港的政制改革之争，实际上是以独裁钦定的方式回绝了去年七•一大游行所表达的主流民意诉求：07/08普选以及香港的政治民主化绝无可能。

23条立法失败之后，中共在香港贯彻其独裁意志的企图严重受挫，使北京寡头们深感震惊、恐惧和沮丧：震惊于港人反对23条的声势浩大，恐惧于对香港政制改革进程的失控，沮丧于傀儡港府在治理上的无能。在强大民意冲击下陷于慌乱的北京高层，一时间无法拿出有效的对策。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评估之后，北京既没有深入检讨其治港政策的频频失误，而是把失败之责主要归咎于董特首的无能；也没有学会尊重港人的主流民意和倾听不同政见，而是对港人民意和民主派更加敌视。

也就是说， 23条失败给北京的教训，不是更开明更灵活地治理香港，而是变本加厉地按照独裁惯性行事， 蛮横霸道的面孔再次露出，即便披上法律的伪装也掩盖不住其狰狞。北京不仅继续罔顾民意、更严厉地打压民主派，并且架空董特首而赤膊上阵，直接出面处理香港政制改革的争议。

这一策略的核心是阻止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具体的实施又分为经济、舆论和立法三个方面。先是出台CEPA和开放个人游给香港经济送大礼，继而是发动“爱国者治港”的舆论攻势，同时，北京公开发话：决不放弃对香港政制改革的最终主导权，其体现就是强制性的法律干预。在此过程中，中共负责港澳事务的各级官员的所谓咨询各界意见，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用恶法压住香港民主诉求的大政方针，早已由中共寡头们敲定，再无任何协商的余地。

表面上看，这是法治化的治理路线，北京官方也宣称：咨询、释法、特首提交报告和人大决定，人大完全按照法制原则且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而在实质上，改革以来中共所谓的“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大都是典型的“恶法治国”，针对香港的立法也决不会例外。

意识形态合法性日渐瓦解之后，中共维权就越来越依重于两大策略：一为经济高增长，二为加强法制。这两大策略用之于治港，就是经济收买和23条、人大释法。虽然，提倡依法治国的现政权，比之于无法无天的毛政权是一种进步，然而，这样的进步仅仅是统治策略的局部调整，而不是政权的性质和统治的变化。所以，现在的寡头独裁所提倡和推动的法制建设，必然在根本上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

在现代法治文明中，法律乃为最主要的公共产品，以保障人权、限制权力、伸张正义和维持秩序为己任，司法机关必须平等地为所有人服务，政府和元首也决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然而，在中国的独裁体制下，现政权却把公权力私有化，一切统治手段的核心目标皆是一党私利，与法律的公共性水火不容。也就是说，一党独裁的政权必然要垄断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权力，党的意志就是法律的依据，高官命令就具有法律效力，法律的公共性由此消失，理应服务于全社会的法律也就变成执政党的私具，主要服务于独裁党维护政权和牟取私利的需要。

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共高唱的“依法治港”，不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港人人权、循序渐进地推进香港民主，更不是为了建立有限港府和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而是为了把独裁党的统治意志及相关策略法律化，以达到独裁权力对香港的控制，即便是为了香港的稳定，那也仅仅是钦定下的驯顺和安分。所以，中共治港政策，当经济收买和舆论劝诱无法成其目标时，紧跟着的杀手锏必定是不容商量、一锤定音的强制。

北京把人大决定强加于港人，再次显示出中共政权的自私本质：仅仅为了维护一党的权力意志及其私利，就不惜公开背弃“一国两制”的承诺，通过立法来贯彻其治港的独裁意志。所谓“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只有在不忤逆一党政权意志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而一旦港人民意有违于独裁意志，两制就变成一制，自治就变成钦定，香港就变成了大陆。

2004年4月2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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