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授：我向“扩招”投降

我是一个教授，马上就要退休了。我最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投降。
　　我向“扩招”投降。那之前，我一直是讨论式教学。最多15个本科生，最多三四个研究生，好像春日踏花，信马由缰；又像祖孙促膝，余音绕梁。现在可好，一教室80个以上的学生黑云压城，我只能重新开始填鸭式的满堂灌。我不记得他们中的任何人，他们也不会记得我讲过的任何事，大家只是在一起为GDP做贡献。
　　拿大学当乡镇企业，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所有学生的所有课程，我一律给100分。
　　我尤其要向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扩招”投降。
　　此前8年间，我每年只有一个硕士生或者博士生。现在，我不得不同时带9个博士生和8个硕士生，而他们中间，只有2个半人不是“只要学位，不要学问”。
　　上面已经预告了：今后3年，博士生还要扩招2倍。
　　拿学术建设当流水线,追求“规模效应”,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我决不再看任何学生的论文。
　　我也要向“教学改革”投降。我以前上课一直是天马行空，因为我相信，所谓教授，一是要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二是要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可是，现在所谓的“教学规范化”，愣是要求我写出每节课的每10分钟要讲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而且，指导学生论文的时间要精确到一分钟，记录要不少于500字（每次指导！）。可是与此同时，我再三申报的社会实习时间却一直不批准，因为实习不能进行“ISO9000质量管理”。
　　拿教授当熟练工，还当贼，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我干脆做一个“单放机”。
　　我还要向“赢家通吃”投降。

　　我主持的答辩，一直被认为是“鬼门关”。我曾经“枪毙”过第二号德高望重的前辈的硕士生，而且是痛哭流涕的女生。但是，当我参加一位副部级硕士生的答辩时，看着那报刊集锦般的“论文”，我却什么也没说，因为那是我的顶头上司的学生。
　　挡不住“官位学位，一个也不能少”，我不得不投降。
　　下辈子再主持答辩，我若不放水，就不得好死。
　　我还要向“职称评定”投降。我不敢像一位朋友那样，拒绝参加一切此类游戏。可是，当我听到学生把一位我投过同意票的教授骂做“人渣”时，我觉得自己也是。
　　教授一毛钱仨，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一定要发明“真知灼见过滤器”，附赠“人品培养液”。
　　我更要向“科研成果”投降。我的“字数”不算少，也还有些赞扬者。可是每每见到那些发表于顶级刊物的、价值数万元到数十万元的、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报告”，总像是吃了苍蝇。它们实在没有超出我每天受到的灌输，例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历史的必然”之类的东西。
　　打不过“政策诠释学”，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一定要经商，专卖“拼文软件”，而且具有“同义不同字”的功能。
　　我特别要向“猫腻课题”投降。最近几年，我熬到了一个资格：通讯评审别人的课题申请。可是朋友告诉我，我犯规了，因为我居然“枪毙”了其中的大多数，使得那些有资格开会做出最终决定的前辈们很为难。去年，“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我，终于丧失了“陪玩儿”的资格。后来我认了一下真，对照发现，那些被批准的课题，只有一个不是我所“枪毙”的。
　　学术逆淘汰，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一定去当真正的“三陪”。
　　我最彻底的投降，是供奉给“经济学单边主义”的。当“良心多少钱一斤”真的能够计算出来的时候；当“成本、效益”这样的词汇居然进入美术作品与流行歌曲的时候；当人与社会的“狼化”被歌颂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时候；我不得不彻底投降。
　　来生来世，如果我没有当牛做马，那就一定去学“发财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