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畹町: “对89民运要素及评价的再证明再认识再补充”的增补和改写

弘扬89“民主运动”的真义，揭示“全民参与”的真相，权衡“自由民主派”和“党内改良派”的得失，结论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已经不是“舌战群伦”的“孤独”捍卫，而是众人的“群起而驳之”。

什么是民主运动？
就是以民主社会制度为目标的民众上街，是政治现代化的通用形式。所以，民众是民运的根本资源。

极言之，民运可以没有钱，没有枪，没有土地，没有一切。但是，绝不可没有民众。因为，变天时，需要民众，大选时需要民众。

网络改变了人类生活。民运具有了网络的一种属性。但是，最终靠“网络民运”变天，似无可能。

这就是89年，“自由民主派”“政体改造”的“八四纲领”之不同于严家其、包遵信“反皇帝”的517宣言；不同于陈子明、王军涛“维护宪法”的“维宪联席会议”；不同于陈一谘“依法召开特别人大，特别共大”的“6点声明”；不同于学生“民主办报新闻自由，正确评价胡耀邦”的“七条”。

“八四纲领”的演讲原题和内容是“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与历次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

一、北京悼念胡耀邦为什么会暴发新的民主运动
二、八九•四月民主运动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
三、四月民主运动向何处去
四、等候召开人大是纯粹幻想

简洁的说就是“和平改造八位一体，全民参与四步行动，四元目标再造宪政”。（党权一体、党政一体、党法一体、党国一体、党军一体、党经一体、党民一体、党文一体、）

“自由民主派”的求诉，显然不同于中共的“政治改革”，不同于“党内改良派”的“召开人大、取消戒严、改组政府”。

但是，各派上街，走到了一起。因为，大家都懂得，民主运动的基础资源是人民动员。

没有人民的参与，集权制度会自行“政治改革”，会自行“取消戒严”吗！？这是“党内改良派”的“幼稚幻想”。那么，“自由民主派”“和平改造”集权体制的人民动员可以“一蹴而就”吗？但这并非是“自由民主派”的“和平幻想”。

事实是，强大的民众和改良力量不足以抵御统治暴力。

最终，无论是“学生请愿”、“党内改良”、还是“和平改造”，我们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和平抗争的89民运最终以暴力压制而结束，应该给我们带来什么思考？是坚持“和平抗争”，还是“另寻它途”？有没有武力准备的条件？是不是违背“和平演变”的总战略等等？并没有充分的研讨和争论。

89年，各派之间的政治分歧还来不及伸张，来不及延展。即使在“是否撤出广场”的问题上，也没有正面交锋。
无论是谁决定“绝食”，它激化了矛盾，推动了进程，深化了危机，“柳暗花明”，可遇而不可求。

15年后的今天，有的民运参与者回归自己的民间研究所，其中，最早是曹“思源研究所”，而今有陈子明的“社经研究所”，原来有陈一谘在海外的“当代中国”，这一切应该看作是他们自然回复自己的生活定位。

谁都知道，在中国，纯粹的民间研究所是不存在的。向当局申请研究课题，早已是既定的生存状态。这是公开的秘密。不应该苛责他们与共产党的所谓“合作”。

他们舍弃自己的财富，参与民主运动，已经是巨大牺牲，难能可贵。民运只有感谢的份，岂有指责他们“回归”的理由！
试问，他们在结束刑罚后，不“重操旧业”，究竟做什么！？都挤在民运的羊肠小道上，争当“民运代表人物”吗！？

他们是不是“一是树立他们，让国际支持这些中共的“变相卧底”；二是让他们“代表”国内的“民意”，缓和国内矛盾。总的结果是扩大中共的活动空间，同时压缩对中共有真正威胁的反对力量的空间。”！？（见心田：陈子明、王军涛和中共合作走向公开化）其警惕性“可钦可佩”，但是无中生有。屁事没做，怎么知道是“变相卧底”！？

举目四望海内外，何君是“对中共有真正威胁的反对力量”！？共产党早有言，民运被他们搞得“不过是驴鸡吧打脸，恶心而已”！

对民运重量人物的不实之词，往往是次量人物的“兴趣”。并非“对中共有真正威胁”，却要抬升自己是“真正威胁”。

毛泽东有言，凡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人物，难改。四海皆也。

89民运对我们的如下政治启示，随着01年“中国6、4真相”“张良序言”的“告白”而不断展开和延伸。

关于“自由民主派”并非“党内改良派”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主力先锋”“原动机制”“主角角色”的争议得到充分论证；（至使“张良序言”起码迅速在网上修正，可见“党内改良派”的某种诚意。但是，原书“序言”已无法修正。）

关于民运是不是中国政治的“第二种力量”的事实得到足够澄清；
关于民主（民运）要不要“英雄”，要不要“权威”，有没有“名人”的说法得到基本肯定；
关于“民运政治同盟”的现实和需要有了基本证明……

民运不需要6、4难属“天安门母亲”涵盖深邃的“民运内涵”，包容丰富的“民运文化”，涉足民运的战略构思。这个群体已经是人民动员的显著资源，民运尽力护卫好她。

此刻，民运是不是“掩埋好同伴”，继续前进－－反思民运疏于团结合作，抵制分化瓦解，痛彻悔悟人格，锤炼民运品德，才是我们对捐躯者最好的告慰，对“天安门母亲”的真正护卫呢！

不必“忏悔”为什么所有人没有去死。在白骨上“攫取光荣”，是恶意的挑拨。没有人能够攫取这种光荣。

“6、4抗暴”结束之后，各派的分歧，有所暴露，然而，主要集中在是否“告别革命”的问题上，从而，引出了“和平渐进主义”。

昔日“党内改良派”应该懂得，6•4民主革命已经根本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政治生态与环境；是“89民运”的参与者们共同的政治资源和储备财富；是“89民运”的参与者们共同建设民主制度的时代性历史性根据；

只要昔日“党内改良派”继承胡赵的开明思想，脱离胡赵的“共产”局限，认清“不在体制外运做”的离间，面向人民，定会受到尊敬，有用武之地。正如林牧老最近有文：“人民万岁”。

全民参与89民主变革的5个证据是：

•全民动员，抵抗戒严，阻止军务；
•全民被动抗暴整整一周。汽车、坦克、装甲、士兵被焚烧，枪支弹药被抢夺。人民的武器是“手无寸铁”，是棍棒、砖头、打火机；
•绝对多数的死伤人员并非学生；
•被司法处决的十余人均为青工市民；
•全民捐款捐物，支持绝食，参加游行；

“革命是有价值的无奈事”。

虽然，89民运没有形成“五四”时的全国罢工，但是，和平情愿引发了六四抗暴起义，全民觉醒；加速了国际“集权阵营”的崩溃；是未来中国宪政的预演；“六四”抗暴起义是不是高于“五四”的罢市罢工？可比，也不好比，因为，时代的不同衍生内涵的不同。

但这是所有“六四”和“五四”的比较论者没有论及到的！
因为，很多人只承认、只知道“屠杀史实”，不承认、不知道“抗暴革命史实”！这何以有资格研讨如此重大的课题呢！？

既然，公共谴责“6、4屠杀是罪恶”，那么，“6、4抗暴”必是正义；

既然，公共谴责“6、4屠杀是违背生命终极”的，那么，“6、4抗暴”必是终极表现，最高表现；

既然，公共关注、褒奖“天安门母亲”，那么，“6、4抗暴革命”必是荣耀、是功绩；

难道仅仅是被动流血才构成了正义、光荣和功绩吗！？有多少人是因为过路看热闹被打死的！？有多少人不是关心国是而献身的！？

屠杀与抗暴同时并举，镇压与革命同步进行。这是正确的逻辑。人民上街抵抗戒严，已经是革命行为了。

民运和历史学家停留在“屠杀”的认知上，正如停留于“正名”“平反”一样，不是民运的本分专责。

由于青年学生、研究生年龄、知识、智力和社会政治经验的特定优势和局限，他们既充当了89民运的“主力先锋”，（后来，青工市民加入）又有“保持学潮纯洁性”“防止人民参与”，“防止党内参与”的不智之举。还把泼墨领袖像的“民运英雄”扭送派出所。

由于中国人民的时代性要求，结果，不可能阻止知识分子和全民的参与。不可能
阻止“自由民主派”和“党内改良派”的参与。

学生历来仅仅是运动的“先锋”，这不但是政治学原理，而且是89民
运的又一实证。

学生感召于“中共改良派”的首领胡耀邦发起学潮，正是“中共改良
派”派别的“政治影响”。其追随者有陈一谘、严家琪、阮铭、戴晴
一批人。请注意，11届3中全会公报没有“改革开放”四个字。

还有在邓胡赵体制下被整肃被冷落的王若望、方砺之、刘宾彦、郭罗
基、王若水、戈杨、苏绍智一批“反叛共产党人”。

邓胡赵的“政治改革”“三宽政策”既造就了王、方、刘、张、郭、王
等人的坎坷命运，也粉饰了那时的所谓“政治宽松”。
“宽松”的胡赵压制了“自由化分子”。

“清污”和“反资”既是胡赵稳固权力的必为之举，也是胡赵的不得已而为，
更是胡赵压制、自由开明思想的一个错误。

邓胡赵的“政治改革”“三宽政策”，既没有满足“党内民主”的需要，也无
益于“社会民主”。结果，不仅爆发了86学潮，又酝酿了89风暴。

两换总书记，胡绩伟、林牧、于浩成一批人遭殃。这既是中共“政治
改革”失败的证明，也是自由民主运动兴起的结果。

赵紫阳总书记既保护学生又压制民主，既利用民气又对抗中央，畏畏缩缩，欲罢不能，显然力不从心，痛苦矛盾，进退维谷。只有人权民主运动千钧霹雳所向披靡。
如果中共改良派掌握了局势，照样将“社会民主派”投入监狱。

今天，在当代民运“政治同盟”的既定格局下，我们正视“自由民主派”和昔日“党内改良派”的先天性“对立”，不是为了“分立”，正是为了巩固结盟。

86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89民运至使赵紫阳去职，这并不是“民主运动”的罪过，而是中共开明领袖既愿意保护学生又必须压制民运，既无力阻止民主，又无能抗拒强权，既无意支持自由，又畏惧决裂独裁的分裂的共产人格本性所致。这是真正的悲剧之在。

至今，昔日“党内改良派”胺磁压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