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克鲁伊夫恋爱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和前妻有一个儿子。我们在德国结婚以后，克鲁伊夫委婉地和我商量，问我是否愿意将小埃加从爷爷奶奶家接回来同住。尽管早已有了做后妈的思想准备，可是，当这件无法回避的事终于来临时，心里还是充满矛盾。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当初我认识克鲁伊夫的时候，他们就不太赞成我俩交往。那时，克鲁伊夫在北京一家德国公司任高级工程师，为了赢得我父母的好感，他不知花了多少心思。终于使得我的父母勉强让步，允许我在克鲁伊夫工作期满后一同去德国。但我始终没敢把克鲁伊夫的真实家庭状况向父母透露只言片语，如果他们知道我嫁去做“二房”，而且还当“后妈”，他们一定会发疯的。
现在我是别无选择。照片上的埃加长得不像克鲁伊夫，而像他的母亲，尤其是那双满含嘲讽和探询的眼睛，每次看到都让我浑身不自在。克鲁伊夫告诉我，小埃加十分顽劣，他对父母的离异一直不高兴，克鲁伊夫离婚后两次恋爱都有花无果，就是这个小家伙从中捣的蛋。所以，我和克鲁伊夫从恋爱到结婚，一直没有让埃加“参与”进来，他也许知道了父亲再婚这件事，但对于我却知之不多。
克鲁伊夫的父母住在离我们100多英里的一座乡村别墅里，小埃加两岁之后就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准备去见继子之前的几天里，我心里很紧张，我知道，这绝对是一个挑战，以后我和丈夫之间能否过得幸福，这个即将出现的小人物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去见埃加的那一天，我尽量穿得朴素得体，我甚至还刻意买了一双克鲁伊夫前妻常穿的一种平底休闲鞋。听克鲁伊夫说，埃加喜欢吃丹麦橘，我就去超市一口气买了10斤。
我们开车到达的时候，两位老人已经站在门口，可是没有埃加。等我在客厅坐下时，一个神气十足的小男孩从一间响着音乐的房间里走到我的面前。他没有看他的爸爸，也没有听爷爷的介绍，而是径直走到我的面前，歪着头，奇怪地问我：“你是谁？”我不禁一愣，羞怯地说：“我是妈妈。”他说：“妈妈？不，你不是我的妈妈，因为你没有生我。”我顿时万分尴尬，只好悻悻地说：“我叫郝洁。”他立刻礼貌但傲慢地伸出手说：“你好！郝夫人。”
丈夫前妻潜心“指教”
我和继子初次见面的情景，差不多为后来彼此的关系定了调。小埃加不仅调皮，而且特别好动，依照中国家长的眼光看，他一定属于患有多动症的孩子。有一次，我见他在屋里不停乱动，就生气地冲着他叫道：“埃加，难道你不能安静一会儿吗？你是不是有多动症？”我说这话的时候，克鲁伊夫正在书房查资料，我的话音刚落，他就一脸不悦地把我叫进去，严肃地说：“洁，我告诉你，我们都不是医生，尽管是孩子的家长，但我们没随意说孩子有病的资格。”
我从书房出来时，埃加站在离门两尺开外的地方望着我，他模仿着他父亲的口吻说：“我警告你，你没有随意说孩子有病的资格！”原来他在门外偷听了我和克鲁伊夫的谈话，然后就借机向我挑战。看着他那种样子，我既气愤又觉得可笑，我想，我一定要改变他，让他从心里接纳我。
接回小埃加不到一个月，克鲁伊夫去了加拿大。一天，电话铃响了，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我问她找谁，她说：“我找克鲁伊夫。如果他不在家，找你也行。”我感到这个女人好怪异，就说：“你知道我是谁？”电话那端传来一阵大笑，然后说：“难道你不是克鲁伊夫的新妻子吗？听说你们过得很幸福，祝贺你。告诉你，我是他的前妻，我叫史蒂安！”我下意识地让她等一下，我想她可能是要找埃加说话，但她却制止了我，她说：“不用了，我也正要找你。”我问她有什么吩咐，她说她想知道小埃加最近的情况。我直截了当地说了她儿子的种种作为，史蒂安听后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我希望你能理解他，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说完就挂了电话。
其间，埃加又给我惹了很多麻烦。他将我精心做好的水饺悄悄倒进垃圾桶，而这却是两天前他要求我做的；他还在我拌好的奶油沙拉里倒进一些酱油，他说也许这样更有味道；有一天晚上我刚睡着，他跑来敲我的房门，声称他的房里有一只小精灵，等我跑过去时，却踩在一只香蕉皮上狠狠摔了一跤。我气得坐在地上哭了，而那个制造恶作剧的家伙却心满意足地睡了。
我本来要把这一切告诉克鲁伊夫，转念一想还是放弃了，那样既显得我无能，同时还会给丈夫增加心理负担，毕竟他也一直为儿子伤透脑筋。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接到了史蒂安的电话，这一回她的态度大大改变。“对不起，上次我有些失礼，请你谅解。我想知道，埃加最近给你添了什么麻烦没有？”听她这样客气，我不好意思再控诉她的儿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埃加各方面都很好，只是他太爱动了，家里到处被他弄得乱糟糟的，我一天到晚都得跟在他身后收拾，几乎没有喘口气的空闲。”史蒂安听后笑了，不过这次我听出是善意的笑。她说：“我有个建议，我认为你可以把他送到幼儿园去。哪怕克鲁伊夫不想让你出去工作，也不应该把埃加留在家里跟你捣蛋。另外，我还告诉你一个方法，当他再和你作对的时候，你就把他赶到阳台上去，告诉他，只有那里和他的房间才是他可以随便乱动的空间。还有，你不要总是试图说服他，要学会不理睬他，直到他向你道歉为止。郝洁，你试试看吧。”
看我怎样修理继子
我把史蒂安对我说的事通过电话告诉了丈夫。他说：“如果你认为她的话不可以接受，你有权以法律的名义告诉她，以后不要打扰你的生活；如果认为可以接受，你就试着按她的意见去尝试一下。总之，你自己做主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实行史蒂安的方案。我对埃加说，你要被送到幼儿园。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他不喜欢什么幼儿园。我说，你可以考虑一天的时间，然后再告诉我你的想法。说完，我就不像以往那样继续给他绕来绕去做工作，而是不再理睬他。一天的时间里，埃加似乎无动于衷，我则表现出更加无动于衷的样子。
晚饭以后，我给埃加洗了澡，然后就让他去睡觉，别的什么都不说。在我也准备睡觉的时候，小家伙突然跑来挑衅地问我：“郝夫人，你为什么不问我幼儿园的事情？”我故意连看都不看他，声音生冷地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怎样做。”他可能没料到我会这样，第一次露出了惶惑而犹豫的神色，然后很不自在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埃加就起床了，等我从厨房出来的时候，他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我也许会喜欢幼儿园的生活，如果你同意我去的话。”就这样，我把小埃加顺利送进了幼儿园。克鲁伊夫回来见儿子每天高兴地上幼儿园，感到非常惊奇，因为他的爷爷奶奶曾使尽千方百计都没有如愿的事，现在由我做成功了。克鲁伊夫问我用什么办法说服了埃加，我只是笑而不答。
此后，大约每隔两周，史蒂安就要和我通一次电话。哪怕丈夫和埃加在家，她也只和我讲话。当然，有时我也主动给她打电话，我们仿佛都忘记了彼此“敌对”的身份，而是像好朋友那样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主题当然是关于埃加，不过有时她也会告诉我一些化妆品的常识。在谈到孩子的时候，她从不过问他的饮食起居，也丝毫没有担心孩子会在我身边吃亏受苦，而是教给我西方式管教孩子的种种招数。我告诉她说，埃加有时会乱用钱，史蒂安就让我给埃加单列一份生活开支账单，告诉他某段时间已经花了多少钱，按规定是超支还是盈余。如果他因乱花钱而超支，绝对不能给他补偿，相反要在下个月扣除这个月的超支数目。
可能她已经知道我总是迁就埃加，所以她教我要学会向孩子发脾气。比如对孩子说：“你弄烦了我，请在4个小时内不要让我为你做任何事情！这是对你的惩罚。”然后，我就自顾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决不理他。再比如，要学会克制，不去收拾被埃加搞乱的房间，明确告诉他：“我没有为你超额劳动的义务。”然后，要他在限定的时间里把一切弄乱的东西收拾好。否则，就从他的生活费中减去他喜欢吃的甜果酱，或者停止让他看动画片。
我发现埃加对于种种惩罚和限制特别敏感。自从对他制定了“财务制度”以后，每次在超市发现了想要的东西，他总是先核实价格，然后问我，他的账单上还有多少钱，然后由自己决定买还是不买。
过去埃加从来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过错，现在却不同了。不过，当他犯下错误时，总要先和我讨价还价。他会很认真地对我说：“夫人，我这次没有搞乱客厅里的所有东西，所以，让我和上次一样做两小时的义务劳动是不公平的。”过去我如果对他声明，我将在3个小时内不再为他做任何事，他可能会满不在乎，后来发现我认真了，他就郑重其事地坐在沙发上盯着钟表，到了限定的时间，就小心翼翼地来敲我房门，礼貌地说：“对不起，夫人，时间到了。”
继子视我为“哥们”
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个调皮天真的继子，我很想和他建立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一次，我问小埃加：“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和你以及你的爸爸整天生活在一起吗？”我希望借此告诉他，因为我爱他们，或者让他说出这句话。没想到，他思考了一会儿，竟然给了一个让我觉得如雷轰顶的答案：“因为你需要和我爸爸做爱呀。”我顿时面红耳赤，慌不择言地吼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他却反问：“你不是我爸爸的合法妻子吗？难道你们不应该做爱吗？”当我把埃加的话告诉史蒂安的时候，她哈哈大笑起来：“郝，你不要生气，你应该高兴，埃加这样说，表明他是尊重和承认了你在这个家庭里的合法地位。其实你还可告诉他，你会为他再生下小弟弟或小妹妹，他们和他一样是这个家庭的合法成员……”
听了史蒂安的话，我既欣慰又难为情，只得搪塞道：“对小孩子说这些干什么？他能明白吗？”史蒂安却不以为然，她说：“不是让他明白，而是让他懂得，你在这个家庭中所有的权益都是要受到尊重的，包括和克鲁伊夫做爱，因为这是家庭中很神圣的事。”
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她和克鲁伊夫为什么离婚的事，在这么长时间的交往中，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史蒂安说，他们之所以离婚，是因为克鲁伊夫希望她做一个东方式的妻子和母亲，但她的性格无法使她做到。她说：“离婚是两个很好的人不能做最满意的夫妻时最明智的选择。”至于孩子，她说：“我永远是他合法的母亲。我放弃监护权，是相信克鲁伊夫比我更能使孩子快乐。你的到来没有让我的信任落空。”
听了史蒂安的话，我真的好感动，我说：“你随时都可以来看埃加，这是我的诚意。”她却说：“郝，你错了，我去看埃加并带他一段时间，那是我的权益。但是，我不可以打扰你的家庭生活，这不仅是我的诚意，也是法律给予你的权益。”这次通话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更让我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我完全校正了对史蒂安的认识，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对自己敢于负责的好女人，只是她的负责是德国式的，不是东方式的。
史蒂安后来给我打电话时，多次申明：“埃加在心里已经完全接受了你。无论如何，孩子需要一个成年女人爱他抚育他，他要的是爱，不是血缘，而你给予了他。”小埃加始终称我夫人而不叫我妈妈，但这个小家伙已经把我当成了他最可信赖的朋友，最知心的“哥们儿”。他和我开玩笑，让我帮他对父亲隐瞒过错－－前提是先向我承认错误，没完没了地和我为很多小事情撒娇似的讨价还价……小埃加给了我极大快乐，他让我渐渐有了当母亲的感觉。
第二年春天，史蒂安接埃加去慕尼黑做短期旅游。没到两周，她就给我打来电话：“埃加要回去，他说和我在一起没有和你在一起时有趣。郝，我真为你高兴。”史蒂安说着说着，竟忍不住在电话里抽泣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她高兴还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落。我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对她说，电话中止了至少20秒钟。等平静下来了，史蒂安接着说：“郝，我是被你感动了。在德国，能让孩子如此满意地接受一个后妈，真是太难了……”我心里也特别感动，其实，我和埃加能有今天的结局，与史蒂安的理解和指导是分不开的。我动情地对史蒂安说：“谢谢你，史蒂安。是你帮助我走进了这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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