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夫俗子,都是靠一种优越感活在世上的。人离开了优越感,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难免干渴而死的。而人的优越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权势上的,当然也可以是体力上的,如果没有了这三种优越感,人还会寻找别的替代品,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只要占据了智力和道德的的哪怕一个制高点,也可以居高凌下、傲视群雄。如果具备了双重的优越感呢,那么简直可以达到如鱼得水的地步了。
这种寻找优越感的法子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宗们找到了。只要是个舞文弄墨之徒,巧舌如簧之辈,一没权,二没钱,在体力上也是个东亚病夫模样,是很容易把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当成安身立命之本的。毕竟人是一种非常局限的存在,人得活着,而且还要活得荡气回肠。如果不让他觉得优越,他岂不要在自卑中艰难度日吗?出于人道,还是要容许他们优越、容许他们荡气回肠一把,对文人来说更得照顾照顾。
社会对文的这种宽容当然不错,但是也容易出问题。因为文人是一种太容易自我膨胀的动物,他们一旦拥有了这种优越感,就会以真理代言人自居。而真理,据说经常是“惟一”和“最高”的,既然是“惟一”和“最高”,那么就拥有了把对方从道德上、智力上乃至整个精神上打倒、消灭的特权。如果手里拥有了权力,还可以梦想成真,把别人从肉体到精神上全部消灭,就像孔子杀少正卯那样。
好在,由于上帝的厌弃,文人墨客们轻易不会得到那种大开杀戒的机会,他的杀欲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在心理上模拟实现了。而这种模拟,经常是以骂人来实现的。两千年前,说出“仁者无敌”的亚圣孟子就开了骂人的先例:“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真堪称千古绝骂,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悠长的回声。可以想象,亚圣是个大嗓门,高分贝,他的音量胜于他话语的份量,他的雄辩效果有相当一大部分都是音量制造出来的。在敌情观念非常严重的孟子看来,所有跟他不同的声音都是禽言兽语。清醒的人可以看出他并非“仁者”,更没有达到“无敌”状态的西洋镜,但是把他当成“仁者”典范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人们把孟子当成亚圣,虽然不排除对他“仁者无敌”和“王道”思想的认同,但更不可排除人云亦云的盲目。我甚至怀疑,有人崇拜孟子,可能跟他骂人有关。把敌人骂个狗血喷头,是容易把自己树立成“精神战士”甚至“精神圣徒”的,既然读者那么如饥似渴地需要别人替自己战斗,背靠大树好趁凉,不满足一下他们的英雄需求,不代表他们一把,那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于是乎,孟子之后,中国的骂风一刮就是两千年,就连高标遗韵、出污泥而不染的竹林七贤也未能免俗。这种骂的传统、骂的崇拜在文学史上也留下了极多佳话,在《三国演义》中甚至还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无论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其本质却是绝对真实的。
到了现代,白话文兴起,国人的骂人艺术也从文言文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如果文言文里只有刀光剑影的话,那么白话文里则可以埋伏千军万马了。在白话文运动中,鲁迅一跃而为一代骂人宗师。对鲁迅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进行盖棺论定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说骂人是鲁迅的一大特征,恐怕也不会有太大异议。
到了“文化大革命”,国人的骂,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遇自己不喜欢之人物,不理解之思想,人们甚至不用从大脑经过,就会做出快速反应:骂!轻则冷言冷语,重则口吐白沫,甚至暴跳如雷,拳打脚踢。
汉语在骂人方面的功能确是有被无限放大的趋势,虽然“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想让共识者停止有形无形的谩骂,确乎难于上青天。因为一取消了谩骂,也就把人家苦心经营了多年的优越感给彻底剥夺了,而剥夺人家的优越感,无异于剥夺人家的战斗权,剥夺了人家的言论自由,让人家无从羞辱敌人的体格、容貌、智力、学识、人格、出身、父母乃至信仰,无法在心理上实现把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欲望,这确是件残忍的事。
中国文人的神经如此紧张,敌情观念如此严重,孟子也好,鲁迅也罢,其实都是些神经过敏的人。我经常想,如果他们只是像平头老百姓一样,仅仅代表他们自己,而不代表“人类”、“民族”、“阶级”或“时代”发言,他们的火气可能会稍稍小一些。可不幸的事实却是,他们指点江山的瘾头实在太大了,他们的代表欲也太强了。指点得越多,代表得越多,火气和音量也就越大,手法也就越低。如果带着我这样的阴暗心理,断章取义地读他们的雄文,没准能错看成一部《水浒传》,一不留神,里面会跳出一个口水狂喷的“泼皮牛二”亦未可知。
圣人尚且如此,我等凡人更是带着原罪。为了防止自己走火入魔地成为“泼皮牛二”,我越来越不敢写说话了,让我放弃自己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已经有些勉为其难;让我不代表“人类”、“阶级”、“民族”和“时代”,更是无异于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可是仅仅代表我自己发言,恐怕还会因为脱离集体太远,要冒挨骂的风险的。虽然孟子扣来的那种“禽兽”的帽子还不曾落到我头上,但是来自民族主义者义正辞严的“汉奸”,和来自自由主义者声色俱厉的“叛徒”两盆口水,早已蓄势待发,已经让我产生了买件雨衣的念头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这种寻找优越感的法子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宗们找到了。只要是个舞文弄墨之徒,巧舌如簧之辈,一没权,二没钱,在体力上也是个东亚病夫模样,是很容易把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当成安身立命之本的。毕竟人是一种非常局限的存在,人得活着,而且还要活得荡气回肠。如果不让他觉得优越,他岂不要在自卑中艰难度日吗?出于人道,还是要容许他们优越、容许他们荡气回肠一把,对文人来说更得照顾照顾。
社会对文的这种宽容当然不错,但是也容易出问题。因为文人是一种太容易自我膨胀的动物,他们一旦拥有了这种优越感,就会以真理代言人自居。而真理,据说经常是“惟一”和“最高”的,既然是“惟一”和“最高”,那么就拥有了把对方从道德上、智力上乃至整个精神上打倒、消灭的特权。如果手里拥有了权力,还可以梦想成真,把别人从肉体到精神上全部消灭,就像孔子杀少正卯那样。
好在,由于上帝的厌弃,文人墨客们轻易不会得到那种大开杀戒的机会,他的杀欲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在心理上模拟实现了。而这种模拟,经常是以骂人来实现的。两千年前,说出“仁者无敌”的亚圣孟子就开了骂人的先例:“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真堪称千古绝骂,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悠长的回声。可以想象,亚圣是个大嗓门,高分贝,他的音量胜于他话语的份量,他的雄辩效果有相当一大部分都是音量制造出来的。在敌情观念非常严重的孟子看来,所有跟他不同的声音都是禽言兽语。清醒的人可以看出他并非“仁者”,更没有达到“无敌”状态的西洋镜,但是把他当成“仁者”典范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人们把孟子当成亚圣,虽然不排除对他“仁者无敌”和“王道”思想的认同,但更不可排除人云亦云的盲目。我甚至怀疑,有人崇拜孟子,可能跟他骂人有关。把敌人骂个狗血喷头,是容易把自己树立成“精神战士”甚至“精神圣徒”的,既然读者那么如饥似渴地需要别人替自己战斗,背靠大树好趁凉,不满足一下他们的英雄需求,不代表他们一把,那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于是乎,孟子之后,中国的骂风一刮就是两千年,就连高标遗韵、出污泥而不染的竹林七贤也未能免俗。这种骂的传统、骂的崇拜在文学史上也留下了极多佳话,在《三国演义》中甚至还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无论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其本质却是绝对真实的。
到了现代,白话文兴起,国人的骂人艺术也从文言文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如果文言文里只有刀光剑影的话,那么白话文里则可以埋伏千军万马了。在白话文运动中,鲁迅一跃而为一代骂人宗师。对鲁迅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进行盖棺论定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说骂人是鲁迅的一大特征,恐怕也不会有太大异议。
到了“文化大革命”,国人的骂,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遇自己不喜欢之人物,不理解之思想,人们甚至不用从大脑经过,就会做出快速反应:骂!轻则冷言冷语,重则口吐白沫,甚至暴跳如雷,拳打脚踢。
汉语在骂人方面的功能确是有被无限放大的趋势,虽然“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想让共识者停止有形无形的谩骂,确乎难于上青天。因为一取消了谩骂,也就把人家苦心经营了多年的优越感给彻底剥夺了,而剥夺人家的优越感,无异于剥夺人家的战斗权,剥夺了人家的言论自由,让人家无从羞辱敌人的体格、容貌、智力、学识、人格、出身、父母乃至信仰,无法在心理上实现把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欲望,这确是件残忍的事。
中国文人的神经如此紧张,敌情观念如此严重,孟子也好,鲁迅也罢,其实都是些神经过敏的人。我经常想,如果他们只是像平头老百姓一样,仅仅代表他们自己,而不代表“人类”、“民族”、“阶级”或“时代”发言,他们的火气可能会稍稍小一些。可不幸的事实却是,他们指点江山的瘾头实在太大了,他们的代表欲也太强了。指点得越多,代表得越多,火气和音量也就越大,手法也就越低。如果带着我这样的阴暗心理,断章取义地读他们的雄文,没准能错看成一部《水浒传》,一不留神,里面会跳出一个口水狂喷的“泼皮牛二”亦未可知。
圣人尚且如此,我等凡人更是带着原罪。为了防止自己走火入魔地成为“泼皮牛二”,我越来越不敢写说话了,让我放弃自己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已经有些勉为其难;让我不代表“人类”、“阶级”、“民族”和“时代”,更是无异于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可是仅仅代表我自己发言,恐怕还会因为脱离集体太远,要冒挨骂的风险的。虽然孟子扣来的那种“禽兽”的帽子还不曾落到我头上,但是来自民族主义者义正辞严的“汉奸”,和来自自由主义者声色俱厉的“叛徒”两盆口水,早已蓄势待发,已经让我产生了买件雨衣的念头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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