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

【注释】

在世界民主化进程当中，中国显得相当特殊：没有一个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进程、有过几部“宪法”却依旧未能建立“宪政民主”；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份子有过这样特殊的经历，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启蒙阶段来谈宪政民主的ABC，永远长不大似地重复前人已经谈得很透彻的思想。

目前，中国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历史原点，重新讨论一个百余年中被反覆讨论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亦即中国要专制（即所谓 “德治”、“仁政”的直率表述）还是要民主？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威权统治的论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是产生专制统治的天然土壤；而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的论者则认为，只要坚持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壤上播撒民主种子，就能够收获民主宪政之果实。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国际社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上。80年代中国研究圈讨论中国问题时，是讨论“怎样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而现在的主题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成“威权统治为甚么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这种争论的源起，其实全在于论者对中国现状的观察分析产生的严重分歧。本文着重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哪些可能导致中国走向危机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从根本上腐蚀中国社会，并将中国逐步推向全面危机；二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统治与表面政治稳定，究竟得益于哪些社会因素。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中述及的政治“稳定”，仅指近5至10年内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地位的稳定，并不包括社会生活层面的稳定。事实上政府为了维持短期政治“稳定”支付的代价是为中国社会埋下深层的长期不稳定因素。

一、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为何充满矛盾？

近六、七年来，有关中国现状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将逐渐成为经济大国，日益繁荣富强；在世界经济不振的今天，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今年4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经济降温，华尔街的“中国概念股”急挫，“繁荣论”者虽然暂时保持沉默，但其基本论点并未变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日大，社会底层反抗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难以为继，在未来的不久（有人预言是5到10年），中国将陷入崩溃状态。

对于同一个观察对象，竟然得出如此相反的两种看法，问题当然不是出在观察对像本身。这种歧见正好反映了观察者、研究者本身视角与立场的混乱。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管制新闻、钳制舆论的国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垄断供给。如果观察者只能根据不完全信息甚至扭曲的虚假信息进行“盲人摸象”式的观察，或者凭藉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的所谓“调查”[1]做研究，得出的结论必然有极大局限性，甚至可能正好与事实相反。“繁荣论”的问题在于：论者有意屏蔽了近年来中共政府越来越严格的新闻控制这一事实，因为 “繁荣论”的全部立论基础正好是这些经过政府严格过滤与筛选的信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宣传策略比毛时代那种指鹿为马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在谎话中混杂着部份真相的宣传手法，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

许多国外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坚持“繁荣论”观点的主要理由有几点：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一派繁荣；二是他们到过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大多是走马看花式地看看），从城市建设、居民消费等角度看，中国的情况令人鼓舞；三是他们直接获得了一些材料，比如通过与中国官方的接触而从官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或者曾在中国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但是他们明显忽视了几点：首先，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数据时必须服从政策宣传目的，因此在中国媒体上看到的统计数据本身已经过严格的过滤，一些重要数据还是不真实的[2]（例如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就不是真实的），所以识别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艰深的课题；其次，他们所到之处只是政府规定允许去的地方（有法律规定哪些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哪些城市不能让外国人去[3]）；再次，他们如果要做正规的抽样式社会调查，那么这种调查其实只能在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派员参与监督下完成，采样数据必须先经“有关方面”审核过滤才能提供给来自国外的调查者（此规定也适用于回国为博士论文收集数据的中国留学生）[4]，而这一点是许多国外学者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研究的“学术价值”。概言之，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中国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国”，他们听到的信息是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听到的声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连加入WTO这种看起来并不那么政治化的事件，在中国还会由中宣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下文，在多达数十条的规定中明确指明，有关WTO的问题只能按照规定的口径谈。

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当陷入“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困惑时，人们又可能会以“中国太庞大，太神秘，太特殊”来解释，却很少想到这完全是中国政府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控制媒体的后果。法国的INSEAD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托利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道出了中国研究的艰辛：“中国太大，有关中国的信息五花八门，来源也多有矛盾，各种不同的问题可以写出大量的博士论文来。但这些论文的结论都无法获得证明。写论文容易，但要准确反映中国的现实，实在是很难的事情。”目前在基辛格事务所从事中国和亚洲事务谘询工作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芮效俭则更不客气地指出，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像不到的[5]。

其次则缘于当代中国研究（指P. R. China Studies）本身牵扯了太多的利益关系。中国国内的研究除了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制约之外，当然也有利益考量，一篇“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6]，多少道出了近几年中国经济政策建议背后的底蕴。即使是中国学者比较喜欢引证的外国学者或者权威研究机构的看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也清晰可见。由于中国被各国商界视为最后一个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场，吸引着无数的跨国公司。不少研究项目的经费来自于一些利益集团的赞助，而这些利益集团本身对研究选题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牵引着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履行WTO承诺评价的变化，当年力挺中国入世、并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政府的美国商界曾对中国政府履行WTO承诺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于是归因于中国政府不肯履行当初入世时所作的承诺以及外汇管制政策，开始指责他们曾经大力支持的中国政府[7]。事实上，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多并非中国政府刻意不履行WTO承诺引起的，而主要是中国制度环境的产物。

第三，中国政府近年来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的海外“统战”工作相当成功。应该说，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经验早已远非毛泽东时代那种孤陋寡闻、自以为是的状态可比，最擅长的策略莫过于扩大“统一战线”。在海外定居的大陆留学生本来就是自己人（更何况还有各种手段牵制），陆续成为“海外统战”对象的不仅有学界商界的华裔成功人士，还有因为反对“台独”而抛开了与中共之间长期政治歧见的老国民党人及其后裔（在台湾被称之为“外省人”），更有相当部份欧美学者与研究者。前两部份人数量日益增多，极大地改变了海外华人的政治生态[8]。与其它国家的侨民相比，海外华人对母国的政治热情可算是独一无二。台湾当年的民主化就大大得力于台湾居美侨民的有力推动，因为作家江南在美国被台湾当局暗杀一事极大地刺激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治的丑恶，于是大力支持台湾的民主化运动。但自90年代以来，有大陆背景的华人所起的政治作用既不同于当年台湾华侨，也与“六四”时期不同，他们往往对中国政府的任何作为都亦步亦趋，善恶不分。中国政府的一切舆论宣传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最积极的回应，其姿态之高，甚至大陆的同类人物也难与之相比。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少数学者，因无法取得去中国的签证而离观察对像日渐遥远，也无法与中国本土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各种研究经费自然与他们无缘，因之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而海外华文媒体更是得到了中国政府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资助，逐渐成了新华社消息与人民日报消息的积极转载者[9]。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批评中国政府只是一件有政治风险的事情，那么在海外还有道德风险，“不爱国”只是其中份量最轻的一顶帽子。

笔者与海外学者交流时，非常惊讶地发现中国研究圈中许多人对中国的判断与中国人的生活常识相去甚远，对未来的预测更是迥然不同。在一片乐观的预测中，往往只有常驻北京的部份外国记者写的消息触到了中国的真实层面，但他们所写的报导因为是对一些具体事实的报导以及基于此之上的延伸分析，容易被视作个案，或者说人们愿意相信这些负面报导只是个案，不能从总体上说明问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某位论者陈述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时，往往被问到一点，“既然中国有这么多问题，为甚么中国还没有崩溃？你能预测中国甚么时候崩溃吗？”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存心刁难之外，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少国家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可能存在相当多不可解决的问题，如官员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悬殊，统治者非常残暴，人民的生活也相当痛苦，但只要政权有足够的资源赢得精英集团的支持，并依靠这些精英们实行铁腕统治，这个国家未必就会立即陷入分崩离析的瓦解状态之中。远如古时的罗马帝国，就曾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时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良好，罗马人民生活幸福。近则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萨达姆的“猫鼠游戏”让美国忍无可忍终至开战，相信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还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繁荣论”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上，而“崩溃论”则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民情来理解中国，以为一个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寿命必将不久。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既不像“繁荣论”者认定的那样繁荣，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也未必陷入“崩溃论”者设想的那种分崩离析状态。中国具备的那些导引中国可能崩溃的因素还在逐步发酵，当局的一切措施从短期来说虽然延缓了这种发酵过程，但从长期来看，却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更加艰难曲折。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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