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黄毓民之师李勇谈中共海外恐吓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记者易帆旧金山报导) 自法轮功学员南非遭枪击后,中共向海外输出国家恐怖主义成为海外华人额外关注的话题。在海外讲真话,安全吗?希望之声“两菜一汤”节目采访了世界日报创刊人之一, 香港名嘴黄毓民之师、资深报人李勇先生。以下是采访录音整理。主持人:很多华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到底在海外,他们如果要讲他们心理话,不一定是中国政府愿意听的话,到底他们的安全性有多大?您做为资深报人,这几十年在香港、台湾、跟美国从事这个报业的工作,我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
李勇:差不多共产党占领了以后四年,就是1949年开始,我虽然是还小,刚从大陆广州逃到香港,我们一路就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中共政权统治之下的新闻记者,或着是讲话稍微超越一点的这个界线的就会遭遇到不幸,到了海外了,照理说应该是安全了,自由地区,可是呢?他们有一句话叫做“反共份子逃到天涯海角他都要对付”。
差不多从中国大陆出来都应该知道,假如他做了个新闻记者,或着是做了个政府官员,他一定会接到一个通知,说他到外面去不要乱讲话,你要是乱讲话的话,我们是没有地方把你抓不到的,那么就是说有这种恐吓,同胞离开以后到了外面都不敢讲,那么事实上呢,从50年开始可以看得到的,从报纸上或是从这个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找得到类似这种纪录,因为在海外凡表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论,或着对毛对江对刘或着对邓,对任何一个人有不利的话可能会遭遇他们的破坏,这种例子太多了,从香港到美国。在台湾呢有一个好处,台湾共产党的势力不可能进去,因为蒋经国跟蒋介石时代,共产党不要说在台湾活动,都是潜伏在那边,被人家发现要坐牢,所以共产党不敢在台湾公开活动,但是在香港在美国,又是完全自由地区,他们允许共产党活动。
中共政权,根本他们就不是中国政府,他是一个政权,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权,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你跟我的,中国同胞也是我们的同胞,对共党来讲,中国人跟中国同胞都是他的敌人,所以凡是发现敌人说了些对他不利的话,他一定采取很残酷的、很毒辣的、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你,这个例子太多了。
主持人:你能不能具体的举几个例子。
李勇:我告诉你一个例, 我曾经在黄花岗杂志2003年第三期(总号第六期),我发表过一篇“中共在香港和纽约制造的这个恐怖暴力和实录”,这我都有纪录下来的,为什么会写这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华人街被他们打,我从那个地方想到。
主持人:您在1949年就已经从广州去了香港,您对香港问题一定蛮熟悉的,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香港在中国解放49年以后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李勇:假如谈的太遥远对听众来讲可能就印像模糊,就拿最近香港发生的三个名嘴,郑经翰、黄毓民、李鹏飞,三个人在商业电台主持一个节目遭到中共的恐吓,所以他们就停播。
主持人:对,您对此事怎么看?
李勇: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这么熟悉,因为黄毓民是我的学生,当时在香港驻海书院教书的时候,他是我教了四年的新闻系的学生,他在香港的表现他的文章口才,香港人都耳熟能详每一个人都知道,那这次呢,在香港他讲话一向批判的很深入,所以他这个就走啦,跑掉了之后呢,中共唐家璇当众的说,他是为了逃债务,这根本就是污蔑人的事情,黄毓民到了美国后,我曾经跟他通了电话,他说,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我怎么(变成)欠债要逃呢?如果我欠债,那郑大班,李鹏飞也欠债吗?根本就是拿这个来丑化,换句话说,他没有具体讲他被恐吓的内容,就讲他被恐吓了。我说,你没有必要怕它嘛,香港有警察,有法律。他说,老师,你记得吗?1967年5月香港暴动的时侯,有一个香港的商业电台,有一个叫林彬,那个过程,难道您记不起来了吗?我说,对对对,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主持人:林彬是怎么回事?
李勇:林彬是1967年文革时期,香港暴动的时侯。有一个叫香港商业电台,黄毓民在那里主持一个节目的那个电台,这个人有一个节目叫做 “大丈夫日记”,林彬先生他的口才也非常好,他这个节目谈,一个男人怎样对待家庭,如何做事情,谈一般民生的生活。但到了1967年香港暴动,民不聊生…
主持人:什么叫暴动? 1967年香港暴动是怎么一回事?
李勇:因为大陆1966年开始搞红卫兵,香港也有一批土共,受那些人鼓动,就跟这批人勾结起来,为了响应祖国的伟大革命,香港就搞暴动,它的口号叫做:打倒港英,解放台湾,收回港澳。披着民主主义的外衣,进行香港的捣乱,到处去丢定时炸弹,到处去骚扰别人,然后又贴大字报在总督府,弄得香港人心惶惶。这林彬先生就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一个做 “大丈夫日记” 的节目,他看了很气,他再也不谈斗升小民(□井)的事情,就站出来批判中共,说左派的人出来搞,实在不应该,搞得香港人民不能生活,他就骂这些人。每天骂,骂到最后一次呢,他说,这些人简直就是土匪作风,根本就是一批疯狗,这批人,危及到香港,按广东话讲,就是很肮脏的一批人。骂完之后,左派(那批人) 土共就很气,就想了要用什么办法对付。在之前他就接了很多电话和恐吓信,可是林彬没有理会,他相信香港的法律会保护他。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和他弟弟两个人,开着一辆敞篷车,回到九龙老道山的一个地方,车子一上那个山坡路的时侯,前面有个牌子挡住,(写着)此路不通,修路。他的车子往后一退,三个人出来,二边用二桶汽油,往他身上一淋,将火一点,就将他们二兄弟活活烧死在车里面。
主持人:哇,好残忍哦。
李勇: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谁都知道是共产党做的,但是香港(港英)政府要根据证据查的,那当然是查不出来,因为他有国家作后盾,有一个集团在后边作后盾,那就没办法抓了,所以林彬死得很惨。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他们到报社去烧报纸,香港当时最畅销的报纸,像星岛日报,工商日报,华侨日报,明报,都被他们上门去骚扰,去打闹,他就认为你们凡事披露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就是要找麻烦。这种例子,黄毓民之所以恐惧,他也是因为有林彬的例子在前面。共产党用这种方法来吓唬后来讲话的人,黄毓民和郑经翰都是见过世面,在香港土生土长。他们也都了解香港,但因为港英政府收回被接管以后,香港的言论就被他们用这种方法,暗中用这种方法己经掐了很多了,摆明着掐着这三个人。
所以我在想,他们的暴力是有他们的传统,他们一贯如此,他不仅(针对)反对他的人,就是顺从他们的人,像大陆有名的记者叫范长江(音),他是从30年代就信共产党,骂国民党贪污,腐化,无能,他在报上拼命写共产党怎么伟大等等,替他宣传,他是大公报的记者。结果,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做过短期的官,一到了反右的时侯,就把他打下去,文革的时侯逼得他没有办法,跳井死亡,死掉啦。现在他的儿子在替中共的一份侨报那里作社长啊。他们的问题不在这些人被杀,被捆,被害,完了,他们还要把共产党的政权当做祖宗来伺侯,连自己杀父之仇都不计较。像金庸,写武侠小说的金庸,梁雨生你们知道吗,他们的父亲都是共产党所谓一解放就杀掉的人,而他们一到了美国,到了香港之后,同样替共产党工作,而且还要替共产党讲话。这么有身份,财富这么多的人,尚且没有良心,没有良知到这种程度,这也是间接促成共产党在海外,为非作歹,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批评,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与论,他认为他要动手对付你的时侯,根本就不考虑后果。大家看天安门事件,成千上万的记者在那里盯住,照样坦克车开过来,说杀就杀,他什么时侯考虑过国际的舆论,外面的评价?他不必在乎嘛,老子有钱在手,我就比你谁都狠,我对这种事情从49年以来,看得太多,太长远,占的时间也太多,这个故事诉说不尽,到现在三个人留我一个,有,这种感慨。到现在香港说是一国两制,还尚且如此,你想想看在美国,世界日报在美国也遭遇过类似的事。
世界日报来美国,是台湾联合报的老板来美国创办世界日报,当时派了五个来纽约,我是其中一个。一到了纽约,共产党的喉舌,所谓的左派人士就开始攻击,说世界日报是国民党的大本营、是国民党派到美国来的特务,用各种方法来破坏。世界日报的门窗被砸烂、被放火来烧,车子停在外面被戳破轮胎,我出来采访新闻的时侯,经常有人故意在你面前给你拍照片,威胁你。当然,这些人不一定是共产党派出来的,但他们是一批走狗,替共产党做走狗,为了去讨好他们的组织,也许他得到的好处可能更多。像这种人,你防不胜防,就像有人要告上次在唐人街打人梁冠军之类的人,他们就是为了讨好,为了表示他忠于他那个党,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主持人:李先生,那海外怎么有这么一批人呢?
李勇:这就是民族的悲哀。其实,有些人在大陆可能也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可是这些家伙到了美国,他为了讨好那个报社,也可能恐惧,也可能想沾好处,他就不需要共产党吩咐,他知道共产党需要什么,恨什么,讨厌什么,他就处理什么。我举个例子,孔夫子,现在共产党把他当做圣人来捧,当年批林批孔的时侯,纽约中华公所要在孔子大厦前面树立一个孔子铜像,共产党就派人来破坏,丢石头,丢鸡蛋,放油漆,把孔夫子说成是林彪,因为批林批孔嘛,只要上面仇视,下面就跟着一起来。现在大陆又捧孔啦,那些王八蛋又跑到那边去照相了。这个民族已经被共产党糟塌的没有是非,没有善恶,分不清好歹。你到了美国你可以看到,中国人为什么受这种灾难啊,是因为中国人实在太没有道德勇气,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不合法,不合理的,或不合情的,他觉得他想干就干,不管你在哪里。
主持人:很多海外华人在我们节目播完以后会打电上来,说很喜欢我们讲的,觉得我们敢讲真话。我有时跟他们说,下次请您打电话上来在节目之中讲。结果很多华人朋友说,那我还是算了吧,我可能还要回大陆呢。这就表现出(华人) 有一种恐惧感。上次盛雪女士(著名的作者,记者)来到节目中也说,很多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那在美国,李勇先生您经历了80年代世界日报的创立…
李勇:1976年2月12号。
主持人:哦,那时侯您害怕?您(当时)做为世界日报早期的记者。
李勇:谁都会怕死嘛,当时世界日报刚刚开始的时侯,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出门经常会碰到有人故意经常给你拍照片之类的,这种事情太多了,而且长期以来共产党在大陆的暴行,在海外很多人都怕,所以你说,你请人上台,别人不敢讲话,那也是因为怕。实在很可怕,如果不怕的话,那也不用逃来美国,你们也不必来这里搞电台,我们也不用跑到这里搞报纸,就是因为要逃避这种残暴的…。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听众张先生在线上,张先生您好。
听众张先生: (问好)我很同意刚刚李先生提到的这个观点,共产党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黑手党。大家可能对黑手党的概念很清楚了,但是,我说它比黑手党还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黑手党他要做什么事情还有同行,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还会顾忌着同行,要对同行交代,但是,共产党连这个顾忌都没有,他要杀就杀,要打就打。我倒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李先生,您是海外的老报人了,您是怎么样看现在海外的报纸?以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您来比较一下,可好?
主持人:这是个很好的话题,很好的问题,到底现在您怎么看待海外的这些媒体,我估计他想问的问题是有没有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或影响?
李勇:我看的很清楚,我相信读者也看的很清楚。张先生刚刚讲的对,问这个问题也很好。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对付媒体的办法。他自己的喉舌不用说,他拿钱来维持,像侨报一年要拿个几百万维持这个报纸。像香港来的星岛、明报,台湾人办的世界日报,我自己创办的报纸,也可以看出那种迹象。他采取过去是威胁恐吓你,现在不用这种手法。现在用收买、用渗透的方法来经营。他一旦有招考,他就用以前有做过他们喉舌的那些记者往报纸里面钻。另外一方面,从里面找一些贪图小利、贪图小名的人,拉拢为他所用。譬如说我有些记者曾经在报上写点东西的,免费招待他到大陆去旅游,给他一笔现金用,几千块钱就把他整个买过去了。他写的东西就开始讨好他,这种情况有一些是为了利,也有一些是恐惧,知道共产党不好惹。凡是共产党所恨的,他就跟着一起骂。共产党喜欢的,他就去捧。
譬如说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对海外民运份子,现在中共最大的敌人在海外,一个是民运,一个是法轮功的学员。所有有关法轮功的广告、民运份子的广告,要送到这些报纸去登的话,这个报纸的老板就要考虑到有没有得罪共产党的地方。假如登出来有得罪共产党的话,他宁可钱也不要。有一家香港来的报纸,我不想讲他的名字。在宾拉登911事件发生以后,有人在报纸上花了八百块登了第一版登了一个广告,说:中共政权比拉丁还要拉丁。其实这也是事实,因为他的恐怖程度,比宾拉登不知要超过多少倍。这个人登了这篇广告在报上之后,引起喧然大波。从纽约总领事张宏喜开始,一路到他们北京的上层,一查这个报纸是香港来的一个人办的,这个人又是中共委任为政协委员的一个人,他是老板。就叫这个老板要好好对付这件事情,那个老板一火就把这个报纸在纽约的负责人开除,而且讲了很污辱的话来骂他,说你怎么可以登这个广告?这个人就说:我们报纸是靠广告生存的,人家付800块我就登。老板就骂这个纽约的负责人:假如我给你800块,我叫你登一个你妈妈做妓女,你登不登?他拿这样来对比,对共产党的恐惧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上面只要一震怒,下面魂都没有。共产党现在不需要再用什么恐吓打斗了,他现在只要给点小甜头,你就自动条件反射,不敢写他不喜欢的东西。你看现在华文报纸,除了少数像大纪元时报还敢讲两句话之外,你已经看不到什么批判中共的话。香港的报纸应该来讲,对中共了解最透彻,应该是敢于批判。可是因为有利益的关系,不敢批判。台湾有一些报纸因为要讨好共产党,他有个错觉,他以为全是从大陆出来的人都是亲共。所以他的报纸为了将就读者也要亲共,其实他根本就错,假如大陆出来的人都亲共,那大家去看中共的红色侨报,为什么那个报纸没有人买呢?为什么世界日报是台湾来的报纸这么多人看呢?所以他要找一定的目标。他不要花什么钱多买几个人就可以影响整个舆论政策,用这种手段。所以刚刚张先生问我很想讲这个,因为现在所有的话题都太大了,要讲出来花五个钟头我都讲不清楚。
主持人:真的,那以后可以再继续。
李勇:以后再作个特辑。讲他在海外为非作歹的事情。
主持人:有个问题要请问您,您谈到说中共在海外这些恐怖的手法,港营当时也是英国政府,在美国也是美国政府也不是共产党政府,为什么有这么大恐怖的感觉?
李勇:因为美国是自由国家,所有犯罪都要犯罪以后有证据才能入罪。共产党可以在美国逍遥、可以在美国活动,美国没有法律禁止不准他活动。现在包括台湾也是一样,你拿着武器在台湾马路上公然走,没有人敢碰你,因为他没有违法。在美国同样的道理,他在这边为非作歹、胡说八道,也没有人敢对付他,因为言论自由。他在恐吓你的时候,你也找不出证据,你可以告他可是你找不出证据。告诉你你再写我要对你不利,甚至他打了你之后,他跑掉了,没有人看到没有证据。他来个证据不足,他反过来告你诬告他。你在自由国家讲是有法律、有警察。可是拳头在近、官府在远。为什么我说自由世界有时会吃亏,这个很简单,共产党可以来美国办报纸,美国人想要到大陆去办报纸,这是绝对不准的。什么叫作公平的交流?根本就不公平。他办了各种的喉舌,有电台、有电视、有报纸,全部是共产党拿钱办的。可是在美国的报纸或是台湾的报纸、电台、电视,可以到大陆去开办吗?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民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海外他不能控制的话,他就用钱来买。或者是吓唬你或恐吓你或者是用钱收买你,威迫利诱。在这样情况下,加上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他要是没有什么是非?没有什么暴力?就算被他杀了父母,你还是叫他万岁。这样的人是不是活该该给共产党罚,活该该被共产党整。有时候,你看到这样一种事情,你会觉得做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做的那么没有道理,我的看法是这样。
听众陈小姐:我想跟李勇先生讨论,我感觉他现在的观点有点太过时。因为现在共产党不是很残暴,主要是腐败的问题。如果他这个话题在三十年前是对的,但是在现在我感觉不太合适。我从中国大陆来,我不感觉在这里讲话有什么害怕,有什么恐惧。
主持人:谢谢你,陈小姐。陈小姐这个问题我本来也想问的,因为在海外有些华人就像李勇先生刚刚说的,说中共政权是充满了恐怖暴力,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华人说,这是用“老眼光”来看待来看中共政权,李勇先生,您怎么看?
李勇:有可能她来美国没有多久,都在她自己的生活圈里面,我们是在美国中国人的社区里面,或在美国主流社会里面也都有一段时间了。当然三十年前中共政权是残暴,我以前也认为胡锦涛、温家宝给人温和的形象。我记得争鸣杂志在纽约开了一个座谈会,谈胡温新政。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讲,你不要对这个制度下任何一个人抱幻想,胡也好,温也好,一但落进这个制度里面,胡锦涛变成胡泽东,温家宝变成温泽东。他没有可能改变的,所以说香港的三个名嘴被恐吓,你看大陆的不锈钢老鼠、杜导彬,中共不断的抓人,你就可以知道完全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可能三十年前抓人是板着面孔抓,现在是笑着来抓,也可能现在抓了之后不是枪毙,是用刀来砍。以前枪毙还要补子弹费,枪毙一个中国人要补共产党两毛钱、一毛钱,现在子弹费大概不要了。
刚刚这位陈小姐也可能从大陆出来不久,在她个人的生活圈有限的范围里面。我个人是看过,也经历过,我的同学、学生、朋友、都有这种体会,我现在所讲的中国,都是我所看到、经历到、有资料根据的东西。因为电台所能给我的时间实在太少,我没办法一口气讲得完,所以我想具体一点的问题,回答起来可能比较方便。
吴先生:(粤语)很简单,刚刚那位陈女士可能是没有见过鬼,而这位李先生是见过鬼,所以他比较知道。
李勇:我同意他这个说法。共产党这个鬼是谁都看得到的,它从来没有隐闭,它杀人、为非作歹,从来都是公开,全世界都知道。六四是公开杀的,所以她不是没有见到,她是不见!不要看!她当不知道,她就说没有了。稍微留意一点新闻或到网路上看一看,从六四1989到现在15年的时间,太多例子可以看到。现在怎么会跟以前不同了呢?在这个制度之下永远没有不同的,除非它这个制度垮了,可能会不同。这个制度存在一天,没有毛泽东也有胡泽东,也有温泽东,也更有江泽东之类的人。
所以我觉得也不必要对他们抱着幻想。我们已经逃来美国,我们也安全了,只是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同胞不要再被这么一批比黑手党、恐怖份子还要恶劣的集团来控制我们,我们中国人可以过舒服好日子,自由自在的日子,这是我最大的盼望。所以刚刚吴先生讲的,我们见过鬼,我们知道。这鬼谁看不到?这鬼谁都看得到!公开的!杀人放火、为非作歹,全部都公开的!我觉得不要把头埋在沙里面,看不到就算没有。
主持人:李先生您觉得在海外,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李勇:威迫利诱!我告诉你一件例子,这里有个很有名的律师,他曾经做过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名的新闻记者叫许瑾,她在1951年从上海逃到香港,她到香港后写了一本书‘毛泽东杀了我的丈夫’,写了之后就被放到黑名单里第一名要除掉的,所以她就跑到台湾去,然后又跑到美国。这个人是最有名的,还有有很多这种类似例子,数之不尽,所以说不是见鬼,鬼是摆在那边,它讲明,反动份子逃到天涯海角,它就追到天涯海角。
主持人:那么李先生,我是觉得刚那位陈小姐问得问题也代表一些华人的看法,因为他们觉得,你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的领馆的官员,在海外他就参加这个升旗,那个社区活动这个公益事业,对海外华人也表示非常关注,签证什么帮助,护照延期等等,一些华人看到的这个图像,那么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看到这样一个轨道是看得见,这个认知上的差距,你怎么看?
李勇:这没有差距,这些干部他们也是为了吃饭,他们只是小职员,他们在那个制认履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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