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居正：红朝谎言知多少？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谈中共本质

在现阶段这样矛盾的氛围中，大纪元时报与博大出版社以全球征文方式征得了数百篇自中共建政以来种种千奇百怪的谎言实录，并精选其中三十七篇汇集成《红朝谎言录》一书，目的在让世人真正的了解中国共产党说谎的本质，去除对其不实的幻想。

为了让书中所述与理论依据相互印证，大纪元特别专访台大政治系明居正教授，针对中国自毛周、邓江直至胡温的政治发展与其理论依据，深刻剖析中国共产党的过去与未来。

马列共产　神主牌位

记者：中共建政以来，自毛周、邓江直到当今的胡温，不管路线的或左或右，都不脱离其以马列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路线。虽然经过五十多年血腥残酷的实践证明其荒谬性与不可行，但即便是资本主义色彩日益深化的胡温时代，似乎仍坚持马列的信念。

明教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建构在对西方工业革命后遭受资本家压榨的劳动阶层的同情与不平之上，由于马克思高度的煽动性与当时社会上残酷的阶级压迫，在当时的欧洲普遍的为年轻知识分子所感动、所接受、所鼓吹。曾有人形容：二十岁前读马克思主义而不动容者，其人必无血无泪；但三十岁后仍为马克思所煽动者，其人必无智慧。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会经历五个阶段：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最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世界。马克思同时认为，当下正是资本主义兴起之时，随将而来的是社会主义的美丽新世界。因此马克思主张以革命的手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达到完美。

但是经过五十年的发展，马克思许诺的美丽新世界一直都未降临，社会却随着资本家与劳动阶层不断的冲突与妥协下逐渐产生了代议政治。接着在一九○○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分裂出两个路线，一个是以伯恩斯坦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列宁的暴力共产主义；前者主张以民主的方式，平和渐进的实践马克思最终的社会主义理想。于是西欧与北欧国家产生了以选举代替暴力的民主政治，同时一直平和地演变到今天主权在民的民主化社会政治制度。我们可以从他们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与重税收政策等，找到马克思理念的痕迹。

至于列宁则主张以暴力革命铲除遂行共产主义的一切阻碍，建立以劳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经由阶段性社会主义发展过程逐步实践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理念。我们从后续这两派的发展，可以归纳出两个取向：经济发达的国家走的是前者，而经济落后国家则是选择了后者。毛泽东正是师承列宁，以血腥暴力、阶级斗争揭开了中国近半世纪腥风血雨的红朝谎言史。

而在整个暴力斗争史中，中共记取了国共斗争初期的失败教训，并师承苏共全力发展组织、意识形态、情报渗透与军事武装，藉此巩固并发展其势力，可以说，中共极权暴政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靠的就是这四个法宝。直到今日，我们依旧可以见到中共在党组织的严密性与情报网的绵密功力；而其意识形态的教条更是挟其强大的宣传能量无孔不入地深入每一个角落，即便是海外也不放过。

“三民”政策　虚伪恩赐

记者：胡锦涛在就任国家主席三个月后发表“七一”讲话时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政策。这与 国父主权在民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比较起来，其内涵似乎只点到了民享，而且还只是一种由上而下恩典式的民享，但却也激起了中国民众感恩戴德的广大回响。

明教授：的确，胡锦涛所谓的新“三民”政策实质上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差得太远了，它的确只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恩赐。中山先生通晓西方各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也亲眼目睹了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国富民强，与因此而崛起的资本主义所形成的严重弊端。当中国历经一八六一年的自强运动，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以及一九○六年在袁世凯与张之洞联名请奏下而行的慈禧变法等三次政治改革的失败，再综观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历程与推翻满清后军阀割据的局面后，中山先生深刻了解单靠武装与制度是不足以成功的，唯有思想与文化的改变才能彻底改革。于是在民国十三年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主权在民以及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由下而上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相较之下，胡所提的新“三民”政策只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恩赐，所触及的层面仅止于民有与民享的基本概念。但是这对历经长达五十多年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民而言，自然是格外的珍贵，尤其是长期处于斗争对象的苦难知识分子，在右倾路线的宽松局面下，不但获得了生计上的大幅改善，而在工作上也较能够施展一些抱负，相较于文革之前的极度苦闷自然是有所“珍惜”。

迫害历历　期望依旧

记者：中国近代经济正逐渐泡沫化，而官员贪污腐败与对无辜百姓在信仰及权益上残酷迫害历历在现，然而对于全球华人而言，却仍对现代的中国寄予如此的厚望，是什么因素使然？

明教授：百年来的屈辱感吧！中国人一直记得历史上的中国，不只是武功的强大还记得她昌盛的文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一方面觉得受到战败的屈辱，另一方面觉得西方科技文明比自己高，这是中国人所不习惯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向是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很少是接受者。这是一个关键！所以华人期望中国再次强大灿烂，一种能够表现在国家统一，军事、经济以及体育文化各方面的强大。所以中国人只要有一点苗头就有很大的期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每次以民族主义煽动都能够耍得通的原因，因为它让中国“貌似”强大。回过头来说，这也就是因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所受的屈辱太强了，强到无法承受，所以华人乐见中国强大，即便是“貌似强大”。这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使然，再加上中共文宣的凌厉攻势，扭曲了“强大”的意义，夸大了不实的内涵，更助长了民族主义的火焰。

至于经济泡沫化这点，中国大部分的百姓还没看到，由于中共传媒的严控与封锁，有识者如何清涟等学者的大声疾呼几乎无法为铁幕内的人民所知悉。（编注：请参考博大出版社河清涟女士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

“社会主义”　遍地谎言

记者：邓小平在启动经改列车时宣称他所实施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让人们有些困惑：究竟马列共产主义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在哪？中国现行与未来的政治体制走的又将是哪一条路线？“一切都是为党的政治服务”似乎成了这个国家最高的政治指导原则。从《红朝谎言录》一书中可以看到几乎一切不符合党的形象、党的利益的就必须用谎言合理化，用谎言埋藏，用谎言消灭，哪怕是再荒谬的谎言。远看陈独秀、瞿秋白，中看刘少奇，近看胡耀邦、赵紫阳，权倾一时，为党尽瘁，但其最终的下场都是用最悲惨的葬礼埋葬在谎言中。

明教授：我们可以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中国所经历的几个重要的政治运动与血腥整肃中发现这些真相，并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九四九年到五三年是中共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它缓和了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的抗拒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在五○年参加了韩战，用百万中国人民的鲜血与生命为苏共老大哥打了这场代理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共除了巩固其在共产国际上的地位以外，同时清洗了前国民党投降后所残留的军队势力。战况的惨烈在《红朝谎言录》中〈韩战回忆录〉有着详尽的描述。接着，为了巩固它的政权，在五一到五二年进行了所谓的“三反、五反”运动（反贪污、反官僚、反浪费，与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把对其政权具有威胁的政治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全数清除，在这次运动中因而被杀的人数达二百万人。（编注：最离谱的是在反对偷税漏税这一部分，当初中共定义的逃漏税追溯年限竟然为清朝光绪年间，一夜之间全上海的企业家几乎全部破产，因此而自杀者处处可见，为避免债遗家属而且死要见尸，当初自杀者都选择跳楼而不投江。）

到了五三至五六年间，开始进行“化私有财产为公有”的“三大改造”运动：首先进行农业改造，以合作社方式并小农为中农再合并为大农，藉此将农地收归国营。这期间由于农民的激烈反抗遭到中共的强烈镇压与屠杀。接者实施个体手工业改造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由于农改阶段杀鸡儆猴的效应让这两个阶段很快就顺利完成，从此，中国90％以上的大小私营企业俱归国有或公私合营。这就是中共所谓的“由新民主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也是中共要达成马列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过程。

到了五六年，原本是要进入另一个社会主义里程，但由于当时国际共产阵营兴起了自由化的浪潮，而匈牙利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运动导致毛泽东对中国内部知识分子右倾的深度疑虑，所以在五七年展开了“反右”运动，其结果是打乱了原先的政治布局，也导致了随后一连串的错误政策。

毛当时以“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鼓吹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最终却以“香花变毒草”收场。四百万人遭受反右牵连，其中登记有案被正式扣帽整肃者为五十五万人，这五十五万人可说是当时中国的精英分子，朱熔基与刘宾雁便在其列。到了七八年邓小平为了走资右倾全面普查摘帽平反，直到八四年，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注：未被平反的人数有多种说法，少则五人，多则5000或一万人，但是无论如何，比起当年的55万人，都是九牛一毛。所以反右是被大大的扩大化了。由此可见暴政的可怕）。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标准，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错划者高达99％。“罗织罪名扩大化”，这就是中共最拿手的整肃利器，因为五千人而整肃了五十四万五千名无辜的知识分子，同时牵连了近四百万的受害者。所以“反右”以后人人噤若寒蝉，造成日后当政治上出现各种光怪陆离的政策时却无人敢言的现象，导致日后为官者肆无忌惮地撒谎，而老百姓则是生灵涂炭的悲惨局面。

红朝历史 腥风血雨

记者：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事件不少。

明教授：是呀！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为“改善人民生活，加速经济建设”，顽固地展开了全国生产“大跃进”运动，开始实施人民公社：拆散家庭、男女分社、全体下乡生产、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吃不饱的社会，实施后的结果是粮食大量消耗，生产意愿降低，官民巴结拍马、吹嘘浮夸的风气日盛（为了虚报粮产甚至出现一亩田产万斤粮的弥天大谎），导致基层官员素质的急遽恶化与生产能力的急速降低。而“超英赶美”的炼钢政策，更是导致人民盲目炼钢不事农业生产，造成“丰产而不丰收”的经济上严重失调。炼出了数百万吨的废钢不说，最后导致农业的全面停顿造成空前的大饥荒。八年抗战中国死亡近两千万人，而中共在大跃进期间，短短三年便因为政策错误造成的饥荒导致了近四千万人的死亡。为掩盖事实，中共将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从当时的气象分析研判，这三年中虽然部分区域出现了局部性南涝北旱的经常性气象，但整体来说在那段期间全国堪称是风调雨顺；这在《红朝谎言录》中〈“三年自然灾害”来龙去脉解密〉一文，有详细的统计数字为之佐证，而另一篇〈一人说谎，全省遭殃〉，更是描述了当时仅甘肃一省，由于省委书记的谎言就饿死了三百万人的悲惨纪实。

六二年毛泽东因为“大跃进”的失败被迫交出权力，辞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掌权。由于毛泽东对权力的恋栈与野心，于六六年针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官僚派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夺权斗争──“文化大革命”，并找了枪杆子林彪为靠山另立党中央与刘少奇一帮人抗衡，当时的周恩来为了私利则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暗整刘少奇。在文革的前五年中，从中央到地方计有四百万当权派精英受到空前残酷的迫害，刘少奇的下场更是凄惨，在《红朝谎言录》中〈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一文里，清楚描述了刘的悲惨下场。毛泽东的目的虽已达成，但是权力却旁落军人手中。所以七一年毛泽东开始斗争林彪，亲密的战友一夕间变成叛徒，林彪最终横死大漠。七三与七四年斗争地方军系，接着斗争周恩来，但因周势力深厚未能成功。

后为挽救陷于崩溃边缘的中共经济，经毛、周协商，于七四年让邓复出任副总理，但是遭到以江青、王洪文为首的四人帮的抵制与恶整。七六年周恩来去逝，当年四月五日于天安门聚集的十几万悼念周恩来的学生民众遭到四人帮以五万多民兵进行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一夜之间血流成河，当时的实际伤亡数字至今仍是个谜，此为“四五天安门事变”。不久邓小平垮台。

同一年毛泽东身亡，华国锋上台，四人帮开始准备夺权。在叶剑英的协助下，华国锋于北京发动政变逮捕江青一伙，并于上海同步镇压四人帮巢穴，七六年十月铲除四人帮余孽，至此，文革正式结束。总计在文革中因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者具中共官方估计达一亿人以上，直接受到冲击而死亡的人数则高达两千万人。

随后因华国锋崇拜文革坚持毛的路线，导致心有余悸的元老旧识协助邓小平于七七年复出，并于三年后斗垮华国锋。在这期间邓小平举起改革大旗启动经改列车，并亟思对抗以华国锋为首的极左路线。《红朝谎言录》中有关张志新的平反一案〈杀人者为何为被杀者平反？〉，其实就是邓小平为了对付华国锋，阻止左派的复出，拿死人为右倾走资路线作开路的先锋，也从这里引申出前面所提到七八年邓小平为右派摘帽平反的作为。

随后邓小平扶植胡耀邦主政，但是由于胡耀邦的宽松政策导致邓小平的不满与猜忌，于八七年部署重兵拉他下台，但是胡耀邦并未抗拒反倒潇洒引退成为中共建政以来的异数，这对邓小平而言不啻是拉错了人还打击了自己的声望，也埋下了六四天安门事变的远因。赵紫阳则在倒胡的过程中，为了自保与前途，使出了周恩来文革的招数，扮演落井下石的角色，并获得邓小平的青睐继而崛起。

八八年至八九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而邓小平“坚闯物价关”的决策直接冲击了学生的生计，再加上知识分子对社会政策上诸多不满而引发民运。八九年群众以悼念胡耀邦为由，全国上百万民众群聚北京天安门，藉悼念表达了对当局施政的极度不满，并要求邓小平下台。高亢的情绪、激昂的言词、自由的呼声终究不见容于当局，六月四日凌晨终于爆发了“六四天安门事变”，中共血腥镇压的结果，当日清晨就有上千名学生与民众在广场当场被击毙（编注：有关伤亡数字众说纷纭，根据当时台湾当局的情报显示，有三千七百多名学生、市民死亡，九千六百多人受伤，相较于其他媒体的报导，掌握了相当具体的数字）。由于赵紫阳当时反对镇压得罪当局而下台并遭软禁，而江泽民则在六四之前因镇压上海示威获得中南海的信任奉召进京，咸信与策划镇压天安门事件有密切的关系，江泽民也因此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进而取得政权直到今年九月。

从中共建政后一路下来的社会运动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想要改革，要走资本主义路线（从文革时邓甘冒大不讳支持刘少奇右倾修正路线中可以看出），但又不敢批毛放掉共产主义这块招牌，因为那等于毁掉中共过去几十年来的建政史实和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所以邓宣称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藉此掩饰其一步步的走向资本主义的事实，只维持了少部分的社会主义架构，如党仍牢牢掌控经营，以及土地依旧国有化，其余多回归私有。所以中国有人对邓的经济改革提出如是的评语：“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之前的社会主义路线都白搞了，最终却又回到一九五五年没收人民私有财产之前的景象。整个谎言也就由此而来，中共建政一路下来不断的谎言，都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其实中国共产党里仍然有一些良知未泯爱国爱民的党员，就像陈独秀、瞿秋白、胡耀邦，只是他们爱国更甚于爱民，就说邓小平吧，他可说是“抽象爱民、具体爱国”。从历史上辩证地看，这些党员因不得其法，走错道路、用错方法，去救一个他们所爱的中国，出于好心却害中国害得要死，套一句中国政论家胡平的话：即便存心恶整都整不出这样的悲惨局面。

总的来说，中国领导人过去搞的是马列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而现在搞的是不敢讲的资本主义却又不想放弃那块马列的招牌。中国现在的体制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徘徊，所以毛当初的一句名言“中国向何处去”，也正被一些有识者重新提出。

人民公敌“信访办”　御用打手“公检法”

记者：在近代中国社会迫害上最令人不可思意与震惊的，就是在廿一世纪的今天，自诩为现代化的中共政权对手无寸铁一心修“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与其他正教信徒的大规模迫害与虐杀行为。而在这个过程中，“信访办”（编注：人民上访请愿的机构）与中共的“公检法”（编注：公检法是指中国的司法制度下三个机关：公安、检调与法院）却沦为欺压百姓的机构与迫害的场所，几乎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御用打手而非保护人民的制度。

明教授：打压法轮功是与过去的几场整肃运动采取了同样的手法，是中共累积了多年政治运动的一贯策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与“罗织罪名扩大化”。就像反右运动为了五千人而罗织罪名扩大了一百一十倍的无辜者。法轮功修炼者有上亿人，由于人数众多触及共产党专政独裁者，而却整体遭受到江泽民罗织罪名扩大化的迫害（编注：在过去的几年里，江泽民及其领导的610办公室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近300多个用于关押，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基地，约有几十万法轮功学员遭受关押和囚禁，并承受精神和肉体上的酷刑折磨），这根本就是文革的翻版；共产党内部官倒腐败者日众却不知检讨，这不是双重标准吗？究其原因就是江泽民过分执迷于权力，继而产生的妒忌心理所导致。

至于“信访办”与“公检法”这两个制度，在了解了中共过去的政治斗争史后我们可以说根本就是为了服务共产政权而设的。在《红朝谎言录》这本书中有一篇〈民间信访案例纪实〉就详实地叙述了信访办与公检法许多的劣行劣迹。

政治改革　趋势难挡

记者：当前华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大陆内部及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甚至部分西方智库，对于中国共产制度存在一种虽不满意但必须接受的论调，他们怕的是中共的崩溃造成内部的社会秩序的瓦解，进而导致全球整体运作机制的崩解。

明教授：中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上仍存在着对于大中国的渴望，同时对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与整肃迫害所存在的残酷印象至今犹挥之不去，尤其是文革、六四与对法轮功和其他正教的血腥迫害手段，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政权仍然存在着深深的恐惧。同时相比之下，现在比过去宽松一些，基本上知识分子也还受到些尊重而有所发挥，社会走资开放后百废待举，因此知识分子收入更是增加了，大中华情怀也因为中国“貌似强大”的假象而得到补偿，所以在当前局势下部分知识分子会有“虽不满意但须接受”的论调。

至于制度的崩解那是必然的，这可以从国际的压力与历史的轨迹中看出。苏联与东欧人心的改变，经过实际访问与专家们的分析指出，其实有一大部分是透过西方广播媒体将自由民主的讯息传播到铁幕国家的人民所导致。随着时代的变迁，再多的干扰也无法阻绝自由的声音，而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动力。

而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自一九九一年起一夕之间陆续解体，在这之前没有任何政治端倪，也没有任何专家学者预见会如此的突然。既然共产党的崩解会发生在苏联与东欧，那么走同样政治路线的中国就没有例外的可能。再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经历那么长久的社会与经济的变迁，势必也会引起政治的变动。以同是华人政治实体的台湾为例，从农业步入到工商业，从国家干涉的计画性经济到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在历经如此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后，台湾人民对于政治改革意愿的高涨与诉求，国民党当局是挡也挡不住的，这可溯自于一九六九年台湾“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开始。随后改选声浪日增，最终为全面改选进而推展至政治体制完全民主化的变革。

所以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势必会引发政治改革，温和的如西方伯恩斯坦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与台湾的政治改革，激烈突变的如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的瞬间瓦解，体制的不同自然造成其间的差异。因此，回顾历史的轨迹，中国没有理由不会改变，世人也没有理由不去接受或抗拒这种改变。

中共部分高层与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所谓的“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较于同是马列门徒的苏联与东欧，是不同的发展路线，是不会产生如此变迁的。这样一厢情愿的想法只是暴露了这些人根本没有认清自己政党的来龙去脉与本质，没有看清世界历史的脉动与意识到中国国内即将爆发的巨大的潜在压力。

胡温“新政”　有待观察

记者：中国的政治环境犹如一个大染缸，对于贫下中农出身，形象亲民爱民的胡温而言，是否能够免俗而出污泥不染？

明教授：中国共产党是有一些如胡耀邦等清新之士，但是染缸的意义就是逃出去的机会不大，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共没有官员敢站出来对抗政治环境中那么多的不合理与矛盾的政策和作为。列宁说：党是在不断的清洗与淘汰中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师承列宁，不断以党的教条清洗跟不上党的脚步的追随者。胡温是否能免俗而出众我们不敢说，但设想，当轮到他们在操纵染缸的时候，能否保持清廉呢？所以我们很难说，只能说是期待吧！

民主开放　力挽狂澜

记者：最后，想请教明教授，如果中国共产政权最终如前所述将面临崩解，那么中国政府究竟该如何面对才会有机会挽回他的政治颓势？

明教授：西方工业革命创造了新兴的资本家，而其中多数是没落的贵族，他们成功后以钱易爵，对外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对内则是剥削劳工。知识分子则协助劳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开始暴动夺权。于是资本家与贵族开始与劳工和解，权力也逐渐释出，随后，以选举方式产生议会民权的概念逐步稳固。由于彼此人数上的悬殊，权力开始向人民倾斜，国会力量开始强大，于是社会政治开始变迁，开始多元化、平民化、世俗化，终于在英国、西欧与北欧发展出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且顺利地传到北美，最终以帝国主义方式痛苦地传到了亚、非、拉三洲。在亚洲，日本是轻易地经历过去了，而中国就在这痛苦中挣扎了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如果中共近代领导人没能看清楚这条发展的路线，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依然采取抗拒的态度，那么它肯定是会被淘汰的，殷鉴不远，东欧与苏联搞了半个多世纪的一党专政，最终还是被淘汰了。中国究竟该往何处去？建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上开放的民主制度，这就是他挽回政治颓势最终的答案。

（大纪元记者万子青台北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