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农民永运还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自从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解放，有一些改观，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那只是极少数人而已（我们先不管这些人是靠什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占不到20%的比例，大多数人只是比解决温饱问题稍好一些而已，离所谓的小康水平太远了。
二、 对于土地，农民没有真正自主经营权。
答案是没有，前几年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有些地方政府发现什么能捞到钱就发动本地农民一窝蜂地上，也不管适不适合本地的情况，也不管农民同不同意。我些地方还有一种土政策叫“超常规”，就是强行把农民的田地用机械犁起来，强迫农民种某样东西。这样一来不知背后受了农民多少的咒骂，但这些官们还是乐此不疲，因为这些东西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好摆政绩，好升官去。可种出产品来后，（比如南方有些地方的甘蔗）官们又不管了，买出去的东西换回来的是白条，农民受双重压迫，一是官们，二是那些也是官们管的企业，农民还得受短斤少两、求爷爷告奶奶之苦。
三、 农民随时都有失去土地的危险，特别是近效区的农民。
当城市在扩大的时候，各方面都得到了好处，而农民的利益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便农民们一句话都不敢吭，因为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压倒“土地归国家所有”，如有违抗者来个“公检法联合执法”。于是乎“国家所有”的土地就变成了某些实权单位的“钱袋子”，和那些有官家背影的所谓的投资商们的“钱篮子”。这些人利用一切机会疯狂地圈地，二万多元一亩地的赔尝价打发了农民，然后进行开发或出租，价钱于是成十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从些，这些实权单们以后子孙后代都不愁没有奖金发了，老婆孩子永远都有着落了。这都是进行的权钱交易，而农民却永远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近年来的“撒县改市”热使这种圈地运动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四、 政治权永远和农民无缘。
每次乡里县里换届选举，政府的宣传车天天在广播：“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力”，但好像这些东西离农民太遥远了。请听一听农民说的一段话骸秆“龃宄せ沟梅鞘歉鯴XX党员，即使不是党员，而选个村长顶个屁用，村里第一把手还不是XXX党的村支书。而村支书又是谁选的呢？还不是乡里内定，即使村支书实行选举也轮不到我们，那些党徒党拿去干嘛了。乡里书记、乡长就更不关咱的事了，没听说过吗？乡里一个内定的副书记没选上，硬是进行了三次投票，终于选上了。那肯定能选上的，反正谁当还不一样，选就选呗。”
五、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富者是谁？官们也，贫者是谁？农民也。现今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人们叫他们“走读干部”──乡镇干部。其实说“走读”那太寒碜他们了，君不见他们个个肥头大耳，出入轿车，上下高档酒楼，办公室在乡下，私宅在城里，床在酒店里。一个并不富裕的乡镇，书记、乡长最少要坐好一点的轿车，副书记、副乡长最少要坐桑塔纳，农技、工商等部门少要越野车吧。早上一排长溜从城里“下乡”去，深入群众，看哪家有鱼塘，哪家有土鸡，然后“密切联系群众”搞“烟洒”工作。下午又一溜烟回城，到酒楼去“发辉光和热”，找个小姐“努力地作出更大贡献”。如些，农民焉又不贫者，官焉的不富者？
六、媒体上永远听不到农民们想听的声音。
电视上、新闻上看到的永远是官们的一幅嘴脸，永远听不到农民们想听的声音。如：今日某某地又大闹春耕，某某领导或某某干部到地里和农民一起劳动，摄相机、小车一走，“呼啦……”洗脚上田，然后是一片骂声……
哎！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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