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罗瑞卿秘书回忆：文革中我怎样离开公安部的

　　晴天霹雳

　　1965年的春天，带来一片晴朗和喜悦。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国人民经过两年多奋斗，从三年困难阴影中走出来。农业两年丰收，经济经过调整，市场开始复苏，生活有所改善。人们心情开朗，充满了希望。青海省形势也有明显好转，克服了历年靠国家调拨粮食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畜牧业得到恢复，全省农牧民日子好过了。青海省委工作受到人民的称赞和中央的表扬。我也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当时我在青海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报中央批准，调我到西北局任办公厅主任。青海省委要挽留我任西宁市委书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认为我是公安部借调去青海工作的，应该仍回公安部。正好我有病，在上海医院治疗，工作何去何从，只得待病治好了再定。

　　当时我患的是浮肿病。 1961年春季随周恩来、谢富治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做农村调查。我在成安公社小堤西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赶上三年灾难中最严重时刻，在农村一个月，就得了浮肿病。周恩来在伯延公社，谢富治在成安公社，同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有一次汇报会后午餐，炒了一小盘鸡蛋。周恩来用刀划成四份，周与邓颖超、谢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虽苦，但是通过农民群众无记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我与大家同感不虚此行。调查结束，我到了青海，常在农村、牧区蹲点，顾不上治疗休息，浮肿，特别是下肢肿得更厉害，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紊乱。经领导安排，在上海广慈医院请专家邝安昆教授治疗。这一段，我日子过得很平静。

　　在一片晴朗和喜悦中，天边逐渐升起乌云。在1962年夏季，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大讲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这往往是发动党内斗争的信号，却被人们所忽略。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起草农村“四清”文件，毛泽东公开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引起了刘澜涛等人为毛刘关系的忧心，而刘少奇仍未引起警觉。这个期间，林彪、江青暗地里声东击西，兴风作浪，直到1965年11月，江青组织姚文元抛出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乌云更加密布，终于在“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晴天霹雳。

　　1965年11月26日，罗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他的秘书来看过我，不久罗即离开上海去云南省考察。12月6日，谢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问他开什么会？他说清晨周总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开醒牖嵋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