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在中国大陆，要想获得某些身边的消息，其途径历来都有“出口转内销”的“中国特色”－－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下发正式文件，将焦国标、余杰、李锐、茅于轼、王怡及姚立法等六人列入禁止报导名单。我看到这则消息并不感到意外，近年来我已多次听到过类似的“封杀令”和“黑名单”。中宣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台一张“黑名单”，严令出版社不得出版在这张“黑名单”上的作家和学者的著作，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体上也不得出现这些人的名字。有时最高领导还会亲自“点名”，被“金口玉言”殃及的“思想出格人士”只好“销声匿迹”了。

有趣的是，堂堂一个执掌全国文宣大权的中宣部，从来没有将这样的文件送到过作为当事人的我的手中。即便是二零零零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单方面撕毁劳动合同，剥夺我应有的工作权利，“据说”也是缘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给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一通电话。当我去作协办公厅“讨说法”的时候，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承认他们是在“奉旨办事”，没有一个官员敢于供出命令他们的后台老板来。作为执政党的“喉舌”部门，中宣部做事却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真让人感到既可气又可笑。

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一直很兴盛。满清王朝的文字狱最多，仅举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公元一七七七年，即乾隆四十二年，书生王锡侯被人告到江西新昌县衙，罪名是他编撰的《字贯》一书中有“狂妄悖逆”之语。时年六十三岁的王锡侯多年科举不第，转而发奋著书，《字贯》是他花费十七年时间写出的一本简明字典。他希望这部体例新颖、资料丰富的工具书能成为士人案头的必读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书却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在这部字典中，他略略批评了一下《康熙字典》，云：“然而贯穿之难也！今《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在字典中还出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皇帝的名字，没有按照规定缺笔“避讳”。他之所以在“凡例”中将三位皇帝的名字如实写出，是想提醒士子们不要忘记了避讳。

接到举报之后，新昌县令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禀报江西巡抚海成。海成命令幕友们仔细检查《字贯》，确实发现了上述问题，但认为该书只是“狂妄不法”，还算不上“悖逆”。于是，海成便拟了奏折，向乾隆皇帝禀明案情，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的功名，以便进一步审理定罪。同时，还将《字贯》原书恭呈御览。

乾隆一番“御览”之后，大发雷霆。他亲自批示说：“罪不容诛，应造大逆律问拟。”乾隆还痛斥海城“双眼无珠”、“天良尽昧”，居然没有发现连如此可恶的 “悖逆”之处。于是，王锡侯迅速被押解到京。几天之内，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便拿出了这桩“大案要案”的处理意见：请旨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缘坐，家产没收入官，王锡侯所著一切书籍通令各省查缴销毁。乾隆皇帝假惺惺地“法外开恩”，将王锡侯“从宽”改为斩立决，其子孙王霖等七人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王锡侯的全部家产，连同锅碗瓢盆、小猪母鸡通通加在一起，也仅有七十多两银子。一个清贫而迂腐的老夫子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案子还没有了结。江西巡抚海成也难逃其咎。海成本来是乾隆在封疆大吏中树立的收缴禁书的典型，他在江西收缴禁书八千多部，居全国之首。海成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颁布诏令，命令各州县将地保招集起来，让地保挨家挨户收缴禁书，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则拿州官县官是问；另一方面也给予献书者以丰厚的补偿，由政府发给原来书价一倍的补贴。乾隆曾经命令各地仿造江西的这种做法。这次海成却栽了。乾隆先是“传旨严行审饬”，继而 “交部严加议处”，然后“革职交刑部治罪”，直到刑部拟斩立决，他才装模作样地“从宽发落”以示“皇恩浩荡”－－从斩立决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海成是乾隆朝文字狱中第一个因为查处不力而被判处死刑的地方大员。乾隆毫不掩饰地宣称，处死海成的意图就是“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

乾隆朝的文字狱在有清一代数量最多、牵涉最广、惩罚最重。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的兴趣来自于爷爷康熙、父亲雍正的“遗传基因”，而又将其发扬光大。在我看来，这些残忍疯狂的帝王都患上了一种特殊的“文字过敏症”－－就像有些人是“花粉过敏症”患者，他们是“文字过敏症”患者。比如，像乾隆这样一位号称“诗人”的皇帝，虽然一辈子都在吟诗作赋，但骨子里却始终有一种“野蛮民族”的自卑感。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时刻都在警惕着别人动摇、挑战、乃至颠覆他的权力，而文字正是一种特殊而危险的武器。乾隆深知，只有柯断了文字，才能柯断思想；只有柯断了思想，才能让臣民都成为顺民，自己的帝国也才能“江山永远不变色”。

在纳粹德国，宣传工作一直是法西斯党的重点，而文字狱更是伴随纳粹政权的兴起与灭亡始终。谎话大师戈培尔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达十二年之久，在他的努力下，谎言成了真话，说真话的人统统被徒(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