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藩：大跃进灾难惨绝人寰的一幕

信阳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孝感、黄冈和安徽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老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肆虐，竟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出现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时间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一九五八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群众为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成一体，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当时取名“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八月份，全地区实现公社化。

在一九五八年夏收，当时在岈山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的地浮夸成三千二百多斤。随之，西平城关公社出现亩产小麦七千三百二十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告诉我这一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有一亩地产几千斤的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登出亩产几千斤的消息。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斗，全区为此挨批的人约有一万二千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不过，一九五八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大办钢铁误了收割，损失百分之十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十六亿斤。

到一九五九年，信阳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秋粮眼看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八月初召开了一次各县市负责人会议，让大家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要求预报粮食产量。地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九个常委中，八个人认为一九五九年是特大丰收年，要在一九五八年五十六亿斤的基础上预报七十二亿斤。我在会上持不同看法，认为今秋是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三十多亿斤（后来证实只有二十多亿斤）。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九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七十二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的意见。路宪文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开会。当时我不管怎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说共产党人在甚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而已。随后按省委意图要在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份子，可批斗不起来。路宪文无奈，抓住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批斗，随即撤销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仍按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就在家里煮红薯叶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路口设岗拦堵。当时地委不仅没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看到生产队确实没有粮食，群众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人出现浮肿。我感到问题很严重，召开县委常委会，提出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知道他们超征购七百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有人说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我说来不及了，等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使这个县基本上没饿死人。这后来成了我一大罪状，余德鸿也受牵连挨整。

其他县就不同了，反出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还开现场会。如鸡公山现场会，场里圈着很多“瞒产粮食”，其实就是上边一层稻，下边全是稻谷。类似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有的被开除党籍。如光山县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人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将这个医生逮捕。信阳县一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写信给省委反映情况，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榭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