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何以投延安 (2)

　　救国肯定需要科学，但是科学却不一定能救国。科学是求客观真理，非关社会也不及人文。其可以有用，可以没用，可以谋福，也可以造祸，这要看社会的机制，怎么使用它。就中国当时的混乱落后，科学不要说救国，能在种种缝隙中保存下去即不易。何况科学是长久之事。就中国之状，以救国之志学科学，大致走不下去，除非是爱科学而不管其它。程弃理改文可以理解。但又为什么弃学问而从政治呢？陈独秀办《新青年》同人相约“不批评时政”，胡适讲“２０年不谈政治”。但他们还是卷入了政治旋涡。陈辩解：“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答顾克刚”《新青年》３卷５号）蔡元陪、胡适、丁文江等１６名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包括李大钊）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声明，“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种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者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的优良份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好人袖手看着国家分裂，看着讨阀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言衷意切，痛心疾首。话至此，实是文明已经崩溃，国家社会有名无实。因此政治之外的“好人”们不得不出来承担责任，解救危难。但这和胡适个人自由的主张并不太一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个人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启蒙”和“救亡”就成了矛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卷入政治的原因。不是他们好事，是社会没有了秩序，何尝能有分工和个人保障？

　　但要说明，忧国忧民程贤策同于学者们，但其参与政治的方式甚不相同。自由学者们的参政是要求宪政，南北议和，而程是投身暴力革命；学者们不失个人立场、观念，参与而有限度；而程则以个人献身于党派。程是“好人”，欲救国救民，但“良”要以“知”为根据。不在程弃科学从政治，而错在其对政治的盲目。政治是现实之事，革命更是残酷之事，容不得天真和幻想。而程投身共产党，却并不“知”共产党。其不是将之作为政党，由现实政治进行审视思考，而是把“党”作为真理和信仰，当做新生活新世界之寄托，实际这是迷信和神话。上个世纪中国读书青年对共产党的误差在此。在历史剧烈混乱中，青年很难对政治分辨得清楚，难能有成熟的思考，但是人对分辨不清的事情，要保持缄默和距离，除非理智考虑成熟。政治只能是政治，要保持对它的充分理性和现实感，避免对之夸张，更不可浪漫化和神化，不可凭激情和时尚冲入其中。这该是我们由前人汲取的教训。

　　中国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中共是抗战之后。韦君宜反省说：“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都要反对日本，但是没有反对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有什么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韦君宜这里说了两个当共产党的理由，一是国民党不抗日，再是左倾的影响。韦君宜说得诚恳。但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不抗日，这是当时的舆论，却不是事实。史家一般引用资料：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伤亡３２１万（其中阵亡是１３１万），共产党军队伤亡是６０万。双方都有抗日，但国民党更主要，而共产党倒是把更多的注意放于发展自己的力量，１９３６年中共到延安只有３万人，４５年发展至１２０万军队，管辖人口１亿以上。但是为什么当时会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不抗日的舆论呢？这里有左倾思想的影响，比如七君子，有共产党从中利用；比如“左联”，一□二九学运。但更根本的原因则国家连连失败，领土丢失，军队退却，而社会腐败，军阀腐败，统治者内讧，其给国民带来普遍的绝望和愤怒。对之国民党政府负有重要责任，人们对之谴责发泄怨愤在所难免。但是中国之失败，原因并不只在政府，而在整个民族。胡适沉痛地写道：“深刻反省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不中用”，“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没有科学，没有工业”，“贫穷到这样地步，鸦片白面害到这样地步，贪污到这样地步，人民愚昧到认为最高官吏至今只要念经诵咒就可以救国的地步，这个国家是不能自存于这个现代世界的。”（“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４１号）

　　因此韦君宜所指国民党不抗日，有青年人的偏狭，但其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愤慨则是当时民众普遍之情。韦君宜说“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思痛录》）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国民党不公正，国家落后，政治、军队腐败，政府无法有效抵抗，只能退却议和，以图将来。韦君宜这些青年投向共产党，实际是对中国社会的绝望。不在共产党是否真的抗日，做了什么，但是它提出了“新的理想和希望”，而且有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牺牲。至于什么是共产党、这些“新的理想和希望”的真实意义，他们在绝望中顾不得去考虑。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时尚对他们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韦君宜说：“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思痛录》）时尚带领青年，这在任何社会都一样。

　　但是，时尚的产生和接受有社会及人们的心理根源。刘宾雁先生记叙他投向共产党：“其实这几个少年，追求的首先也是个人自由，那么何以未走向自由主义，却宁愿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呢？就我个人而言，渴望自由、使个人得到发展，最大的障碍首先是那种社会秩序。父亲失业，我连小学都上不起了。而每到冬季清晨，就时常目送马车队满载冻饿而死的僵尸，缓缓驶过闹市，也不会无动于衷。那么不搞革命，以渐进方式改变社会有何不可呢？看不见这种可能。哈尔滨满目繁华，遍地是酒馆、赌场、大烟馆和妓院，你简直看不出有一个国家占领了那个城市。”（“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作为一个青春少年，在此种境况下，他会怎么样呢？忍耐等待，或清醒地理性思考？读书人，也同样是血肉之躯，绝境中也同样会和农民一样走向生命冒险。程贤策、韦君宜出身于有产家庭，他们有选择个人自由的条件，他们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放弃了。但中共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中下层读书青年，除救国救民之外，他们还有一层更直接的求生存谋出路的要求。１９３６年前，参加中共的知识分子并不多，有了西安事变，中共合法化，势力扩张，根据地扩大，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