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舆论对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的质疑和批评愈演愈烈。2005年1月初，继银监会之后，国家审计署再次剑指AMC，宣布“查出AMC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资金700多亿元，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指出“AMC在不良资产的剥离、处置及内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但在众多批评声中，却甚少有人意识到，这不仅仅是AMC本身的问题，更应反思的是已规模庞大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之痼疾。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AMC 共同主导着价值两万亿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这个市场出现自1999年开始的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动－－四大商业银行共剥离14000亿，到了2004 年，建行、中行再次股改剥离约5000亿，其间交行剥离600亿。
和中国所有的改革一样，处理不良资产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问题是自1999年开始，摸了5年石头之后，一直困扰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两个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有价无市”和“有市无价”，这两者听似相对，实则相合。
由于中国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是横空出世，如何处理不良资产，以及处置给谁，一直是AMC的难题。最初，AMC拿着手中价值不菲的不良资产，少人问津，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矛盾“有价无市”；后来虽然有外资前往，这个矛盾有所缓解，但依然没有更多买家出现在AMC面前，不能形成多层次的竞争局面。
同时，不良资产被冠以“不良”二字，并烙上伴随中国经济多年发展的体制烙印，因此如何评估这些资产的实际价值，确定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难如登天，市场中也没有一套成熟完善、获得各方接受的评估方法，从而出现了“有市无价”的矛盾。
伴随着这两个矛盾，滋生了大量的灰色地带，银监会和审计署所指问题均由此产生，比如收购不良资产把关不严、处置时弄虚作假等等。为“解决银行的问题”而成立的AMC们，成立之初就发现中国的不良资产交易是一个“有市无价”的市场。1999年国家开始金融改革，成立了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1.4万亿不良资产。
在不良资产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首先备受争议的就是当年吃螃蟹的“华融1”，起因是KTH和摩根士丹利合作的破裂，并发生法律纠纷。对当时的情形，业界人士评价摩根士丹利是“大佬耍混”，因此曾一度垄断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王都，将一些内幕公之于众。媒体跟进之后，引发了对AMC贱卖的讨论。
是否因为AMC带了这个使命，就应该成为国有资产保全的最终责任人，暂且不论，但这个话题却牵扯出不良资产处置环节中的诸多问题。对此银监会和审计署已有定论：AMC处置资产过程不透明，内部交易和关联交易问题较多，评估随意性大，存在假招标和假拍卖等问题。
这些现象源自不良资产市场的不完善，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了5年的这个市场，竟没有一套完善的评估不良资产的办法，从而长期处于一种“有市无价”的状态，即市场的各方主体无法将不良资产的市场价值弄清楚。王都介绍，许多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淘金的国际投行起初也没有评估不良资产价值的方法，现在业界通行的资产评估表，其原始模型是王都和其妻子在飞机上临时随手画出来的。
虽然每家AMC都有自己的评估部，但这些资产时间久远，以AMC的人力即便辅以电子化的手段，评估起来也如同盲人摸象，从而导致对资产的评估往往透过主观的判断和把握。“平均每个业务骨干要处理上千笔贷款，是否弄清楚资产的情况，只能说自认为弄清楚了，到哪一个程度则难以评价。”曲合磊说。
不仅卖家有这方面的困难，不良资产的买家也有类似的困惑，薛杰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辞职之后，也下海参与不良资产处置。他在评估资产的过程，根据自己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评估方法，但问及究竟把握有多大，他表示：“我的方法只能说是靠谱，最低价是不会错，其他就难说了。”
有意思的是，虽然卖家和买家们缺乏一套系统的评价指标来评定资产的价值，但市场的反应往往能证明不良资产的实际价值。2002年，长城向高盛协议转让两包价值4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高盛出价2.1亿元。双方签订协议之后，出售底价被长城各地办事处获悉，处置价格如此之低，超出办事处的预期，从而长城各地的办事处纷纷抢先处置资产，处置价格都高出长城总部开给高盛的价格，结果等到交割时，名单上长城原有的资产已经出去了一大半，最后不了了之。
另一笔同样开花没有结果的是2002年建行出售35亿的不良资产给摩根，这一次是银监会发挥了作用。2002年7月，建行将江浙一带的价值35亿的不良资产打包出售，资产包中有债务也有房地产，约占50％以上，被外资普遍认为是优质资产，摩根士丹利联合投标团透过协议拿到整个资产包，报价是7个亿。到 2003年7月，建行召开发布会，然后向国家有关部门报批。
谁知到2003年底，35亿的资产处置了不到五分之一，就已经回收3个亿，按此比例，最终至少回收15个亿，如果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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