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批斗、屠杀、挖心－－从我生活圈子中看魔党的罪恶

文革结束后，我才明白，我的父母都是高等学历，父亲还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他们都是中国最权威的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可当时在中共的迫害下他们作为“臭老九”却不敢承认这个优越的事实。

改革开放后电视里出现了广告，一次演鹊巢咖啡时我的叔叔和姑姑们全说：“我们小时候喝的就是这种画着一个小鸟窝的奶粉。”我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们全震惊了，我们小的时候喝的可是象糨糊一样的糕干粉！根本不知道有奶粉。

80 年代大陆开始流行打网球，可我家仍然很穷，买不起一把网球拍。这时又听父辈们说：“当初你们爷爷和朋友打网球时，我们给他们当球童。”我们再次震惊了！党不是一直教育我们说“是共产党让我们翻身得解放，过上了幸福生活”吗？怎么我家越过越穷？这时我们这些孙儿才听到了我们爷爷奶奶的故事。

我的爷爷奶奶都出生在贫寒之家，但又都智慧勤劳。爷爷小小年纪离开农村老家去打工，边打工边读书，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学成了一位职位很高的工程师。奶奶在城里大户人家的资助下才上了学，因为生活条件差高考前一天生了重病，考试时还是凭着过人的智慧与毅力考了全省第一名，被报纸报导过。成为了一位受人尊重的教师。所以在中共建国之前，他们凭自己的能力过上了小康生活。

爷爷一向与人为善，用自己的钱供他的弟弟上了燕京大学。没想到受他供养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军队的高官，而他却在共产党进城后失去工作，下放学习改造。这只是因为爷爷当时所任职的公司是旧政府办的，他虽然只是技术人员，也脱不了干系，是改造对象。于是我家失去了生活来源，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文革中，爷爷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但他还仍然为共产党的政府机关尽职尽责的工作，一次冒雨去工地后被检查出肺癌，最终在文革的迫害中去世。

听到这里，我们回想起爷爷在肺癌晚期，呼吸很困难时还在给我们这些孙儿们讲幽默故事，心中不禁伤感。

上高中时爆发了“六四”惨案。很快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哥哥就告诉家人，带他们试验课的研究生遇难了，留下了一对不到一岁的双胞胎。紧接着，噩耗传来，我的一位远房表哥那天傍晚和平常一样去公共浴室洗澡，过长安街时听到喧哗声停下来看热闹，他身材魁梧，红背心上搭了一条白毛巾，好一个活靶子，立刻就被击中心脏。

当然几天后象这样才华横溢的学子和平平常常的北京市民就被中共定了性：“被打死的人都是暴徒！”

所以上大学时我已经知道了命运的存在，知识分子家庭良好的家教也使我淡薄名利，有过人的隐忍精神。我所学的专业是承接了祖辈、父辈的事业，一次参加全国最权威的竞赛时，我的参赛作品得到了评委们最多的选票，但出于对中国那所最名牌的大学和主办学校的照顾，我被评为银奖。当时我的老师们见到我，没有一个向我表示祝贺，全都痛斥中国学术界的门户之见和后门作风。我听到后都是淡然一笑，我知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可能有公正的。

结婚后，在夫家又听到了更多关于中共迫害的故事。

我的公婆都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公公出自官宦之家，婆婆的父亲是大资本家，所以文革中肯定是一对标准的“反革命”，被赶回原籍烧了好几年锅炉。丈夫的奶奶是标准的大家闺秀，性格开朗，待人和蔼。她的父亲是张学良将军的部下，曾被写进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文革中奶奶被剥夺了祖产，住进了很小的一所单元房里，仍然乐呵呵的。那时同样受迫害的一位中国最著名画家和他们是街坊。画家先生当时无所事事，只能自己作画。在丈夫的童年回忆里，有一个满地是纸的爷爷。很多人都在大画家落难之际向他要画，只有奶奶从不希罕这些身外之物，只是一味的帮助他。结果他们反倒成了莫逆之交，画家主动把最好的画送给她。真是好人得福报，那些珍贵的艺术作品至今保存着。

奶奶见到我后喜欢得很，说起以前她的姊妹们穿的都是崭新的意大利名牌真皮高跟皮鞋，样子、颜色都漂亮的很，足有好几大箱。因为担心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罪证，全部偷偷扔掉了。要是知道现在会有我这样一个精致的孙媳妇，怎么着也要给我留一些，想想真是可惜。

参加工作后，我听到了我单位的老总因爱国而受中共迫害的故事。

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我的老总还是少年，他不肯作亡国奴，腰带上写着“好男儿当马革裹尸，战死沙场”，怀着一腔爱国热情步行千里到后方，凭着过人的才华考上了不用收费的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与中国从敌占区迁来的各名牌大学一起组成了西南联大，在国民政府的统制区得以进行教学。那时，美国的飞虎队以及一些美国军官正在那里帮助中国人民抗战或是指挥中国军队作战，需要翻译。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很多精通外语，争先当翻译。英语系的学生往往被派到罟丶(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