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中纪委发出禁赌令，明确指出，从今年1月到5月，将在全中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同时，此项禁赌令矛头直指党员领导干部，今后对参与赌博的党员干部，一律予以免职，到国外、境外赌博的更要从严惩处。
可是，禁赌风暴仅刮倒53名赌官。《北京晚报》1月28日报道，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办公室称，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已破获党政领导干部参赌案件２１起，５３名党政干部因参加赌博被抓。
该报道援引专项行动办公室反映的情况称，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１１月期间，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公款豪赌３５１万余元，挥霍一空后出逃。日前，蔡豪文已主动投案。此外，宁夏灵武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林因为赌博人员通风报信，被有关部门的查处。
有一种意见指出，中国嗜赌贪官数目，应远超53名，原因是过去建立的法规仍未完善，监察上存在漏洞，不少级别甚低的干部都可以挪用大量公款。其中，新华社1 月３１日就指出，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日前侦破一宗市内某大型企业财务人员挪用钜款赌博的案件。涉案嫌疑人王某宗采取多间公司银行账户互相倒账，利用假银行对账单等手段，多次套取公司钜款用于赌博，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达２１７０余万元。有分析家指出，一家企业的一般财务人员都有可能伺机动用两千万钜资赌博，那么位高权重数倍的国企干部、党政领导们若想用公款赌博，理应更加容易。
另据《中国农村调查》资料显示，“97年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已高达八百多万人”。以此推论，官赌的黑色能量远远应该更大。
近年中国内地赌风暗涌，危害更甚的公款官赌也屡见报端。去年新华网１１月１０日报道指出，从南郑“赌博书记”刘贵正案和陕北靖边干部豪赌案看，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赌博之风蔓延成为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而且一些不良趋势抬头：一些干部和私企老板，为个人“提拔重用”和“领导关心”而采用赌博的方式行贿；一些基层干部不仅参与社会上的豪赌，自己也开设赌场放高利贷。
由于赌博在中国国内是非法的，中国国内人士逐渐转向境外赌博，境外赌场由此应孕而生。据云南省公安厅透露，在与云南毗邻的缅甸、老挝、越南边境地区就有82家赌场。这些赌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允许本国国民参赌，专门为中国人开设；在东北边疆，与中国延边近在咫尺的朝鲜“英皇娱乐酒店”，则极大地方便了东北三省和华北的赌客。在绥芬河的中俄边境线上，香港某公司投资打造的“绥波贸易综合体”里就有一个巨大的赌场。中蒙边境也新建了一个赌场。在东部地区，随时有港澳等外籍赌船游弋于公海之上。一些原来禁赌的周边国家，如新加坡，正在讨论是否解除对赌博的禁令；泰国、日本、印尼也在逐步放松或重新审查禁赌法令。而在赌博合法化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合法经营的赌场，华人身影就更是随处可见。
专家分析认为，境外赌博和网路赌博是官赌发生的根本诱因。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协调小组赴广西督导组组长、中国银监会副主席李伟近日表示，近年来各类赌博尤其是网路赌博和境外赌博的蔓延，直接诱发了贪污腐败、挪用公款、非法洗钱、地下黑市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造成国家资金流失。这些活动大多是利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付结算平台和工具实现资金转移的。因此，按照中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将配合做好相关工作，从源头上切断赌博的资金渠道。
而国际赌场中究竟有多少来自中国的赌资？《21世纪经济报道》1月26日有文章分析并作出两个版本的结论。一是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先说：每年最高有6000亿人民币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尽管该说法业内人士认为有所高估。
另一个版本是台湾职业赌客戴子郎说：联合国国家中，七成以上有赌场。全世界四千间赌场，华资赌场数量不到1%。世界人口约15%为华人，由于中国只有澳门有赌场，华人占世界赌场生意的5%。一年华人输在赌场的钱约200亿美元，其中留在华人老板手上的约60亿美元，另外的140亿美元给了“老外”－－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每年华人在国外赌场中“送”出去的钱基本可满足目前全中国年度铁路建设的需要。
无论国人到底给国际赌场做了多大“贡献”，其中党政干部、国家公职人员的功劳不可不提。《南方都市报》1月26日有文章指出，04年12月中旬云南省公安厅资料显示，境外参赌人员绝大多数为我国公民，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赌问题严重。一批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赌案件正在查办之中。
舆论质疑，即使只是阶段性成果，这场自1月初刮起的全国性禁赌风暴也应远远不只刮倒区区53名官员，其波及范围理应更大更广。舆论还呼吁，让禁赌风├吹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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