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腐败官员是很害怕《刑法》的，都不想对《刑法》“对号入座”，但是有一条则是例外，那就是第三百九十五条，对这一条，腐败官员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点“争先恐后”的意思，惟恐自己对不上这一条。为什么？因为这一条刑法是这样写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这就是说，我只要咬紧牙关不说，哪怕是贪它个几百万、几千万，你最多也就是判我“五年”的刑，而按照第三百八十三条，“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从“理论”上讲，只要满足“在十万元以上的”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两条，就可“处死刑”。凡人大致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判五年或判死刑或无期徒刑之间会选择哪一种？只要不是傻瓜，都会选择前者。所以，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之间的这样“不讲道理的差异”，贪官污吏怎么能不喜欢？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腐败官员的判决书中都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一罪，而且这个“巨额财产”越来越巨，甚至“巨额”得“无边无际”，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往往要比贪污、受贿的数额要大得多。
如，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巨额财产”竟有2640万元之多；
安徽“巨贪”尹西才其家庭财产就有包括2000多万元人民币和66万余元美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郑道访，受贿612万、美元10万，巨额财产485万不能说明来源；
“广西第一贪”李乘龙收受贿赂人民币374.5万元、美元2.5万元、港币1万元，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人民币有566.4万元、港币9660元、美元321元、台币1000元、澳大利亚元500元以及首饰一批；
安徽省原阜阳市市长肖作新与其妻周继美共同受贿人民币116.4651万元，港币5万元，然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钱却有1233万元，几乎是“查实有去处的”10倍左右；
安徽省原笔〕ね趸持曳欠ㄊ帐?人或单位送的人民币236万元，澳币1万元(折合人民币6.1万元)，索取4人或单位人民币275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 517.1万元，还对其拥有的价值人民币480.58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的确，在很多公布的案件中，关于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名词了，而且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的“巨额”有越来越“巨”之趋势，而且有的居然还能成为贪官污吏的一个“避难所”，“免死牌”！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局长啜文由于300万元来路不明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年多的审理，日前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3年，其妻赵青梅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竟被免予刑事处罚。
为什么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越来越“时髦”？贪官污吏越来越喜欢？广大人民越来越愤怒？我就想到，在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什么，它决不是用贪官污吏害了“健忘症”所能解释的。
为何？
其一、这些贪官污吏都是“人精”，一个个都是“钱串子”，脑子都好使极了，对金钱都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写一个条子的价值是多少？批一个工程又能带来多少“效益”？提拔一个科长、处长的价格又多高？这些家伙的心中清楚得很。若是对方不拿足够的钱来“孝敬”，那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休想！不看到花花绿绿的票子，其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是决不会出手的，哪能说忘就忘！对不义之财的“失忆症”？只有傻子才那样认为。
其二、谁都知道，权钱交易是要摘帽子、下监狱、掉脑袋的事，凡搞几万、十几万交易的，都是“慎之又慎”、“想了又想”的。对方“可靠不可靠”？会不会“泄密”？会不会“出卖” 自己？若是觉得不可靠，是决不会做这类“买卖”的。所以，凡是涉及到那些再三思虑、又关连到自己身家性命的“重大事”，是决不会说忘就忘了的。
其三、一般而言，若是所忘的是一些块儿八毛的小数字，这还情由可原，而现在却不是，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这种使人心惊肉跳的“天文数字”，能简单地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打发掉了吗？！连三岁的小孩子都蒙不了。
所以，贪官污吏之所以“说不清”巨额财产的来源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贪官污吏如此“健忘”？
原来这些贪官污吏既是索贿受贿的能手，又是精通法律的专家。他们之所以对自己所贪数目如此“健忘”，就是因为他们想钻法律的空子。有这样一个案例：《中国纪检监察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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