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浩：坎坷经历认清中共面目

叶浩先生曾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教员，后在中国公安部工作，是原中国气功科研会的中国法轮功分会期间的原负责人之一。

记者：叶先生，您好！看到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的退党声明，不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有退党的想法并且公开地发表退党声明呢？

叶浩先生：主要是因为看了大纪元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它系统深入地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使我认真反思了这几十年走过的所谓“为人类理想而奋斗”的道路。

这几十多年的坎坷经历使我逐渐看清了共产党的面目，随之开始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其实是从1997年起就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以前没有真正从思想深处系统地、全面地、深刻地对共产党进行批判清算。最近看了《九评》，我觉得我看懂了《九评》在讲什么。重新认识后，我觉得应该很严肃地去对待这件事，所以就正式声明退党，与共产党彻底地决裂。

记者：您能否谈谈当年在什么情况下入党的？那时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后来又如何认识共产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叶浩先生：那个时候，56年苏联开了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许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榜样，到处都在宣传斯大林如何如何了不起。斯大林53年死的时候，我们都痛哭了好多天。在那种迷信的状态下，赫鲁晓夫做的那件事，无疑是给整个共产主义一个大摧毁，整个欧洲全完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全世界都在批评斯大林，都在质疑共产主义。

那时我们在大学唸书，当时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大崩溃是非常明显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思想上都是非常大的震动，因为从小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的一整套东西。

但是在全世界都质疑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受中共洗脑宣传的影响，反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是如何的伟大光荣正确，苏联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存在，我们没有个人崇拜，我们是提倡百家争鸣、白花齐放，苏联完了，就剩我们了，毛泽东多么伟大、中国共产党多么伟大。那时我们误认为这就是追求人类理想的道路，所以加入了共产党，甚至讥笑那些对共产主义动摇甚至退党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很容易就说中国共产党那是一系列的欺骗，但是当初根本不知道“欺骗”这两个字，我们的悲哀就在这儿！共产党编造了非常完整的一套东西，彻底地在人们的思想里不断地洗脑，让人们不断地接受它的灌输。当初只要是热血青年，想有所作为的、有理想的，愿意为人类美好的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都相信共产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别人就会说你“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当时也有不入党的，都被当成落后分子嘲笑。

现在当然是反过来看，知道是受骗了，但是受骗在哪儿？这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的。其实共产党邪恶，从革命第一天开始就邪恶。但那时没有什么信息来源，所有的事情对我们都是严密封锁的，党内从来都是残酷斗争的，但是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56年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苏联的共产党，研究世界共产主义的衰落。我那时没什么钱，但还是买了许多书，世界各国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文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着、列宁的原着，等等，做了很多研究。

我当时研究共产党理论理解不了，很多问题想不通，整个思想冲击太大了。因为刚说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现在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中共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非常残酷。

57年反右斗争，全国大规模镇压知识份子。我自己就得被迫去扮演革命的屠夫，去打倒右派，我扮演不下去。在我的周围，我尊敬的师长、曾经在思想上引导我帮助我，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学全被打成右派，而且还要我去批判、打倒他们。那种痛苦的煎熬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当时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想把共产主义原则、共产党的本性、到底民主自由、人类理想出路在哪儿等等各种问题都想通。当时每张大字报我都不漏，除了清华、北大，我还跑到别的学校去看。想弄清楚什么叫整风、什么叫反右、为什么要反右、到底谁错了、错在哪里。那么多问题困扰，从那时起我完全失眠了，彻夜不眠，这一失眠就是几十年的失眠，成了一个病了。反右就反了快一年，天天都要抓出新的反革命来，要求我去批判，你说那多难受，怎么睡觉？

自己所谓的一系列的理想，一下子就摧垮了，当初真的是自己的理想，所以那时就得去处理，到底那些理想还对不对，到底应该怎么生活、以后怎么活？这些问题必须要回答。

记者：看得出来，您对良心和理想很负责任？

叶浩先生：那当然了，要不是认真的，就不叫理想了，就是糊弄骗人。我们那时不是为了利益，不是因为有好处才入党的，而是确实抱着一个理想。

那时要我去当清华的政治教员，而且后来又弄我去当政治辅导员。我还真是想全心全意把这些事情研究透，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那时您周围的人入党和您的想法一样吗？他们是否也经历了和您类似的痛苦的认识过程呢？

叶浩先生：我相信，我的同辈，跟我怀着同样理想、牺牲自己贡献人类伟大事业的同道者，一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经历过痛苦的思索过程，并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那时候我在班上是最小的，其他人都比我能干，唸书比我好，政治上比我成熟，做事能力比我强，他们都象哥哥带弟弟一样带我，不断地引导我，大家在一起，他们带着我走，后来一反右，就把这些人都打倒了。以前还都是亲亲热热的好朋友、好同学，还讲共产党的好话，后来这些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学全成了右派，而且还要我去批判他们、打倒他们。在我前面的这些人全打成右派了，就剩下我了，我当时非常痛苦。

那时候我才20岁，我那些同学也就21、22岁，都被打成右派了。一个21岁的孩子，就是因为说了句“以前我们唸书的时候，都是好几个教授捧着一个学生，现在一个教授得管我们十几个学生，哪能管得过来？现在不如以前好。”就被打成右派，说“教育今不如昔”，这就是右派。我们班还有个右派，就是因为认识到共产党的不好，思想上非常痛苦，他什么也没说、没做，也被打成右派。

那时有档案了，谁好谁坏，就写个条子，搁在档案里头，那些人都是希望考到北大、清华，以后有个好前途，就说：“你们要是搁了什么东西在档案里，以后怎么办呢？档案不好。”这就叫反党，也被打成了右派。

记者：共产党这一点非常坏，把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给折磨得理想、人性、信念都摧毁了。

叶浩先生：是的。那时候，我就觉得中国整个民主完了，我深感民族前途堪忧。因为整个知识分子被消灭了，只要是有理想的、有作为的、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能苟延残喘幸存下来的是无知受蒙蔽的愚昧者，或者是出卖灵魂的扭曲的生命。面对这种反常的现象，我既震惊又无奈，找不到解救的道路，看不到希望之所在，只能在痛苦中苦苦挣扎。

记者：那后来您什么时候想清楚的呢？

叶浩先生：可以说一直都在变，因为一直都在进一步认识，而且每个认识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卷入到清华的高层学生干部里。毛泽东在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听到了，听完我做了记录，结果发现后来发表的都是彻底相反的，我就觉得这政治上也太骗人了。

那时候说什么：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了，就是要搞百花齐放，诚恳地让大家提意见，动员大家提意见，逼人提意见，你一定要提意见，你不提意见就是对党不忠诚，结果人家刚一提意见，就把人斗死了。整风是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上的讲话发动的，完了之后，就是反右，再之后发表的那个讲话，内容全改了。

共产党的坏是从理论上坏，把自己的坏做了理论性的阐述，冠冕堂皇地坏，这一点很难揭露，很难看透。对共产党来说，讲暴力、恐怖都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民主自由，不允许，这是资产阶级口号，要打倒。民主自由的路全堵死了，为了革命的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最尖锐、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都是应该的，这些问题早就在共产党的理论中都是定好了的。

现在有些人还在讨论：中共要不要独裁、要不要集权、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选举。不存在这些问题，它的本质上已经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专政嘛。不搞三权分立，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讲过了，是共产党，就不能搞三权分立，理论上早就定好了的。

记者：听说您曾经在公安部工作过，您能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吗？

叶浩先生：那时我们在清华，政治教研组都被打成右派，很多系的党组织都被打成右派，整个党的系统都垮了，团组织、学生会全垮了，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全完了，在我前面这些人都被打成右派。后来我被弄到清华的马列主义教研组当教员，他们看我口才太差了，又把我弄回来了。我57年成了学校的助教了，又是政治辅导员，又是教员。

后来到公安部是60年的时候，公安部那个时候要成立研究所，要求清华大学派出系里的系主任去支援，我们是无线电系，那时刚成立。 57年我在无线电系当教员的时候，是第一批无线电的学生，也是第一批无线电的教员。拔系主任拔不走了，就把我拉去顶替了，做研究工作，搞公安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后来那些研究成果被用来镇压人民，包括对法轮功的镇压。我感到很罪恶。

那时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被逼无奈、身不由己的。在这种罪恶的社会下你做任何事都是犯罪。你做共产党员，打右派你就得去打，共产党说镇压右派错了，这些错都是我们去犯。你是共产党员，你就得做罪恶的工具，你就得犯罪。说共产党有错误，我们手上也都是沾满鲜血的，这让我非常痛苦！

只要是党员，你不想同流合污都不行。你问我退党的事情，如果真认识到共产党的罪恶，逃都来不及，怎么还说不退呢？真正看懂了《九评》，逃都来不及，怎么会不退党呢？

记者：经过这么多历史上的血的教训，为什么还有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幻想共产党自己能够改良变好呢？

叶浩先生：那些抱有幻想的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研究过什么叫共产党，不懂共产党，根本就是外行。其实共产党早都是定义过了的，不可能改变的。

记者：是的。即使有个别开明的领导人，也无法改变共产党的本质。就象赵紫阳有人性，但是共产党的本性不能容忍，所以就把赵紫阳打倒。

叶浩先生：对呀。《九评》中就写出了共产党是个生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控制不了共产党的，是共产党控制了总书记，这个写得非常对。

为什么《九评》威力大？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揭露了共产党。胡锦涛现在的作法就是典型的共产党的理论，他说戈尔巴乔夫是叛徒，那还能改革吗？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胡温新政”的。

欺骗总有暴露的时候，一暴露，人们就会认识到和它宣传的是截然相反的，就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看法。

记者：普通的老百姓经过这么多运动，什么时候认识到的呢？

叶浩先生：共产党整个历史上不断犯罪，人们才逐步认识。老百姓倒是整个文化革命之后才认识到的。农民是很容易认识的，当初打天下靠农民，到了“大跃进”以后三年，饿死几千万，农民早就知道共产党坏了，但是农民政治诉求没地方说。

到底坏不坏，有没有出路，历史上从来都是知识分子说这个问题。所以在整风、反右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民族的精英都死了，民族的灵魂都没有了。

记者：看来您对共产党的理论作过不少研究。

叶浩先生：因为那时就让我吃这碗饭，当政治教员，我就想把它搞清楚。其实马克思理论本身就是荒谬的，离开了人为中心的东西就是幻想，马克思主义整个就是错的，理论上就错了，总结的规律、方法、要素都是错的。所以《九评》威力大，他是从共产主义幽灵、从马克思开始说。

我后来修炼法轮功后，就不研究政治了。当初修炼法轮功的时候，为法轮功做义务联络工作，当时都很清楚我们时刻都可能被抓，因为我们是有神论，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是讲“真善忍”，他们是假恶斗，我们讲的和共产党讲的全都相反，共产党怎么能不企图消灭法轮功呢？

记者：您是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

叶浩先生：57年开始睡不着觉，那时把自己身体彻底搞垮了，浑身浮肿、病魔缠身。对中国前途彻底失望了之后，就想死了算了。在中国的那种政治环境下，命不值钱哪！政治上要犯错误，九族都要受牵连，家里人都完了。后来就去求西医、中医、针灸、吃草药、补药，各种手段都试过，都没用。那时不让练气功，因为当时中共对气功的定义就是封建、迷信、落后、反革命，一整套帽子等着往上扣。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要么等死，要么还是试试气功，所以就去试了。

1992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才摆脱了历次磨难造成的伤痛与包袱，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做一个“真善忍”道德高尚的好人，追求生命升华更完美的境界，使我得到新生。

记者：有些人觉得法轮功参与政治，您怎么看？

叶浩先生：国内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就有各种级别的官员跟我们接触，我们就是告诉他们一句话：“我们对中国政治不感兴趣，给我们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都没兴趣，我们就是修炼，跟政治无关，对政治一贯没有任何兴趣。”

我们现在只是要在理论上清醒地认清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迫害我们，我们才去揭露它，让人们看清它是什么样。

现在连我们的朋友都彻底相信我们了，还用我们表白吗？一次聚会上，一位民运的朋友说：“我现在才觉悟了，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就是要支持法轮功，反正法轮功什么都不要。”

人家都知道了，还要我们讲什么呢？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就是修炼，没有对人间有任何需求，没有政治诉求，对社会制度、政治权力等都没有任何兴趣。

记者：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么认为呢？您觉得他们存在什么样的误区呢？

叶浩先生：中共要求所有人搞政治，为什么能控制人？就是它要求必须搞政治，一切要服从党，一切服从党中央，这个就是政治，它不灌输这个政治，就达不到这个控制。

现在所谓的“搞政治”其实是个代名词，是指“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新的主张”。不是说“服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那个政治，那个政治我们被要求了50年了，共产党一贯教育人们政治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政治决定一切，没有政治，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就是白活着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很敏感，只要跟中央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右派、右倾、反革命，等等，就没有好下场。现在人说“搞政治”，言外之意就是“你怎么敢反对中央？”，“你怎么敢跟共产党作对呢？”

在中共统治的这个政治社会，政治的涵义都变了，其实是人们极端恐惧的自我保护的俗语，是因为人被中共迫害得惊慌失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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