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肖属龙，名叫易见龙，生于1904年9月28日，逝于2003年1月4日，享年99岁。他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一书香门第，祖父去世较早，祖母敬神拜佛，积德行善一生，儿女个个成器。
父亲是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和血液学专家，早年从事消化和循环生理研究，后致力于血库工作及血液学研究，是我国输血救伤事业的奠基人，现代血库的创始人以及世界先进水平的血液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他于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之后随著名教授蔡翘、林可胜等相继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1940年获公款留学机会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生理及药理学。1941年父亲满怀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受美国医药援华会之聘，从加拿大赴美国为我国抗日战争的输血救伤筹建“华人血库” ，该血库1943年在美国纽约宣告成立。1944年他率“华人血库” 全体成员，携带仪器200余箱（重20余吨）及由一千余名献血者所制得的干血浆历尽艰难辗转回国（为逃避敌人袭击，取迂回曲折航线，从大西洋通过巴拿马运河至太平洋，经新西兰，澳州到加尔各答，再抵达昆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血库－“昆明血库” 为抗日救亡作出了重大贡献。1946年父亲应聘于某医学院任生理和药理科主任教授，之后担任过副院长。基于他在国内外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他曾被聘任为中科院专门委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父亲不仅学术造诣高深，他忠贞爱国，勇于探索，治学严谨，为人正直，淡泊名利，谦虚谨慎的道德风范都堪称后辈的楷模。
按常理说，像父亲如此有名望的科学家，加上优秀的品德和勤奋敬业的精神，他的后半生一定是辉煌潇洒，而又吉祥如意的。然而，由于共产邪灵荒谬、黑暗的统治，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灾难给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带来厄运，给他渴望为之付出的同胞带来魔难，也给他的人生之路带向了反面，等待着他的后半生是无尽的苦恼、百般的无奈和痛心的失望……。这是他在踏上归国旅程时万万没有料到的。
1956年省政协派专车将父亲接去，让他填写入党申请书。因为邪灵想用“统战” 来拉拢知识份子，不幸的父亲被它们看中而成了所谓的统战对象。可怜我那不愿关心政治的父亲惧怕共产党邪灵的淫威，害怕被打成阶级斗争的对象，不得已违心地交了那张表，没想到一念之差竟毁了他的后半生！因为是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首先要割断母子之情，与地主母亲划清界线！从此年迈孤苦的祖母再也没有进过亲生长子的家门。父亲只能偷偷地给她一点生活费，甚至祖母过世时都不敢按遗嘱给她老人家买一口棺材，更不要说举办葬礼了，如此痛苦地、被迫地做着违背天理良心的事情。
由于父亲待人诚恳，处事严谨，“文革” 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侥幸过关。“文革” 却遭巨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是国外回来的，就被扣上一顶“里通外国混入党内”的大帽子，因为说过“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都得挨整” 的大实话，就遭到大、小会议的批判，紧接着是抄家、剃半边头、挂黑牌游行等等，一夜之间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政治上被搞臭，经济上也被搞垮，家中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全被红卫兵抄走（从未退赔），每月只付给最低生活费。父母从原来住的公寓楼套间被赶出来，被迫迁入一间已遭白蚁侵蚀的、阴暗潮湿的土房内。接下来就是强迫劳动改造，甚至于足骨骨折后还得坚持推板车，不能站立时也得被人抬上讲台去挨批斗。知识分子最怕丢面子，邪灵就专让你失去人格和尊严，从心灵上摧毁你，让你活得生不如死！老年人最怕失去子女的关怀，邪灵却要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与步入花甲之年，孤立无援的父母划清界线！对于当时正在挨批斗的那些老人来说，犹如雪上加霜，更显凄凉悲惨！我那被人称作“书呆子”的父亲哪能经得起“文革” 这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继精神受到强烈剌激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1967年父亲经诊断患“脑膜瘤（良性）” 而不得不投奔上海亲戚家暂住（幸而当时造反派中有一派人要保他，才获准成行），临行前“文革” 形势已越演越烈，当地的打、砸、抢等动乱使交通几乎中断，他们搭乘的是最后一班火车，那种在枪炮声中怆惶逃命的情景真是不堪回首！
在那个非常历史时期，父亲的脑膜瘤摘除术也不顺利，原因是上海华山肿瘤医院的脑科主刀医师本人也在挨批斗，他没有心，更没有胆给一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认真动手术，反正脑科手术前都得让家属签字，发生任何意外也没有医师的责任。因为那个瘤子包围了脑膜中动脉（支配大脑的主要血管），剥离起来比较费劲，医师干脆将瘤子连带其包围的血管段一块切掉。手术后父亲昏迷了一个多月，醒后右侧身体偏瘫、失语，从此不得不离开他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医学科学岗位。
父亲一瘫就是三十六年！他凭着豁达的胸怀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地活了下来。父亲手术后我曾偷偷地回家看过他，那时他仍住在那间危房内，冬夜的湿冷导致他全身剧痛，加之偏瘫后翻身困难，只听见他辗转呻吟、彻夜难眠，面对那种惨状，我只有暗自流泪（后来那间危房经家人再三要求而准许搬迁后的第二天就全部倒塌了！）。父亲凭着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与顽强毅力，自编训练操并坚持锻练，终于撑着椅子在室内挪步行走，并练会左手写字和做事。七十年代他已近古稀，仍整天伏案阅读，摘录文献，为教研室选题提供信息。1978年父亲坐着轮椅出席了在青岛举行的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在他最后参加的这次会上，呼吁老一辈生理学家肩负起高速度、高质量培养人才的任务，希望中青年为生理学的发展努力奋进。1985年他在“生理学与祖国” 一文中大声疾呼“我希望中青年一代在养育我的中华沃土上埋头苦干、努力耕耘，为生理学事业做出最大贡献。” 他的高尚情操，对祖国、对医学科学的一往情深跃然纸上。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父亲当年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物资条件，毅然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本想为祖国的医学事业敬献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得到的却是身不由己的可悲结局，是谁不让知识份子充份发挥他的爱国作用呢？
父亲生前最不喜欢搞政治，他把别人钦羡的政治头衔（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等）看得淡之又淡。他喜欢静心从事他喜爱的科研，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些政治运动，加之成年累月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文件，使他无法如愿以偿。他在瘫痪之前就曾多次叹息时光的白白流逝！显然，像他这样痴迷科学的人会是真心想要入党吗？又是谁非要拉着知识份子去搞政治呢？
父亲不喜欢那些政治头衔, 可缺乏这些政治头衔的晚年(当邪灵认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自然不会再给他保留这些挂冠), 却给他的生活带来悲剧. 自八十年代后他老人家体弱多病, 每年要住好几次医院，动手术等，每次都有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医药费用需要自付！靠他那点退休工资根本无法支付，全靠我们这些拿工资吃饭的子女分摊。“文革” 不仅毁了父亲，也给全家带来沉重的精神包袱与经济负担。
总之，父亲的后半生代表了中国老一辈知识份子在邪灵统治下的遭遇。他是被邪灵强拉入党的。几十年来他内心的矛盾与苦恼只有亲人才能知晓，入党对他来说是一种无奈，一种痛苦，一种耻辱！他带着一身子吐不出来的苦水走了。父亲的肉身已得到人世间的解脱，可他的灵魂还附着邪恶的印记。故此，我要代表他声明退党，彻底摆脱邪灵的控制，还他老人家自由清白的灵魂！我知道这是我敬献给父亲的最大孝心，也是他的褔份，他的在天之灵定会感到欣慰的。
〈后记〉在安葬父亲的骨灰盒时，在那十年前就已准备好的水泥墓穴内发现了一颗硕大的灵芝，人们说是吉祥之兆。衷心感谢“大纪元时报”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通往吉祥之路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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