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时代:不同价值交锋的关键时期
“胡锦涛时代”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其实,他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目标,跟中国社会现正经历的一连串变动,以及不同的价值和利益在这些变动中出现交锋不无干系。胡锦涛在2004年9月举行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后,他又在2月19日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等四项要求。稍后,胡锦涛又对“和谐社会”提出了六项具体的定义,这包括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辩证角度考虑,“和谐社会”的提出,正好是因为中国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因素。
中国在经历了廿多年的市场改革后,特权问题十分突出,腐败问题一直是百姓关心的首项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时刻威胁社会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实在不能不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作为邓小平隔代钦点的接班人,出身并不算“根正苗红”的胡锦涛,受到第一代共产党革命家的托负,一定要在维持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下,为中国政府解决刻下面对的问题。他的角色,有点像西方企业的交班,由第一代的创业者把管理权下放至专业的代理人,创业者的家族仍享有权益,但实质的权力则渐渐落入专业的经营者手中。
不过,在这交班的过程中,难免仍有磨合的过程。经过这五十年日子,第一代革命者的家族,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把他们剩余下来的权力兑换成利益,通过“圈地”,“圈水”,“收购国有资产”等手法套取或透支经济上的利益。
与此同时,一批本来不属于上述的“红色贵族”的平民,也通过社会上的其他的机会冒起。他们包括私营企业主,跨国企业的管理层。他们的要求跟“红色贵族”不尽一样,利益取向也较分散。在他们中间,一些已跟“红色贵族”合伙,但也有一些维持相对中立的角色,后者对要求社会上出现更透明的制度,更公平的管理,有更为强烈的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公共政策自不免出现更多的讨论。因此,有人建议“人口准入”,也有人提倡“迁徙自由”;有人提出高速发展,也有人高喊“环境保育”。有人主张“和平崛起”,但也有力陈“走出海洋”。有人写了《狼图腾》,讨论民族精神,也有人写《遗情书》,把文坛带入用身体来写作的自我年代。有人大书 “平民的总理”,但也有人怀缅“最后的贵族”;有人为汉武帝歌功颂德,也有人调查中国农民的苦况。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一段日子,在中国会有不同的价值,利益在交锋。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自由派叫板保守派,世界主义可能会挑战民族主义,蒋彦永可以技术击倒张文康,孙志刚可以让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忙翻天,重庆农民态德明可以让黄镇东当场遭总理斥责。
共青团出身,以延续中共执政地位为己任的胡锦涛,选择了“和谐社会”作为他对上述考题的标准答案。他提出“执政为民”,希望这个答案可以让既得利益集团有所收敛,也可以让未有利益者有所盼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可以减至最少,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也不至于受影响。
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有以下的开场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究竟中国在胡锦涛统治下会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大家都希望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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