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每次经过大桥，望着滚滚东流的珠江水，心情复杂而沉重，南唐李后主的诗句，不知不觉便浮现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五十年代初期，我和恋人曾多次到荔枝湾划小艇，吃艇仔粥，或渡珠江到海角红楼泳场游水，那时的珠江水是碧绿的，和两岸四季常青的树木浑然一色，给人以清新浩淼之感。经过近三十年的折腾，两岸人口暴增，生活污水和工农业废水全部注入珠江，地面上的垃圾和人畜尸体，也常漂浮在珠江浑浊的水面上，江水变黄变黑，毒臭薰天。
南海县的干部告诉我，文革武斗期间，南海县境内的珠江河段，几乎每天都有尸体从上游漂浮下来。依照上头指示，发现尸体，立即打捞，就地掩埋。绝不让一具浮尸漂出珠江口，进入香港水域，以免损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光辉形象。据说，当地曾经打捞起一宗大小十三具被钉在同一根杉木上的尸体，惨不忍睹，令掩埋的人痛哭失声，甚至有人神经错乱。
如果说，武斗造成珠江浮尸是短期现象，那么，逃港风造成的珠江浮尸，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从这个意义上说，珠江是一条血泪之水，‘社会主义新中国优越性’的见证。
珠江三角洲十余个县，境内河道纵横，水渠如网，汽轮或帆船可以直通香港和澳门的出海水道，多达百余条。港、澳两地分别属于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但居民都讲 ‘广府话’，与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大都有血缘关系，有共同的生活习惯，向来都自由来往。尤其是香港，建成商埠以后，轮船可以从珠江口通往欧洲、美洲各国，对内也可通汕头、厦门、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地，成为华南最重要的港口。一九四九年底珠江三角洲‘解放’，一九五○年夏秋之间，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兴起，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同时展开，接着，与港、澳接壤的珠江边防线建立起来，民众间的往来就被隔绝了，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各式人等，就开始逃亡。官方对这一类行为，统称‘叛国’或‘逃港’，侥幸逃出去的，如同漏网之鱼，余悸犹存。如果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一是浮尸江中，二是死于边防军枪下，三是抓回来送去劳改。这种‘两死一劳改’的残酷悲剧，从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三十年如一日，屡演不衰。
‘逃港’是珠江最具特色、甚至闻名遐迩的一道风景线。一九五八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一经‘高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众人高唱的那首流行曲《社会主义好》，立即就改了歌词，变成：‘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这已经是相当客气、并有文过饰非之嫌了。实际情况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见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省委书记陶铸先是提出‘三餐大米饭，尽肚子吃饱’的伟大口号，接着狠批民主人士罗翼群 ‘农民饿死边缘论’，全省吃了三个月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各家各户便断了炊烟。陶铸只相信权力，不体察下情，又在全省掀起一场‘反瞒产’运动，把老百姓最后一点救命的口粮也挖光了。至此，一场人为的大饥荒，持续了三年之久，出现了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悲惨景像。
迫不得己，陶铸遂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下旬，下令将平日封得严严死死、连苍蝇都飞不过的中、港边防线，全部开放，让内地饥民逃港求生。中方边防军接到上级命令，尽最大努力，带路协助，夜间还施放照明弹指引方向，使饥民能较为顺利地攀越梧桐山、燕子岩等险要地段，安全进入九龙新界。港英当局也予以人道援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难民‘非法入境 ’。香港居民则基于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不分昼夜，四面八方，送衣送食，并开车运载难民进入市区，投亲靠友。
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还发布 ‘开放中、港边防线’的惊人消息，宝安县的南头、蛇口、深圳至盐田、东莞一带，近水楼台，几乎十室九空。广州市及周围各县，也闻风而动，广深线火车连日班班爆满，樟木头、常平站以南，人群拥街塞道，越境进入香港的人潮，洪水爆发一般，势不可当。三天下来，成功到达香港的难民，据港方报纸报导，数以万计。而互相踩踏或坠落悬崖死伤的，更不可胜数。
港英政府迫于形势过于严重，小小香港无法承受，遂改用‘抵垒政策’，即已进入市区的难民，不捉不拘，允许居留；刚刚进入边境的难民，则即捕即遣，并照会中方，要求即刻遏止饥民逃港。中方这才紧急煞车，重新封闭边防线，恢复‘两死一劳改’的政策，广东人称之为‘大逃亡’的逃港风潮，才暂告平息。可笑的是省委领导竟然掩耳盗铃，在内部大力辟谣，否认有过开放边境的事。
虽然如此，逃港成风，不但不可遏止，反而有增无减，数十年来，历久不衰。广东人以千万条最可宝贵的生命，在珠江上展示出‘社会主义’的悲惨境况。逃港偷渡的方式，水陆兼程，带渡、引渡，也自然成为一种隐形的行业，还产生了一套与逃港偷渡有关的行话术语。爬山越境叫‘铰脚’，游水过岸叫‘督卒’（以象棋卒子过河作喻），购船叫 ‘搵屐’，入山昼伏夜行叫‘埋堆’，单独行动叫‘打单炮’，多人一起行动叫‘夹埋’，带路领航者叫‘盲公竹’，策划议价叫‘斟盘’，一百元叫‘一篙水’，一千元叫‘一撇水’，一万元叫‘一盘水’等等。
广州地区的逃港偷渡者，采取的途径花样最多，方式方法层出不穷。买船或偷搭运输船偷渡出境，虽较快速，但费用大，成功率小，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最普遍的方式是‘督卒’和‘埋堆’，即从广州黄沙货车编列站，偷偷爬入车皮藏匿，随车到九龙红磡火车站再伺机逃走，这些方式多数是青壮年才能做到，成功的也最多。珠江三角洲各县，多数采取用农艇划桨，漏夜闯出珠江口。这种方式均有蛇头策划，有领航、带路、接应，提供食宿，每人要交路费八千至一万港币，到港后通知亲属交钱领人，成功率也不低。还有一个方法，是搭乘来往广州汕头间的客货轮，夜间经过香港水域，伺机跳海泅渡登岛。而渡海溺毙、或被沙鱼所害、或半途发生意外死亡、失踪的，无从计算。
一九六四年经济生活开始有些好转，又大规范地开展‘四清运动’。城市乡镇，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大批‘香风臭气’，大批香港是‘臭港’，大反‘偷渡逃港’，大查‘海外关系’，更多的人被批判，更多的人被送去劳改场。因而更多的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甚至完全绝望，更多的人拼死偷渡，逃港风潮，一波胜似一波。
在大反‘香风臭气’运动中，广深客运列车的乘务二组，被当局誉为‘拒腐蚀，永别沾’的社会主义标兵。报纸电台天天吹，‘广深二组’的女乘务员，守住‘社会主义前沿阵地’，天天与香港乃至海外的资本主义势力作不妥协斗争的英勇事迹，铺天盖地，充斥人们视听。但是，民众的口头议论，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内地全面饥荒以来，香港同胞给内地亲戚朋友输送食物，肩挑背负，经年旷日，从未止息。海外华侨也多以香港作为中传站，大批食物，源源不绝地输送给大陆各地亲友，成为灾民渡荒活命的生命线。我的六哥在泰国曼谷做生意，一知道家乡闹饥荒，就通过香港的亲戚，购买大批食物，主要有大米、面粉、花生油、糖、腊肉、鱼脯等，船运至家乡港口，再用汽车、脚踏车送到家里。家人也有亲友邻居，甚至平日作威作福的党支部书记、大队小队的生产队长，都分享到救命的食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展开，香港及海外的救济物品，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骨肉亲情，又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武器’。凡是有亲人在香港或海外的，一律严查严批，强制划清‘海外关系’。以致文革期间，海外关系断绝，侨乡百姓，又陷入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许多有亲眷在香港的内地民众，不敢或不肯冒险偷渡，就只好向公安机关申请‘赴港证’，以合法的身份赴港与亲人团聚。不过，这类申请能获得批准的，不到万分之一。通常的理由是：申请的人太多，有先有后总要排队嘛。排队排到驴年马月，只有天知道，无不心急如焚。有的专管‘出境’的公安干部，就利用这种‘心急如焚’的心理状态，敛财猎色，贪污腐化。为了求得一纸出境证，有人不得不私下行贿，从财物到房产，甚至‘陪睡’，无奇不有。一些妇女到了香港以后，恨不过，请人写信向党政领导人揭发自己被奸污惨事。当局为了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官官相护，都以‘查无实据’为由，草草了事。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一把火烧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香港的左派闻风而动，掀起一场开埠以来最酷烈的‘反英暴乱’。而受害最大最深的，却是以‘血浓于水’著称的香港同胞。许多商店被抢被砸，许多人被揪被打。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被迫逃亡西欧，他的一位助手被‘红色暴徒’活活烧死。香港是个法治的国际大都市，岂能容许红卫兵在辖区内无法无天，暴乱造反？于是，警察全面出动，在市民支持下，很快就平息了这场风波。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又将暴乱的骨干撤退回到广州，或治伤，或休养，还受到广州造反派公开慰劳。有个艺术团体，更在友谊剧院演出新编歌舞活报剧《反英抗暴》，把向英女王伊丽沙白铜像喷洒黑漆油，当街泼汽油把人活活烧死等暴行，在舞台上一一搬演，借以表彰这批暴乱英雄。港英政府为了报复，立即宣布，从大陆偷渡到港的人，一律给予居留权，或转交联合国救济总署，安排到美国去。
差不多这个时候，另一件最轰动、影响最大的事，莫过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偷渡香港成功，并在报端着文描述秘密越境的经历。文章很快就传到广州，一时间就成为街头巷尾、茶楼食店谈论不休的话题。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操、抓，牛鬼蛇神、黑五类、黑七类、臭老九纷纷挨打挨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迫使许多人想法逃命。马思聪逃港成功的消息，极大地刺激并鼓舞了偷渡逃港的风潮。许多地、富、反、坏分子的后代，尤其是右派分子的子女，都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式各样的途径，向境外逃生。
七十年代初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又迫使大批青少年学生前仆后继，偷渡出境。这一波新的逃港高潮中，浮尸珠江水面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珠江口两岸居民，不论内地人还是香港人，每打捞上来一具孩子的尸体，都忍不住痛哭流泪，无不诅天咒地。
一位中学生逃港的经历，令人唏嘘。七二年十二月冬至前，一条小农艇离开广州长堤一处小码头，沿着珠江东行，时行时泊。因为广州附近农民，多用这种小农艇作为交通工具，随处可见，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小农艇原先只有两三个人，逐渐增加到十几个人，男男女女拥挤不堪，只能侧卧，无法翻身，这就叫做‘屈蛇’。抵达增城县临江的新塘镇，艇面上铺盖了一层瓦片，伪装成载运建筑材料，避过岗哨检查，于暮色苍茫中缓缓划出虎门。
当日天气回暖，刮起大南风，小艇逆风而行，速度大慢，入夜才过珠江口的南沙。舱里狭小，燠热异常，衣杉全被汗水湿透了。有人内急，实在忍不住，也顾不得羞耻，当众方便，再将盛着秽物的胶袋扔下水去。如此尴尬的事，实在出于无奈，大家都能谅解。过了南沙不久，风向由西南转为东北，风力也由二三级逐渐增强至五六级。艇家将篷面的瓦片抛弃下海，大家才见天空彤云密布，疏疏落落下起雨来。海面上除了漂荡着导航的灯标，四顾渺茫，一片漆黑。
小艇无帆，只能借助水流和风力，以桨作舵，控制航向和速度。风势渐见增大，小艇像半边花生壳，在风浪中颠簸，载浮载沉，漂出珠江口，进入内伶仃洋海面。大家无不暗暗窃喜，以为‘香港在望’，很快就可登岸了。
不想小农艇，并不比‘双溪蚱蜢舟’大多少，载得了十几个人，却抵不住洋面如此猛烈的狂风巨浪。艇外风急浪高，浪花不时打进舱来，随时有翻侧的危险，舱内开始有人呕吐，相继多人条件反射，甚至大小便失禁，横七竖八，男女杂陈。为了躲避边防军，先前强行灌服安眠药的小童，这时也苏醒过来，吓得高声啼哭，全艇秩序失控。艇家奋力导正航向，用力过猛，一连折断三支木桨，小艇陀螺似地，原处打转，上不着天，下不着岸，月黑风高，浪涛翻滚，还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了。
大家苦苦挣扎，大约午夜过后，隐约可见东南方天空出现一片红光，心想离香港大概不远了。只是天公不作美，东北风增强为七八级，小艇完全失控，偏离航道，离那片红光越来越远。有人忍不住，问艇家离香港还有多远。艇家长长叹了一口气，答道：‘不瞒大家说午，若能不死已是万幸，到港绝对无望了。’话音刚落，一个巨浪打来，小艇被抛到礁石上，撞成碎片，众人纷纷落水。辛好海水不深，大家连爬带滚，向怪石嶙峋的岸边逃命。
天寒地冻，饥寒交困，大家只得相互挤拥成团，蜷伏石堆间，奄奄待毙。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走过来一队解放军巡逻兵，拿枪指着喝道：‘站起来！举手，不许动！’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中国管辖的伶仃岛，按照边防军的规矩，一条粗麻绳将大家串在一起，拖到军营前，列队清点人数，搜身、问话、登记姓名、年龄、籍贯、户口地址等，这时，才知道这群偷渡者的确实人数是三十二人，男女参半，最老的六十岁，最小的才三岁。然后，给一大桶开水，又把搜去的钱换些饼干，每人发一份充饥。当天中午，一艘高速炮艇把这批‘犯人’移交西岸珠海唐家湾公安机关，再押往中山县石歧收容所。沿途一些军属孩童，对着‘犯人’丢石头，挥竹鞭，高声叫骂：‘打死偷渡犯！文化大革命万岁！’
收容所不是监狱，但比监狱还糟得多。不足十平方米的囚室，竟关押二三十人，断臂折腿的，满身疥疮的，遭受严刑吊打的，卧地呻吟不起的，简直是人间地狱。五天后，这位偷渡失败的中学生，和其他人犯一起，两人合戴一副手铐，押上前往广州的夜航花尾渡。幸好中学生的手铐很宽松，船到广州大沙头码头，准备乘车押去天河收容总所，趁公车站乘客拥挤，脱出半边手铐，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这位中学生后来还是偷渡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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