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兰，女，40岁，来加一年多，正在找工作中
华报记者：喜乐
写在前面：
也许因为我一直在写普通人吧，有时候会有一些读者打电话进来，想和被访对象联系，我自然一一尽责转告，却很少能如读者所愿。我也曾与受访对象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很矛盾。当然打来电话的读者无一例外都很诚心，可是设身处地去想，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并不容易被受访对象接受：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反复试探和反馈的基础上。所以我希望读者朋友能更多地通过我们的栏目进行交流。写这些只是希望大家体谅我们的受访人，体谅我这只传话筒。其实我们的采访对象只是我们千千万万移民的一个缩影，我们因为有着相同的背景，相似的经历，所以我们能够息息相通，荣辱与共。那么您的经历自然也会有人产生共鸣，有时候朋友们会说：我没什么好写的，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等过几年我成功了吧，那时候我好好跟你聊聊。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都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什么是成功呢？
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写一个女人，一个平凡的女人，非常庆幸这次能够一偿心愿。于兰并不是我正式的采访对象，只是我在驾校听理论课时的一个同学。因为坐在一起，自然而然有了些交谈，后来又有过几次接触，我才有机会了解她的生活，也才有今天这一个故事。第一次见她是在驾校的课堂里，一眼看上去，于兰还是很中国，象中国那种典型的中年妇女：衣服干净整齐，质地也不错，但款式相对比较保守；高高瘦瘦，但没有什么曲线，也没太多女人味；脸上化着妆，不过并不细腻，掩不住岁月留下的痕迹，口红显得有些太过浓重。
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大概为了强调什么举了一个例子，特别指出四十几岁的家庭妇女怎样怎样。相邻而坐的我和她不约而同有些愤愤不平，也因此有缘相识。那时候于兰刚来不久，一直在向我抱怨不适应不习惯。
以前在中国多舒服呀。我在银行，也不忙，每天没什么事做，轻松得不得了。我们那是小地方，谁都认识谁，就算不认识，转几个弯准能搭上关系。下班了也有人一起聚聚，出去逛街什么的也有地方去，商店都开到好晚。亲戚朋友都在身边。我们单位也好，常常有东西发，还有食堂，一份菜才几毛钱，多便宜，饭都不用做。这里可好，谁也不认识。晚上哪里都黑乎乎的，我连门都不敢出。又没有车，一张车票两块钱，合人民币十几块，太贵了，我出门都要算。这来听课还是借练车的机会让师傅送我来的，否则来回来去4块钱，合人民币快30块了。你说来这儿干什么呀。当初办出国，还以为国外多好呢，还没我家里好！早知道这样就不出来了。啊，对了，还得天天做饭，烦都烦死！一把葱就七毛九，累不说，吃也吃不起啊……
于兰比较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行就回国吧。就算是听课，她其实也有些心不在焉，一直皱着眉头。我自己也经历过刚来的艰辛日子，何尝没有比较过这一切呢？所以只是温和地微笑，偶尔表示一下理解，心里并不是太在意。我看过太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经坚定无比地梦想回国。然而在一轮一轮的徘徊和思想斗争之后，还是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买了房子，也许是因为回了一趟国，也许是因为爱人孩子，最终还是会接受这个美丽的国度。几个周末的课上完了，自然也就分手，不再有于兰的消息。
大概过了几个月，我到华咨处去咨询一些事情。居然非常凑巧地碰到了于兰，她样貌倒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表情有些悲苦，人也消瘦憔悴了一些，因为是冬天，她身上那件皮衣下摆很大，愈显得她高而瘦。她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咨询来的么？有没有咨询员空着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不过华咨处永远都是那么忙碌，轮到她还有一段时间，我于是坐下来和她聊天：“兰姐，最近忙什么呢？”
“唉，别提了。我真想回去了，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早知道这样，折腾来干什么呀，我后悔死了！我们是技术移民吧，连工厂工都不好找。我在衣厂打工。你知道老板多黑么？根本就没法干下去……是按件计钱，缝一条边才两毛钱，那，这样上去两毛钱，下来两毛钱，你说要不要两分钟？我们在中国又不是干这个的，根本就不行，慢得很。我一个月手脚不停才挣三、四百元，连房租都不够交。这还不算，老板还要克扣工资，总是不按时发工资，要迟两三个礼拜才发给我们。你说我们在国内哪干过这个呀。真是民工……连民工都不如！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从小就被教育资本家压榨工人血汗，这下有亲身体会了。你看看我这手！”
她伸出手给我看，是比较粗糙，但……我看看自己的手，好像也不比她好多少。不过我还是听得有些不忍，于是说：“华咨处有些帮助找工作的培训，你可以参加一下试试看，你以前不是在银行干会计的么？这边会计还挺热门。”“唉，根本就不行，我这么大岁数了，英语也不行，国内那些工作都是做熟了，跟这边完全不同。我学过那点都十几二十年了，还能记住什么呀……”我有些黯然，这样的困境又何止是她一个人呢？就算读了一个学位出来，一个词“经验”就可以把你拒之门外。也难怪移民里面有那么多自雇，什么房地产、保险经纪的竞争都称得上惨烈。我试着转移话题：“那……你今天来咨询什么呢？”
于兰稍稍迟疑了一下，带了一点决绝的表情说“离婚。”我想当时我的表情一定有些尴尬，纵然我是记者，也无意于打探别人的隐私。话开了个头，于兰不再给我机会说话，也是不给机会让我和她尴尬吧，或者她真得需要倾诉，她就一直讲了下去。
我和我老公吧，也是自由恋爱结婚的，现在孩子都15岁了，按说也应该安安生生过日子了，可……以前在中国我老公的脾气就不好，这我也知道。男人么，有点脾气也不是什么缺点。但是现在，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了。他打来了也找不到什么专业工作，你说我们都四十几岁的人了，到一个新的地方来真是找罪受……他也一直打工，越打脾气越坏。回家就沉着脸，一句话不合就和我打架。是真打呀……你知道么？有时候做饭时吵架，他就拿刀威胁我，我怕啊……我真的怕他会做出点什么事来……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抗……
于兰的声音有些抖，说得有些伤心，也有些说不下去。停了一下，她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继续说了下去。
我吧，就是想问问能不能跟他分开，不是说这单亲妈妈能领补助么？实在不行，我这几年就守着儿子过吧，吃几年救济，等孩子18岁了，或者上了大学或者工作了，我就回国。这地方真是没法呆了……
我轻轻的说：“大姐，你自己多保重，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为妇女儿童提供保护，什么事情都会有解决办法。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华咨处这种机构也会有。”更多的话我没有办法说。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文化的不同，我们华人妇女要得到相应的帮助有多么不容易：不是过不了别人，是过不了自己。我没有办法告诉她离婚对女人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多么持久。我也没有办法对她说：有时候男人的暴力仅仅是因为他们面对的社会压力比女人更大。这一次临别时我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她，希望必要的时候能提供一些帮助，心情沉重之余也不免自嘲：还自以为学心理学的，有什么用？
一直我没有再打扰于兰，因为我不清楚她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毕竟记者的职责并不是翻开别人的伤口去哗众取宠，用血和泪吸引眼球。
直到最近，她一个电话惊醒了我。电话里她的声音听上去居然比较轻快，而且有了不少客套话：她想让我替她翻译一点东西。于是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天气很好，于兰的气色也好了一些，依然是有些太红的口红，款式保守的衣着。不同的是，衣服的色调亮了一些，质地很随便，她也不再那么在意自己的服饰。她整个人显得有活力了许多。我和她的话题是由她那些要我帮忙翻译的英文题引起的，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我还是按时间顺序继续吧。
我的婚呢根本就没离成。上次去咨询，我才知道原来这鬼地方离个婚都那么麻烦。什么效率？比较起来中国的效率真算高的。离婚一定要先分居两年以上，要么就得一方有错。他们说如果他虐待，我报警就可以。可是你说我们两口子快二十年了，我能报警么？报了警以后怎么过呀，我还能回国么？就算不回国，在这边被人知道了也不好啊。他要是被人逮走了，回来能跟我拉倒么？还不得恨死我了！再说了，我们还有孩子呢。还有我跟他分居也不算单亲妈妈。对了，最可气的是我就算是单亲妈妈也拿不到补助，说是银行有存款就不行。那我银行要是一点钱没有我这心里能踏实么？这几十年我们就那么一点积蓄，我不搁银行搁哪儿啊，我们这儿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
于兰说起来还是很生气，其实这些我都想得到。来多伦多几年，也听说几桩惨事，什么跳楼杀人之类。由于和精神健康方面的工作接触得比较多，我更清楚我们普通人要得到帮助有多么不容易。洋人习惯于法律规则，而我们更习惯关系和面子。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福利机构帮助的人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而是最想得到帮助的人群。在我们身边，最需要帮助的人往往在苦苦挣扎，物质上或者精神上。
那时候我就是想和儿子一起过，守着孩子长大。可是那时候我没挣什么钱，我老公相对比我好一点，人家说就算离了婚孩子也未必归我。要是孩子不归我，那我还离个什么劲啊。我们又从同一个城市出来，小城市，离了婚也没法给亲戚朋友交待。出国出国，连家都没了。我翻来覆去想，还是算了吧，这不也就过下来了。不过经过这些我算是明白了，谁也靠不住，我还是为自己打算打算吧。我儿子喜欢这里，我看他是绝对不想回去了。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留在这了，我将来就算回中国了，又指望谁呢？回去呆呆还不是要回来？
其实那份衣厂的工作我没干几个月，真是干不来，而且人人都告诉我在中国人的工厂里打工最没有希望。我就辞了工去读书。以前我干会计，但这里读会计那么多人，读起来也需要很久花很多钱，我也不可能有那份时间和精力。所以我读了PSW（个人护理），几个月就毕业了。就我这英语，我根本就听不懂，全靠下课以后自己看书，居然也就读下来了。现在我就四处发简历，找工作。我找的都是洋人的地方。当然了，我不是不想去中国人的地方，只不过……很难进去。我一个班上的同学，人家没有读完就去中国人的什么机构试工了了。一问，她的什么大姨呀姑妈呀都在那里，人家当然有机会。我们班还没有结业，我那些同学就有好几个已经拿到offer了。我也往那些机构递过简历，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人家知道你是谁呀？唉……而且，中国人的相关机构就是那么几家，数都数得过来，能有多大机会？反正，我是不抱什么希望了。中国人的不行，就找洋人的单位呗。洋人这种机构比较多，什么养老院，健康中心什么的特别多。我都已经有过好几个面试了。可惜我的英语不行。听不懂。每次去面试，我都是把可能问到的东西背下来。我要是知道人家问什么，我能想起来相关的一段话，我就能答好。我要是听不懂，他换一种方法说我还是不懂。或者我忘了书上的句子怎么说的，我就说不出来，但有时候能知道关键词。我就回家查书看人家能说什么，然后根据我的理解去猜他会怎么提问，再把这些问题用中文写下来。那，这些就是我写的中文，我想请你帮我翻译成英文。然后我让我儿子找洋人帮我念一下录了音，我自己就可以反复听，再把准备好的答案背下来。那我想下一次面试说不定就会好一些。
那些问题洋洋洒洒有好几十个。我有些惊讶，于兰真的改变了很多。我忽然就想到一个词：绝处逢生。我不得不钦佩这个平凡女人的勇气。我自己读完了大学学位，英文交流已经没有太大障碍，在申请洋人单位的职位时还会有些心虚，以至于错失好几次机会。她，居然有这样的勇气，下这么大的功夫。我说：“我一定尽力帮你。但是你也知道，我对护理一窍不通，我的翻译可能会不够地道，你如果能请洋人看看，最好。”然后我认认真真地说：“我很佩服你。”
于兰有些不好意思。低了头，又露出一点无可奈何的表情。
这不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么。我这岁数也不可能去读几年英语，读也读不出来呀。就一边干一边提高吧。我也知道我要提高到能用的水平还挺难的。可是，如果想在这边呆，这明摆着就是一个问题，我要是不去学，永远都是问题。我就想去试试，闯闯，也备不住我就能闯过去了呢，那我以后的路不就好走多了么……反正走一步说一步，我现在就是想先能通过面试，蒙混进去。进去以后再辛苦点也值得，总会越干越好吧。当然，也可能我再努力也不行，我的英语实在太差了。可是我不能去想我不行，那我的日子没法过了。我就得往前看，我得想我能行，我已经把自己逼到这了，没有什么退路，就闯闯看吧。
说完这些，于兰笑了，自嘲一样的说：“哎，放着中国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折腾什么移民，到现在，真是自讨苦吃！”
她的眼睛很亮，神情也相当轻松。这个于兰，虽然她的衣服还没有一年以前光鲜，但她整个人好像有了魔力，是希望？还是坚强？总之有一种力量打动了我，让我也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甚至跃跃欲试想做点什么。于兰，一个如此普通的女人，却又如此亮丽。她，也许依然清贫，但她绝对不再需要怜悯和同情；她，也许依然需要帮助，但至少我的帮助不再是因为好心，而是出于敬意。于大姐，祝你好运。
于兰的故事讲完了，我还想絮叨几句：心理学里有一个理论，讲每一次磨难都有可能促进人的成长，前提条件之一是这个磨难的程度要适中，要在当事人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那么我想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能够面对能够承受吧，任何麻烦只要我们去担当也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他乡生活也是如此吧。谢谢您的耐心。
文章来源: 人在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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