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左联五烈士（5）

　　根本的辨识之二，就是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当时祖国正在遭遇苏共与中共“里应外合、交相戕害”的痛苦历史背景，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诞生的真正政治背景，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本文作者要称这个“左联”实际上不过是中共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一个“直辖文学支队”了。

　　因为，中共新文学史家们几乎全部老实地交代过：“左联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事业加强领导的直接结果”。33 然而，这个正在被中共加强领导的“革命事业”，其实质，就是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那个名声很大、后来也被中共迫害得十分凄惨的共产派文化人夏衍，就老实地说过：“左联直属由中央领导的文委领导”。34 当然，这个中央，如上所述，就是那个在苏联侵略自己祖国时要遵俄命拼命“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中央。

　　但也正因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迫不及待地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所以，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也才老老实实地招认说：“对敌斗争的形势，紧迫地要求左翼作家团结起来 ……一九二九年秋，党指示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以及为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联合起来，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党指定创造社的冯乃超，与太阳社有关系的沈端先（夏衍），以及与鲁迅合编过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较早对鲁迅有认识的冯雪峰筹备左联。”35

　　所以，中共的文学史家们才会下结论说：“左联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宗派情绪、广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 他们甚至还甘愿“招认”到底地说：“左联的成功活动，大大地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她明确地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才争……”36 而这个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斗争”的左联，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武装保卫苏联”，手段则是要用“文学”来号召和发动“全中国的武装暴动”。

　　至于左联成立的事实经过，就更是体现了它作为一个“直辖文学支队”的组织证据，从而也才能够使“中国的现代革命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37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江苏省委特设立文化支部，以华汉、潘汉年、彭康三人为干事，作为领导上海文化运动之核心。38

　　──这是在苏联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夕。

　　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原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咖啡馆二楼，由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同志主持，有作家鲁迅、郑伯奇，以及中共党员作家夏衍、冯乃超、彭康、阳翰笙、蒋光慈、戴平方、洪灵菲、柔石、冯雪峰等十二人秘密参加，召开了筹备左翼作家联合组织的工作会议。39

　　──这是在苏联已经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后。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在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的主持下，四十多位“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秘密集会（与筹备会议地址同），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战线的第一个统一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会议选举鲁迅等七人为常务委员，蒋光慈等为候补委员，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和文艺大众研究会等。

　　──这正是苏俄命令中共不要将他们发动中东路战争的胜利作为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的“尾声”，而是要作为在全中国发动武装叛乱的“序幕”之时。

　　当是的中共特工头目和后来受中共之命做了“汉奸”的潘汉年，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第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斗争；第二、确定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第三、发展大众化的理论实际，即从事工农才争；第四、要执行自我批判。──中共强迫中国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或许正是以此为始。

　　一九三零年二月十六日下午，鲁迅、沈端先等邀沪上“无产阶级文人”十二人开筹备会，讨论题目是：“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的任务”。

　　所谓清算过去则有如下四点：第一是小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第二是过去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第三是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的“助政治运动”的任务。第四是批判不正确，即不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也就是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

　　所谓确定目前文学的任务，第一是对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表现的严厉的破坏。第二是对新社会的理念的宣传和促进新社会的产生。第三是新文艺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

　　此后，用中共新文学史家的话来说，就是“左联还在北平、日本东京建立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创办刊物。它的成员迅速扩张到了全国各地。”

　　左联，还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犹如中共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样，左联也成了该国际组织的“中国支部”。

　　这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直接政治背景和组织背景。倘使有人对“直辖文学支队”的提法有异议，那么，用左联成员、共产派文化人柯灵的话来回答就是：“三十年代初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开辟的第二战场。”40

　　至于后来对“国统区”的资产阶级文化人根本没有兴趣，甚至用了许多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整治得死的死、伤的伤、哭的哭、叫的叫的毛泽东，竟然也在他对自己喜欢的延安土包子文学家讲话时指出：“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41

　　然而，必须指出、或需要“正名”的是，被共产党文化人所称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被毛泽东所指的“十年内战时期”，就是中共在斯大林命令和指挥下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之始，真正的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已经胜利结束，此后，不过是“第二共和”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为维护国家统一而不得不平息残余军阀叛乱的短期战争和零星战争，和中华民国政府不得不围剿前苏联命令中共进行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的卫国战争及民族战争罢了。而当代中国所有的新文学史家们之所以都将他们的文学史写错了，把中共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直辖文学支队”看错了，就是因为，心中只有中共伪党史的他们，却对我们祖国的这一部现代史全然无知。就此而言，他们比当代中国大陆历史学界那些早已在进行着痛苦历史反思、并已经获得了惊人反思成就的的历史学家们，实在已经是大大地“落后”了。

（三）

　　根本的辨识之三，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不是“心甘情愿”地成了中共武装叛国叛族的“直辖文学支队”？

　　回答无疑是确定的。因为这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仅用文学的手段参加和号召中共的武装叛国，甚至直接地参加并号召了中共的武装叛国。

　　就前者而言，除掉前文所引的左联作家们那些号召发动共产革命和号召杀光国民党的“文学作品”以外，犹如中共新文学史家所说，左联为鼓励作家的创作“为革命现实服务”，一些刊物还直接刊载了正在实行武装叛国的“苏区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而左联的作家们，更“用无产阶级思想感情逐步地克服并代替了小资产阶级感情……以至怀着深厚的热情描写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故事……”“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开始主要写抒情小说，参加共产革命后开始写作号召参加共产革命的小说《乐园的幻灭》、《突变》，还有《小阿强》和《红的日记》等”。“五烈士之外的共产作家洪灵菲的长篇小说，上部虽描写了性格不同的三个农民对封建统治的自发性反抗，下部则描写了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下有组织的斗争’。”42 五烈士不仅全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柔石还立即写作了 “伟大的印象”一文，用“文学”手段详细而又激情地报告了中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盛况”。

　　他写道：“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飘扬起来了！”我们的主席向我们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幕词…… 他写道：“悠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 他写道：“……我们分散了，负着这些工农底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国各处深入，向全国工农深入；我们的铁的拳头，都执着猛烈的火把。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底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血、以火、以死等待着……”

　　他终于压抑不住地在他的“革命文学”中嘶喊道：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猛烈地扩大红军，
组织地方暴动，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
（柔石：一个伟大的印象）

　　就后者而论，由于左联的纲领鲜明地写着：“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

　　所以，“烈士们生前大都从事革命活动，又以文学为武器参加战斗”。

　　所以，“尽管左联是文学家的组织，但从领导到每个成员都没有把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局限在文艺的范围，而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任务。”43

　　所以，“左联作家们直接参预了同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斗争……许多作家走上街头，在中心城市举行公开的‘飞行集会’，‘节日游行’，‘总同盟罢工’、甚至宣传‘武装暴动’和高喊‘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武装保卫苏联’之类‘脱离群众’的口号……”44

　　──中共的新文学史家们略感“羞涩”地这样说。

　　但五烈士之一的殷夫却毫不羞惭地大声疾呼道：“政治上目前一个克不容缓的急务就是：武装拥护苏联。”

　　他宣称：“做文化运动的人，也即是参加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人。”

　　他甚至讽刺说：“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畏惧实际斗争，怕做艰苦的工作，便自动地投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去呐喊几声，自以为是既安全又革命的妙计”。45

　　于是，“……左联特别是在红五月的五一前和五卅前召开两次大会，左联成员贴标语、散传单……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都参加了。”46

　　而在“与敌人作生死决战的时候，他们已经坚决底感觉到、并且将要通过红五月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47

　　于是，夏衍老实地交代说：“……一次在南京路飞行集会，闸北区负责人布置了一、二百人占领山东路附近的一个慈善机关（这是商会办的一间冬季对贫民施粥的院子）结果二十多人被捕，我侥幸脱险……”48 看来，正是左联，才首开了中共红卫兵“打砸抢抄”的“雄风”。

　　对此，受了诱惑的文人鲁迅“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郁达夫甚至奋激地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49；但“茅盾因不参加飞行集会”，便“被一些人视为‘自由主义’”。50

　　一九三零年的秋天，祗因蒋光慈反对在他的住处开会，并强调“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但“不几天，左联党组的负责人就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蒋光慈为此交出了‘退党书’，十月二十日，在中共的《红旗日报》上，便发表了‘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的消息。51 原来，中共的这条共产革命的“贼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只有“开除”而没有“退出”这一说了。

　　我们还有必要继续罗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中共武装背叛祖国和民族之“直辖文学支队”的其它更多犯罪行径码？他们对他们的“苏维埃祖国”的命令执行得该是何等地忠实，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背叛又是何等地无耻和无情。

（待续）

注释：
29、八十年代初，文化出版界要求颁布出版法时陈云的批示。引自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转引自《谁是新中国》一书。
30、托洛斯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转引自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
31、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转引自《谁是新中国》一书。
32、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33、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络版。
34、夏衍：“懒寻旧梦录”。
35、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络版。
36、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络版。
37、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络版。
38、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第133页。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出版。
39、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络版。
40、柯灵：“银幕旧闻拾遗” 。北京华文出版社“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柯灵卷。1997。
4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42、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络版。
43、《蒋光慈传》第14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月第一版。
44、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
45、殷夫：《过去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今后的任务》。
46、佚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炽天使书城》网。
47、殷夫：《血淋淋的一一三惨案》和《又是一笔血债》。
48、夏衍：《懒寻旧梦录》。
49、《蒋光慈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
50、同上。
51、《蒋介光慈传》第14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