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火索──胡耀邦之死
江泽民扼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一事奠定了他走向中共最高权力的坦途，因此《导报》事件在库恩写的传中着墨浓重。
1989 年初，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带来不安的躁动。虽然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供应花色渐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税收收入却减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货膨胀率已逼近20%。物价飞涨，恐慌的采购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屋漏偏遇连天雨”，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和倒闭，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工人被送进待业市场。新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与旧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已日渐明显。一部分做生意的人已经富起来了，人们有目共睹。大量原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却失掉了他们已享有的各种福利和退休保障。人数之众，也形成了社会中的一个新阶层。社会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
当时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国从1985年开始对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和紧缺商品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国家计划内的生产部分按照计划内价格采购，超出计划的部分按照远远高于计划内的市场价格采购。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的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并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能够以低成本完成。而“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计划内的价格购买紧俏产品，如钢材，转手再以计划外的价格卖出，其中的差价可能有数倍之高。
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无需下海经商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社会财富、贪污腐败，把订单、配额等稳赚钱的项目统统给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处和高级饭店里，住着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揣着数百万的钱，盯着各大部委的京官儿们，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花掉这几百万，换来的是进口指标和各种配额。有了这张纸，他们就可以赚回数千万甚至数亿的钱。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体制，为无数的官商勾结营造了最佳环境。这些肮脏的交易肥了官商却牺牲了民众，因为差价的最后承担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国家控制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太子党们利用权力倒卖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这个名词充分反映出中共的腐败。人们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绪如激荡的暗流在社会上涌动，这时一个火星儿就能引起连锁爆炸。
4月15日，被视为党内开明改革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让民众对民主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悲哀、失望与愤怒。
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圈，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15日至17日，著名高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内均出现大量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4月17日，星期一，几千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学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还包括 “铲除腐败”、“依法治国”、“打倒官僚主义”等标语。同时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请愿等。几天后，学生运动扩大，呼吁国家领导人和学生对话，促进政治改革，使国家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4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谴责学生的做法“扰乱了秩序”，把他们的行动定性为“非法”，呼吁制止动乱。4月26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4·26” 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激起了学生强烈的不满，随着“五四”这一传统的学生运动纪念日的到来，学生运动再次扩大。4月17日游行的时候，清华大学的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条幅, 上面写着一位著名作家的话：“跪久了, 站起来遛遛”。许多老人回想中国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 中国知识份子实际上就是跪着的，给党跪着，只能为党唱颂歌，绝无机会挺起脊梁作为社会良知发出独立的声音。老教授都走上街头，这是中共当政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
5月13日，学生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平等对话，希望政府拿出实质方案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机关干部、新闻记者们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生。
与《人民日报》“4·26”社论并行的，促使整个事件发生恶性变化的另一个导火索是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肃。它促使大佬中的几个人决心用武力屠城，换取“稳定”。
2．《导报》事件
中共的政权缺乏合法性，如何维护这个政权始终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赵紫阳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能令党中央满意，因此寻找合格的总书记就成了中共的重要课题。江泽民对《导报》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使大佬感到这才是“接班人”。
八九年的学潮一开始仅仅有学生的参与，而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的转折点则是江泽民在上海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众所周知，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导报》事件。《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70多岁很受编辑尊重的老知识分子钦本立。这个刊物倡导民主思想，在30多万高层次读者中信誉很高，在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影响力极大。
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四天(4月19日)，导报的编辑们举办了一个研讨会。钦本立认为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词，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会上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同志。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说，《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的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阅。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严家祺、戴晴等人的发言。
钦本立强调政府同意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
曾庆红大怒道：“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 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此事。
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是个铁杠子头，连曾庆红都败下阵来，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声色俱厉的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也搬出党性原则。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纸。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影响已经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一面在上海反对悼念胡耀邦，一边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对《导报》决定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整起人来不比江手软的陈至立对江泽民言听计从。她遣散《导报》员工，还特别下禁令不许《导报》的编辑再做记者。
江泽民的最亲密战友陈至立甚至在钦本立癌症晚期，起不来床时，竟笑眯眯的去了病房，别人以为她还有点人情味前来探望，谁知陈至立突然大声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目的很明确，不但要刺激钦本立早些死，还要他死了也不得安宁。
《导报》编辑们的行为赢得了海内外无数正义之士的支持和敬佩。但是，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却完全按照江泽民的口吻对《导报》事件进行了抹黑。钦本立和他的编辑们成了 “口是心非”、“不合逻辑”、“欺骗”、“公然挑战”江泽民并“终于抛弃了伪装”的一群人；江泽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钉耙。
3．“六四”前奏曲作者
江泽民及其亲信对于导报的粗暴处理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风暴来临了。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上海作协部分名人纷纷参加游行，北京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致电江泽民，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
在市政府门口席地而坐的学生们不时呼喊口号。一些群众说，“学生的口号我是赞成的。现在实际上最大的失误是不推进民主进程。” 有的说，“学生的爱国热情应该予以肯定。” 还有的说，“这不像是动乱！” 据测算，当时在外滩的大学生约有八千余人。这是这次学潮中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到晚上十时零五分，聚集在市政府门前的学生开始陆续散去。
江泽民害怕了。库恩写的传中描写道：“‘我们曾估计过整顿（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江泽民承认，‘但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 事实上不止是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且促发了北京的大规模示威。
在北京，两名记者把有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中国青年报》的学校教育部兼科技部主任李大同在递交请愿书时向在场的中外记者宣布，请愿书的1013名签名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三十多家首都新闻单位。这份写给全国记协书记处的请愿书说，根据赵紫阳5月4日接见外宾时关于对话的谈话精神，有必要与中央主管新闻工作的领导人就新闻界发生的不正常的事件对话。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四十余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有些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心情。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欲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
江泽民支吾其词，他发现和赵紫阳隔膜已深。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
江泽民用恳求的语气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和庆红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显然，赵紫阳对江泽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满，言辞之厉让江泽民吓得六神无主。江的最亲密战友陈至立说：“如果中央追究责任，就由我来一人承担好了，绝不牵扯你。” 事后，江泽民虽然安心一点，但还是到处找关系，希望知道大佬们是什么态度。他得到的反馈是中央意见分歧，赵紫阳的话不代表中央精神。
5月 13日，600名主要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更多的学生市民来声援，各国记者渐渐把镜头和注意力对准这里，并纷纷指责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破坏民主。在上海，4000名学生聚集在市委门前声援北京绝食的学生们，并要求市委书记表态。江泽民对中央精神心里有了底，当然不肯露面。这引发了学生的极大愤慨。为了避免事态再扩大，江不得不假惺惺地去看望住院学生，说几句好听的话。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写到：“与此同时，他又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实施戒严。”
4．大佬找到可靠接班人
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党内斗争明显升温，有些人认为江泽民没有处理好学生的合法要求，希望江能与学生直接对话并宣布运动是爱国的、合法的。赵紫阳干脆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赵公然点名陈云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泽民，这让大佬们怒火中烧。
在北京，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由电视台现场直播中央领导人与他们的会面，这些要求对于独裁政府来说简直是赶鸭子进烤炉。
更让中共尴尬的是，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访问。数百名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都知道他们遇到了比两国首脑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视线被转移到政府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会议上谈崩了，没有实权的赵紫阳预料到自己将面临着什么。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进入天安门广场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他没有请示政治局，他也不需要请示大佬们。这时他只是代表自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晚上10 点钟，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中央的立场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19日晚，在李鹏讲话后不久，江立即表态对中央精神坚决支持。这个及时表态的大动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区领导的前面，和给李先念送蛋糕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毫无疑问江泽民的表态让大佬们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库恩在英文版《江泽民传》第162页提到，“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内定江泽民获提名成为新任中共总书记。”
5．为屠城扫清最后障碍
“六四”屠城前还有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迈不出去，恐怕也难有历史上的“六四”。所以虽然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内定了江泽民当新任中共总书记，但在江完成了这一步，扫清了屠城前的障碍，大佬们才最后表态把总书记职位交到江泽民手里。
5 月21日，江泽民被邓小平秘密召往北京。江不知到底何事，忐忑不安地来到北京西山去见邓小平。不料会见中邓小平赞扬了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处理，并说上海市接待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泽民这才松了口气，心中暗想：幸亏没听赵紫阳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看着江泽民瞬息万变的表情，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邓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他们耍了个花招让万里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佬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邓小平解释说，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向他们所反对的方向发展，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江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知道这个任务不好完成，万一有个闪失，那前途就彻底“无亮”了。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轻描谈写的语气说，昨天已经内定他当新任总书记了，不过有人提出还要再看看。江差点儿没晕过去，还有什么可说的，为了这下刀子也得上。
5月23日，江泽民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在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
万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最后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
江泽民为屠城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同一天，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早的时候邓小平本来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中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确是缺乏中央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于是，历史的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6．登上权力的顶峰
五月下旬，江泽民再一次被召进京，他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
江抵京后稍作休息，陈云的秘书进来通知他：“陈云同志正在等你。” 陈云与江泽民的谈话十分简单，陈云直接了当地说：“小平同志让我告诉你，你到中央来工作，代替赵紫阳同志。” 江泽民没有说一个字。他明白这个关键时刻说错一句话都会前功尽弃。他听说在他来京之前，有干政大权的一批顶级元老已在邓小平家开了两次会。陈云是第一个提出由他来接班的人。陈云说李先念同他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党性比较强，这次对戒严态度也很坚决。但江泽民不知道陈云本人对他态度如何，所以他只戴耳朵没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里就轻松了许多。李先念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后说：“小平那里你不用急着去，决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当然会找你再谈。” 江泽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里下过的功夫没白废，但他记住了曾庆红的建议，多听少说。所以，除了简短回答问题外，他只是微微弯着腰，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江泽民回到休息室后，马上往上海打了三次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曾庆红。 江泽民告诉他说：“看来我回不来了。”
曾显得紧张，问：“你不是去二三天就回来么？”
江说：“我就要在这里工作，你明天马上来一趟。”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原上海市长汪道涵，江泽民说：“以后要请您多关照了。”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他的夫人王冶坪让她准备来京，但王冶坪没有表态。
大局已定，晚八时，李鹏，姚依林等在人大会堂里客气地宴请江泽民。江真恍如在梦中。
军队进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进城的新部署，最后实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里。江泽民作为新任总书记从5月底就已经开始批阅文件了。
6 月4日那个令人震惊的日子终于来了，又过去了，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六年，江泽民希望“六四”在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但每年这一天前后人们都用大量的图片和文章来奠祭死者，这是江泽民最不愿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规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因为他是“六四”镇压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7．做不完的恶梦
“六四”之后，江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江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怕有人给“六四”翻案，给赵紫阳翻案。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杀学生的历史见证。江最恼恨的就是十几年来人们在 “六四”期间总是把这张照片翻来覆去的刊登，来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忌恨心特别强的江不会忘记赵紫阳“六四”前对自己的批评，江对赵家的监视控制让保卫部门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六四”以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转载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一个青年赤手空拳只身挡在行进的坦克前，这位青年叫王维林。国外媒体以十分敬佩的口吻称赞其和平抗暴的勇气，并称之为二十世纪英雄。王维林的存在自然也是促成“六四”翻案的潜在因素。江泽民对之恼恨不已，密令按录像找到这位青年，王被抓获后，江下令秘密处决。
在2000年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华莱士的采访中，华莱士拿出王维林的照片问江泽民：“你是否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不料江说：“他绝没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 这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对老牌记者来说，等于是给了答案。
“六四”事件中另一位被海内外华人赞赏的英雄的是３８军军长徐勤先军长在“六四”时直接抗命，拒不服从向学生开枪的命令，也被军委主席江泽民下令在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并处决。
“六四”后不久，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法国记者提问，问到因“六四”被捕的女研究生在四川监狱里被轮奸之事，江泽民当众脱口而出一句震惊全球的话：“她是罪有应得！”
除此之外，对江泽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并最终扭曲全体中国民众对于“六四”的记忆，这样才能保证“六四”不可能平反，保证无人威胁他的最高权力宝座。这一方面，江泽民可谓得心应手。在青少年时期，江泽民就亲身经历了父亲江世俊采用欺骗宣传将一场大屠杀从民众的记忆中渐渐淡化。不过现在的技术条件更加优越了，江马上下令制作电视节目，极力渲染学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烧部份军车并拍摄现场，力图使全国民众相信，军队的开枪是不得已。很快，许多未亲身经历其事的民众便开始相信北京真的发生了所谓的暴乱。
另一方面，江泽民又下令各单位清查参与“六四”、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人，鼓励检举揭发，对他们一一清算。谎言和恐惧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众不再敢谈论“六四”，也不再敢回忆“六四”。很多历史事实到后来人们都弄不清了，因为没有一个当事人敢于回忆这段历史了。比如“六四”后人们议论最多的谜团之一，就是在六四镇压时中共的坦克究竟有没有压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关于在六部口是不是坦克车压人的问题，这件事情是当时在各个机关里面议论最多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压人。后来是我到海外之后很多当事人都讲了。就是在新华门六部口那块儿坦克车追着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学生碾，结果很多人就当场被碾成肉酱啊。但这场面马上就被传出去了，但那时候毕竟是个小场面。但是我知道一个情况，就是在六部口附近，中宣部的一个宿舍在那儿。中宣部有一个博士生当时是中宣部培养的第三梯队的人，很受信任。他当时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当时这个事情被说成是最大的谣言，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那简直是……。再怎么说，坦克车追着人去压，就什么都解释不了了，所以就要辟谣。在我们机关那些搞清查的人吹胡子瞪眼的追：你是听谁说的？你又是听谁说的？最后追到了中宣部的这个博士生身上，就把他给拽到了戒严部队去了。在戒严部队里面他被严刑逼供。‘你看到没有？’，‘我确实看到了，我是一个党员对党要忠诚，要老实，我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是看到了。’后来戒严部队的人拿着一千伏的高压电棒，威胁他：‘你看见没有？’ 博士生说：‘看见了，我确实看见了。’嗤，用高压电棒电他，博士生当场就昏过去了。一会儿醒过来后，又被问：‘你看见没有？’，回答说：‘看见了。’嗤，又电一下，他又给电昏过去了。就这么弄了几次之后，最后博士生说：‘没看见。’
后来据说这个人身体就垮了，精神也垮了，这不光是一个电刑的问题，这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
共产党原来自己标榜自己讲真话，要实事求是，结果他完全不让你讲真话。我有时候经常就想起这么一句话就是，所谓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
“六四”时一个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政，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落下双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让人心有余悸。
16 年后方政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作证说，“我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压到我的双腿，就从我的双腿上碾过去了，坦克履带都是链条、齿轮，我就感觉到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很紧很挤压的感觉，当时我意识还有一点，只觉得身体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到医院后医生说的），坦克车的履带链条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我就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就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栏上……
这个情景，后来我用动态网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形。国外的网站上应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人躺在地下，双腿被压掉，靠在护栏下。那个人确实就是我。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则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
在这次掩盖、栽赃和清查中江泽民熟练掌握了宣传和暴力机构，此后相同的手段又被用来镇压法轮功信众，这是后话。
手上染的血太多了，不管江泽民怎么捂着盖着，每年也都要过“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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