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中国共产时代的民主关键

一、后中国共产时代的民主关键，就是“立即实施各地区的全民普选”

我认为后中国共产时代的民主关键，就是“立即实施各地区的全民普选”，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后中国共产时代的人民，仍然会步上1911年民国革命时，各地区军阀混乱与割据的情形；后中国共产时代的各地区人民，可能要再继续经历近1百年的内战与外侮情形，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非民主政权转移，必然的模式，也就是中国改朝换代历史的再现。

1911年的民国革命，并没有让中国人走向民主化，它只不过是一场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剧。1949年中共窃据中国，也没有让中国人走向民主化，因此它也不过是另一场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罢了。这两次中国近代史的政权大变革，其内涵根本不具备有民主宪政的本质，既然它不具备有民主宪政的本质，那么中国再次经历，如过去改朝换代一样的内乱与战争，有什么好奇怪？

1911年民国革命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立即实施各地区的全民普选”，因此无法建立民主政权的公信力。由于无法建立民主政权的公信力，因此无法在这个政权公信力的基础上，实施合理的征兵制，建立基本的武力与国防；也无法实施合理的税收制，建立维持政府正常运作的基本财政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所建立的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务运作能力的原因。最后，孙中山竟然以接受苏联“联俄容共”的条件，来取得苏联的经援；然后由蒋介石花钱征兵，建立黄埔军校。孙中山并且建立个人崇拜、中央集权、一党专制、党国不分、党领导军与独裁专制的政权，他用中华民族的意识，来进行建立大中国帝国与大一统的政权，这就是东征与北伐发生的原因。

孙中山这种与苏联专制政权打交道的做法，套一句台湾的俗语，“抓鬼，给鬼抓”，可以说明。它的意思就是，本来要去抓鬼的，后来竟然被鬼抓走了；因为孙中山本来是反对满清专制政权，希望透过实行民主宪政，来改变专制的弊端；但是最后他却成为专制政权的代表，演变成人类最黑暗专制政权的共犯结构分子。

由于孙中山错误的方法，使中国无法顺利推行民主；当时孙中山所成立的政府，缺乏财政能力，经济撑不下去了，于是他竟然铤而走险，与代表专制的魔鬼打交道，竟然接受联俄容共的政策，最后造成国民党被邪恶与专制的共产党所消灭的结果。

孙中山缺乏对民主的信仰，也缺乏对邪恶专制的警觉性。他为了巩固政权，不惜牺牲民主的信仰与原则，与专制打交道，并且实行一党专制的政策，最后造成了各种祸国殃民的局面，例如，内战、外侮、贪污腐败、人民贫穷与苦难、延续专制等。所谓的民主，必须符合民主的正义；如果违背了民主正义的原则，那么其结果，也绝对无法符合民主正义的目标，孙中山的错误示范，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孙中山接受陈炯明的建议，实施联省自治（类似联邦政府），并且积极推动全民普选与实施民主宪政，那么所谓的东征与北伐，完全可以避免；如果东征与北伐能够避免，那么就可以避免中国虚耗国力，而予外国可以侵略中国的机会，更可以避免后来的国共战争。

二、孙中山以大汉民族主义与大一统思想，取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与人权的理念

为什么孙中山不接受联省自治？他难道不知道，所谓联省自治，就是他自己所曾经极力倡导的联邦政府？为什么他会出尔反尔，自己否定自己过去的主张？因为他心中的大汉民族主义与大一统思想，后来逐渐取代了他所曾经主张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与人权理念；他已经被中国传统的专制思想所绑架，最后成为中国大汉民族主义、大一统、中央集权与专制思想的工具。

一个没有真实民意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国家，绝对没有合理的权力实施征兵制与税收制，如果不能够建立有效的征兵制与税收制，那么如何让民主国家维持正常的运作？这就是为什么阿富汗与伊拉克，在近年战后，必须实施全民普选的原因。

1911年民国革命后，由于各地方都没有实施全民普选，因此无法建立民主的地方政府，也无法实施民主的地方自治；此时，各地区混乱，这就是各地方产生军阀政权的原因。事实上，在一个混乱的局面下，产生军阀政权，有其历史上的必然性与需要性，至少它可以暂时维护地方各种事务，例如，地区保安、防治土匪、维护地方秩序、维护地方基本的工商结构与生产力体系等。如1919年五四运动，就是在军阀政权下所发动的文化活动，如果没有这个政权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结构，五四运动不可能顺利产生，也不可能有各种理性的文化影响力。

这种天下大乱，人心求安的心理，正是各地方产生军阀政权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历年来改朝换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原因；只要不是民主宪政，就必然产生军阀政权与改朝换代的历史模式。然而，军阀政权，并不是人民理想的选择，因为军阀政权也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结构；人民最好的选择，就是民主宪政，而民主宪政，必须由地方做起，否则就无法避免中国过去专制文化与改朝换代模式的各种弊端。

三、孙中山开启了中国新的专制文明，掠夺了1911年国民革命的民主与自由果实

1911年民国革命后，孙中山让各地区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人，成为国民大会代表，并且以这些人成立国民大会，选举自己成为临时大总统，这种做法无异于民主闹剧，如何能够使各地人民心服？如果孙中山可以这么胡搞瞎搞，那么袁世凯与各地区军阀，又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也搞各种民主的闹剧？那些所谓的军阀，他们也有一套自我合法性存在的理由，如此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意识，岂不是全部都崩溃了，一切都乱套了！

孙中山令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主蒙羞，也起了不好的假民主示范，这就是中国近百年来各种假民主诞生的原因，例如，蒋介石的军政与训政式民主、毛泽东的民主专政、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民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式民主、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式民主等，他们与孙中山模式，有什么差别？

这一群后孙中山时代的中国统治者，他们的假民主行为，可以用台湾两句谚语形容，即“提篮子，假烧金”及“酝豆油”。所谓的“提篮子，假烧金”，是指一群人去庙宇祭拜，其中有一些无聊的人，也假装混入其中，并且象征性地手提着篮子，装着要烧金纸（冥纸）的样子，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是真的去庙宇祭拜；所谓的“酝豆油”，是指不管什么食物，都象征性地沾一下豆油（即酱油）。这两种行为，与那些后孙中山时代的中国统治者，表面上象征性地高喊民主，而实际上却实行专制统治，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按照他们的逻辑去做，中国永远不可能实施宪政。我认为，他们都是孙中山的忠诚继承者，走的都是孙中山专制的道路。

四、专制文化是权谋文化与政治的发展温床，唯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才能遏抑它

有人认为中国近百年，不能够顺利地民主化，是根源于中国人的权谋文化与政治意识。我认为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世界上有许多的民族，他们也有所谓的权谋文化与政治意识，例如，我所遇见的中东、非洲、南美人，他们古代的权谋文化与政治意识，绝不比中国差，那么他们为什么现在纷纷放弃权谋文化与政治意识？原因是他们接受了民主化。

我认为，真正的民主化能够遏抑权谋文化与政治意识；但是假的民主化，并不能能够遏抑权谋文化与政治意识。中国自1911年民国革命后，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民主化，中国如何能遏抑专制时代的权谋文化与政治意识？中国如何能摆脱专制时代的权谋文化与政治文化模式？

我在美国，曾经碰到一些从中国来的人，他们尝试向要用各种假大空与坑蒙拐骗等方式，来获取个人的利益；最后证明，他们都吃大亏了，因为美国的民主法治体系，会让他们四处碰壁。美国的民主法治体系，建立在美国人对民主的信仰与坚持，在这种法治体系下，哪里可以纵容某些人的权谋伎俩？大部分的中国人没有民主信仰，中国社会没有民主法治的体系，在这样缺乏合理的民主信仰与社会制度的有效制约下，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如何能防止各种假大空与坑蒙拐骗等现象？

五、台湾民主受过去专制文明绑架的教训，是后中国共产时代人民的借镜

以台湾的民主形态为例，现在大部分台湾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仍然是依循着中国过去权谋诡诈的文化意识，所谓的民主政治，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政治高明骗术的舞台、政治苦旦表演的场所、权力与利益交易的中心、骗取选票的技术、政党谋私与夺权的工具、展现个人私欲与荣华富贵的媒介等。

为什么这些台湾的政治人物，会呈现这种恶质的民主文化行为？因为他们缺乏民主信仰、民主理念、民主教育、民主素养与民主意识；他们也缺乏尊重民主的正义程序，也不缺乏遵循政治的诚信与民主正义原则。不仅大部分的台湾政治人物如此，大部分的台湾人民也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

六、台湾是一个缺乏民主教育的民主国家，后中国共产时代人民应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台湾是一个缺乏民主教育的民主国家，由于缺乏民主教育，因此人民普遍缺乏民主信仰、理念与素质。至今，在台湾的教科书，仍然找不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主张人权是人不可被剥夺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主张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公约”（主张主权在民）、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主张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三权分立”、“人民与政府的契约论”等详细内容的现代基本民主教材，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够顺利实行现代民主宪政？大部分的台湾人民与政治人物，基本上都被中国的专制文化所绑架，他们的脑袋里，只有民主形式的选举，根本没有民主信仰这个东西！

这些台湾的政治人物，由于普遍缺乏扎实的民主教育，而其教育背景，又受到中国专制文明的影响，因此普遍呈现各种权谋诡诈的意识，政治成为这种权谋诡诈意识的延伸舞台。他们的脑袋里，充满了战国策、孙子兵法、36计、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庸与古龙小说、儒家为官术、马屁逢迎等概念。不论是过去执政的国民党，或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都很难摆脱这种政治权谋的本质，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国民党专制时代，所实施与设计专制教育的受害者；这种文化上可怕的恶瘤，现在正浮现在台湾人民的眼前。

这群人有什么资格，谈民主信仰、理念、道德与责任，有什么资格谈人道谴责、人道抗争、人道责任、人道行动与人权立国？又有什么资格谈“将民主与自由的价值，推向中国，推向全世界”？在我看来，依照他们的民主水平，谈谈选举买票、谈谈谁会当选、谈谈选举民调结果、谈谈哪个党会执政、谈谈立委丑闻与道德堕落、谈谈选举人情交易、谈谈国会政治交易、谈谈族群对立、谈谈政党对决等问题，那还差不多！

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台湾政治人物，提出“要将民主与自由的价值，推向中国，推向全世界”的主张。他们不知道，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信仰，最高贵的价值，并不是独善其国家，而是兼善全人类，这就是台湾与美国政治人物对民主与自由信仰层次不同的地方。我希望这篇文章出现之后，台湾大部分的政治人物与人民，对民主与自由的态度有所改变。

七、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应该以人权立国

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应该以人权立国，绝对不要像台湾一样，政府高喊人权立国，实际上缺乏人权的信仰、理念与实际行动。

有人说，台湾也有许多的人权组织，难道不能证明台湾有人权信仰？我认为，台湾那些人权组织，只不过是虚幻民主王国的花瓶罢了！所谓的人权信仰，并不是在他自己的国家，推动几个人权的法案，就可以了；真正的人权信仰，它的包容对象，应该是无国界的，即指全人类，举凡被独裁、专制与国家恐怖主义压迫的人民，都是有人权信仰的人，应该主动发挥人道救援的对象，这包括各种应该的人道谴责声明、杯葛与救援行动等。

现在的台湾，以政治人物或人权组织成员而论，很难有人会对中共各种暴政与罪行，在第一时间发出应有的人道谴责声明；很难有人会对中共各种暴政与罪行，进行应有的呼吁国际人道杯葛行动；也很难有人会对被中共迫害与关押的异议人士，提供任何积极的人道救援行动，这样的国家，有什么资格谈所谓的人权立国？

我认为，大部分的台湾人民与政治人物，基本上都被中国的专制文化所绑架，他们的脑袋里，还是权谋诡诈这一类意识，并不是民主信仰这些思想！有人提出，任何人都可以到台湾，随便抓一个政治人物，调查一下，他脑袋里装的是《三国演义》式的政治斗争概念，还是类似《圣经》的思想。前者代表了权谋诡诈的思想，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曹操所说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思想；后者代表了人对人类无条件的爱、对自由与人权的坚持、对人间公理正义的坚持、对人道责任等的意识，也代表了人有对抗邪恶势力的勇气，即使牺牲生命，也不可以放弃这种人道的责任意识。

八、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必须有坚定的民主信仰，并且坚守自由与民主的正义阵营

我认为，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必须有坚定的民主信仰，并且坚守自由与民主的正义阵营，如此才能有效发展真正的民主宪制文明。

所谓的民主信仰，包括坚守自由与民主的正义阵营、决不对专制政权宽容、决不与专制政权妥协、必须严厉地人道谴责与干涉专制暴政、必须勇敢与主动地对抗专制、必须勇敢地向邪恶政权人道宣战、必须勇敢地承担民主与自由的人道责任、必须勇敢地帮助所有被压迫与奴役的人民获得自由、必须勇敢地向所有反专制的人士伸出道义的援手、必须将民主与自由的价值推向全世界等。

在民主的信仰里，人应该具有绝对道德的神性，在面对世界不公不义与邪恶政权时，人必须勇敢地与它战斗，绝对不可以畏缩，也不可以害怕死亡。以台湾为例，我实在看不出大部分的台湾人，有这种信仰？为什么台湾缺乏这种信仰？因为台湾的教育，根本没有培养这种信仰的泥土与材料。

我认为，大部分的台湾人民，不仅缺乏对民主的坚强信仰，而且恐共。在恐共意识下，他们逃避做人的基本道义责任，也就是人应该无条件帮助受压迫的人，人应该有勇气对抗世界的不公不义，人应该主动帮助民主正义人士反对强权与暴政，即使那些人他并不认识，人也不可以放弃这个人的责任，这就是人类对民主信仰应有的基本原则与立场。我认为，民主与自由，代表了人类对爱、正义与责任的信仰，如果没有这种信仰，那么人根本就不配谈所谓的民主与自由。

例如，现在在台湾，很难找到，一个能够无条件公开地站在全世界民主第一线，勇敢地反对中共的专制与暴政，勇敢地人道谴责中共的暴行与罪恶，勇敢地对中共不公不义呛声，勇敢地公开支持反中共的民主异议人士，这样有勇气、胆识与道义承担的人，实在并不多。

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台湾的民主，也不是否定全台湾的人民，我是希望透过这种人道的谴责与批判，提升台湾人民对民主与自由价值的认识。事实上，在台湾知识界，仍然有许多值得尊敬的正义有识之士，只是这些人的声音，在台湾权谋诡诈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实在太渺小；我对台湾人民的批评，其目的是希望能帮助台湾那些正义人士，发出更大的声音。

我相信一个有人道勇气与胆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精神力量，可以抵得过上百个装甲兵团。我认为，一个有人道勇气与胆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笔，就是他的武器；他的口，就是他的号角，只要他是站在正义的这一方，那么他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这种浩大无穷的神圣力量，来自于人对神的信仰与其力量的传承，而不是人的理性力量。

九、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必须以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创造新的文化

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必须以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创造新文化，绝对不要走台湾那种反民主的教育模式。台湾的教育，不断重复专制时代的人文观念与意识，这些人文观念与意识，十分危害学生，它会影响学生接受现代民主与自由的思想，

以笔者为例，笔者在台湾70年代，就读高中，其中语文教材，有接近50%的文言文，当时论语、孟子与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都属于文言文。这些文言文教材，不断地宣言专制文化与意识，阻碍了学生学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与人权的思想，为害甚深。

我认为，所谓的文言文教育，就是“接受专制意识”的代名词，因为文言文是专制时代的人，所使用的工具；它代表专制体制下，那批拥有文化地位与特权的人，他们的思想与言论。

文言文就像是一种SARS与禽流感病毒，只要人学习它，人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接受了容许专制意识与文化存在的合法性，人会丧失了对抗专制谎言与暴力的意识，最后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专制意识与文化的工具。不论是龚自珍、严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唐君毅、牟中三、蔡元培、罗家伦、胡适、费孝通、郭沫若、张君劢、陈启天、傅师年、蒋梦麟、方东美等，或是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无法避免地深受其害。

上述中国近代知识界的人士，由于他们受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因此对专制文化的病毒，很难有强健得到抵抗力，他们对专制意识的警觉性，也十分有限。例如，我在他们的作品与行为之中，看不出他们对专制与社会不公不义，那种深痛恶绝的具体态度。

十、知识分子必须敢于对对抗专制，并且应该勇敢地承担人道的责任

我认为，上述中国近代知识界的人士，他们普遍地缺乏对专制应有的人道责任与承担。他们并不能够普遍地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与社会不公不义，经常在第一时间，提出应有的严厉人道谴责、杯葛、干涉与宣战；也缺乏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与社会不公不义，永恒抗争的意识，例如，为建立人类自由民主的价值与信仰，认真地写一本全面深入介绍自由民主价值的书或著作。

所谓的对抗一切形式的专制，是指对包括执政与在野专制势力的全面宣战；许多知识分子，只敢在形势安全的时候大声说话，却不敢在面对强权与暴力政权时坚持自己的意见；或者，只对执政党的专制提出批判，却对在野党的专制视而不见。这种人经常会以“众人皆浊，我独清”的自慰态度，来逃避知识分子对强权与暴力政权的人道抵抗责任；说难听一点，这一群人，只敢躲在群众的后面唱小曲，不敢站在懦弱群众的前面，与强权与暴力政权做殊死战斗，他们有什么资格成为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的人道立场而言，这些被近代人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他们对中国人民而言，是有罪的，他们应该深切忏悔，他们是中国古代专制文明教育下，一群被文化结构所塑造出来的典型懦弱者、奴才与伪君子！我认为，这些人都是中国专制文明教育下的受害者，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专制文明的教育体系，而不是他们，这就是我反对文言文教育的原因。

现在台湾初高中生，文言文教材仍然占语文教材的四分之一；近日内有一些1949年后从中国大陆来台的文人，竟然要求将台湾学生文言文在语文的教材，提高到70%。这些人真是愚昧，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文言文的教材，代表了中国专制文明的意识，它绝对是反民主的教材？这些愚昧的人，准备用文言文的教材，埋葬台湾学生尚未萌芽的自由、独立思考与民主意识，并且让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继续毒害人心。

十一、一个国家要快速民主化，必须大量地学习民主思想

一个国家要快速民主化，必须大量地学习民主思想，例如，上述的人权资料与民主独立宣言等。此外，世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的演讲稿、历史文件、民主理念文章等，都应该成为这个急切于成为民主国家的国民民主教材，例如，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亨利（Patrick Henry）、亚当斯（Samuel Adams）、林肯、马丁仿返路金、甘地、丘吉尔、哈维尔，昆德拉，萨哈罗夫、吉拉斯、罗斯福、里根等人。很不幸的，台湾至今都没有将他们思想与文献，列为国民民主教育的基本教材，在后中国共产时代的人民，绝对不可以犯同样的错误，否则就会再次步上1911年民国革命的历史后尘。

一个国家要民主化，其国民是否能大量而有效地学习民主思想，决定这个国家民主化的成功与否。很不幸的，台湾至今都没有将上述的人权资料、民主独立宣言与世界著名民主思想家的理念，列为国民教育的主要思想教材，在后中国共产时代的人民，绝对不可以犯同样的错误，否则就会再次步上1911年民国革命的历史错误后尘。

中国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倡导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立即有效地切断中国传统的专制意识文化，让人民能够走向全民性的平民文化，使文字的使用权利，不必局限在一少部分特权文人的手中，它可以帮助人民自由与独立思考，也可以帮助人民快速学习西方文化。例如，魏源、严复、林琴南、夏丏尊等人，所翻译的西方文章与小说，现在没有人看得懂；然而白话文学，却没有人看不懂，这就使文字平民化的重要意义。

1919年五四运动后所开始的白话文历史，不到1百年，中国要用这么短的新文字历史，来学习西方的文化，时间上已经落后了甚久。如果中国人还要继续散播或教授专制时代的文化意识，那么无异是自掘坟墓的行为。例如，近年来的中国历史大剧、金庸与古龙小说（鼓励人用于私斗与杀人，逃避人对真实社会的责任）、琼瑶历史剧（鼓励人活在不真实的象牙塔内，逃避人对真实社会的责任）、港台古装剧、老剧本的京剧与学校的文言文教材等，都是公然传播中国古代专制文化的产物，都是毒害亚洲人民民主价值与意识的主要文化材料。

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人民不可以研究中国的古文文献与旧时代的人文思想，我认为，这些工作，可以交给专家去研究，但是这些专家，必须有能力先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剥除中国专制文明的毒素，然后探讨其中有价值与研究意义的人文思想。这些工作，很不容易做，这些专家，也有可能“抓鬼，被鬼抓”，最后陷入被专制文化意识绑架的结果之中，不可不谨慎对待之。

此外，中国的古文文献，可以透过一些专家，将它翻译成为白话文，以便让有兴趣的人研究；我认为，没有必要让每一个学生，花费许多时间去研读或记忆，这会耽误学生研究新文明与科学的时间。例如，美国绝对不会要求所有学生，研读或记忆“古英文学与拉丁文”，他们的学生，将大部分的时间，训练思考力、学习新思想、观念与科学等。这就是美国学生能够具有充分独立思考、独立研究、富创造力、具有逻辑分析力、具有丰富科学知识与意识等能力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美国文明具有高度创造力与科学性内涵的根本原因。

十二、后中国共产时代的人民，必须充分认识西方民主与自由文明的核心价值

后中国共产时代的人民，必须认识西方民主与自由文明的核心价值；也必须用民主的价值，来消灭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与权谋诡诈意识。所谓西方民主与自由文明的核心价值，源于基督教的文明，其中包括绝对的爱、正义、道德与责任意识，也包括人必须为人类的公理与正义而战斗，更包括人没有对不公不义沉默的权利；在基督教的思想里，爱、正义、自由、平等、人权与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类最高的价值与信仰，没有人可以假借任何名义，剥夺人这种基本的权利。

有些人想要绕过基督教的文明信仰与价值，来谈民主的信仰与价值，这是愚昧无知的行为；这好像，有些知识分子，想要绕过民主的信仰与价值，来谈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一样，真是无知到了极点。

这些人弄不清楚，现代民主的信仰与价值，是一个国家文明建设与经济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如同基督教的文明信仰与价值，是现代民主信仰与价值产生的母体。人类绝对不可以只谈文化的表象，而不谈文化的本体，这就是中国同光自强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那些满清的改革派人士，只想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明与民主制度的模式，而不愿意学习西方的民主信仰与价值，例如，尊重人人平等的理念、尊重人权、尊重人民的选择权利、信仰主权在民的理念、实行公民普选、开放多党政治与言论自由等，这岂不是舍本逐末与缘木求鱼的可笑行为？

在人类的理性文化里面，根本没有自由、平等与人权这个概念，例如，在孔子、墨子与柏拉图的著作里，绝对找不出人有自由、平等与人权的概念。他们认为，人的自由太多，会造成社会混乱，因此必须要用专制来限制他们；他们认为，人的智慧与能力有差别，因此应该由有智慧与能力的人，来管理大多数愚昧的人；他们认为，人只要能够安居乐业就够了，不需要谈什么人权，他们不知道所谓的自由、平等与人权概念，还包含了伟大人道爱、正义、自制、责任、牺牲与奉献的意识，这就是人类理性文化的贫困。

所谓自由、平等与人权的概念，源于基督教的文明信仰与价值，例如，《圣经》中指出，人是按照神的肖像所创造的，因此可以导出人人平等与人权的概念。我认为，人类可以不信奉基督宗教，但是人类不可以不接受基督教文明的信仰与价值，否则人类如何能够拥有充分推动民主宪政的基本精神信仰与理念？因为基督教的文明信仰与价值，是民主宪政的本体，至于民主宪政，只不过是这种文明信仰与价值的必然呈现结果罢了。

十三、我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与民族沙文主义

基于我对基督教文明的信仰，基于我对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的信仰，基于我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与人的责任的理念，也基于我对人有追求幸福权利的信念，我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民族沙文主义、中央集权、个人崇拜、一种主义、一党政治、党天下、党统治军、党国不分、党在国家之上，我也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剥夺人民追求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与幸福的权利。这就是我反对所谓的中国、中华民族、大汉族主义、大一统、华夏版图概念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的概念之下，所有被它统治的人民，都会变成一群妄尊自大的人，他们会以“我国中心主义”，来看待自己所统治与其他周边国家的人民，例如，发明所谓的新疆、西藏、内蒙、云南、外蒙、越南等名称，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中心之国。

我认为，可以用东亚的名称，来取代狂妄的中国概念；中国这个概念，曾经导致汉族压迫与屠杀异族，因此中国人面对中国这个概念时，应该怀抱着高度忏悔的意识，否则便不配成为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人。

在中华民族与大汉族主义的概念之下，自然会产生一批野心家，运用汉族中心主义与假的民族主义来压迫、剥削、掠夺与屠杀各地区的人民，其中包括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宁夏回族、蒙古人与台湾人等。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虚拟的神话概念，它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里，只存在于那些被民族主义神话迷惑的汉人心中罢了；大汉族主义，是一种压迫异族的帝国主义。如果要高举中华民族的旗号，最后必然会导致汉人与其他民族的各种冲突与战争，它绝对会危害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发展。在人类纷纷信仰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价值的今天，所有民族主义的神话，都应该被埋葬在坟堆里，不应该再拿出来骗人与害人了。

在中国大一统与华夏版图意识下，必然产生大中国的帝国主义。那些高举大中国旗号的一小撮统治者，必然会以建立大中国的名义，来实施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他们也会假借华夏版图的概念，来军事占领那些不愿意成为大中国一部分的地区人民。这就是汉族与藏族、维吾尔族、宁夏回族、蒙古人、台湾人等之间，经常产生战争、冲突与屠杀的根本原因。

十四、在后中国共产时代的人民，应努力避免中国专制文化的复苏

在后中国共产时代的人民，如何才能够避免中国专制文化的复苏？我认为，必须从三的方面做起，如此才能够有效控制它的再次出现，兹列于下：

1、放弃大中国、中华民族、大汉族主义、大一统、华夏版图的意识：这些概念，都是专制的代名词，只要人民继续拥有这些概念，就一定会造成中国专制文化的复苏。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因为这些概念，都是中国专制时代，统治者所发明与使用的概念；它的目的，在于方便让一小撮权力的野心分子，能够统治大多数的人。如果仔细分析研究，便可以了解，这些概念，完全违反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与幸福的价值。

所谓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概念，就像是一个专制的紧箍咒，永远套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让中国人民必须忍受中央集权的弊端，必须接受一小撮专制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我认为，这个中国与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是中国近百年来人民贫穷与苦难发生的根本原因。

2、尽快让所有人民，学习现代民主宪政的相关文件与教材：例如，让所有人民，学习上述人权文件、民主独立宣言与世界著名民主思想家的理念；也让让所有人民，学习基督教文化与《圣经》的思想，以便建立人民对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与幸福价值的信仰。我相信坚定的民主与自由信仰、有效的民主宪政体制，可以充分遏抑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那些权谋诡诈文化与政治。

3、立即举行各地区人民普选：依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精神，让各地区人民，立即举行全民普选，经由全民普选后，各地区人民可以建立地方政府，并且实行地方自治。在人民有选择权力的前提条件下，原来中国各省、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等，可以依据实际的需要，经由人民自决，独立成为国家；这些独立的国家之间，可以依照民主合法的程序，商议成立东亚联邦或亚洲邦联等的组织。只要符合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价值，任何一种国家或政治组织，都可以成为人民的一个合法选项。

我相信，唯有透过各地区的人民普选，才能够建立有效的民主宪政体制。这个民主的历史过程，过去的美国、英国、日本与德国等都走过，现在的俄罗斯、伊拉克、阿富汗等也在走；全世界有近2百个国家，现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采行全民普选的民主政治，为什么唯独中国不能？这是不是很奇怪？难道中国人只配生活在专制的文明结构之中？我认为不是，是因为中国人被专制文化所绑架，并不是中国人没有资格实行民主，从文化与人种基因而论，我不相信中国人这两种基因，会比其他国的人民差。我相信，在后中国共产时代，没有理由东亚人民不能够走全民普选的民主宪制。

十五、用充分的自由化与民主宪政，来消灭军阀混乱与地方割据的情形

有人提出，中共崩溃之后，中国有可能产生军阀混乱与地方割据的情形。我认为，如果能够做好上述三项工作，那么国家便可以走向充分的自由化与实行民主宪政。在这种民主宪政的基础下，人民自然会用理性的方式，选择未来追求自由与幸福价值的方法，例如，在全民普选之后，立即实施地区征兵制，建立国家应有的军事国防与合法的军队。如果国家能够尽快有效建立合法的军队，那么所谓的军阀混乱与地方割据的情形，便没有存在的合法性。

我相信，俄罗斯、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在举行各地区的人民普选之后，并没有发生军阀混乱与地方割据的情形，那么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的人民普选时，也不会发生军阀混乱与地方割据的现象。

十六、后中国共产时代的各地区人民，应该避免走俄罗斯错误的道路

以俄罗斯为例，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实行了民主，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民主，并不健全。他们民主不健全的原因，在于缺乏我所提的上述三项工作中之第一与第二问题；俄罗斯的人民，至今仍然被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所绑架；俄罗斯的人民，缺乏民主的坚定信仰，也缺乏有效的民主教育。前者，导致俄罗斯与车臣的战争，造成西方自由国家谴责俄罗斯；后者，使俄罗斯成为民主专制的国家，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仍然限制人民的人论自由，仍然是一个新闻不自由的国家。

上述两点事实，使俄罗斯在参加G8富国组织之后，仍然得不到原来G7国家的金融支援（SWAP）与贷款，这就是现在俄罗斯人民仍然贫穷的主要原因，也是俄罗斯缺乏民主化所付出的最大代价。G7国家均为高度自由与民主化的国家，每个国家的国民年均收入均超过3万美元；它们不愿意帮助一个不是正规民主化的国家，如果它们愿意帮助俄罗斯发展经济，那么俄罗斯的经济，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差劲。

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做好上述三项工作，那么中国便有可能产生上述军阀混乱与地方割据的情形，因为1911年民国革命后，证明了这个事实。如果上述三项工作之中，有任何一项做不好，那么中国也会像俄罗斯一样，付出极大的文明惨痛代价，那就是继续承受贫穷与落后。

十七、以“全民普选”、“主权在民”与“人民与政府的契约意识”，为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立国的原则

我希望，中共大崩溃之后，东亚人民能够参考美国建国的模式，并且学习美国成功的经验，如此可以帮助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建立新的国家。例如，各地区人民，立即举行全民普选；普选之后，成立地方政府与实施地方自治。

依据主权在民的理念，原中国各省、自治区与特别行政区的人民，有权按照各地区的实际需要，经过全民公决的方式，独立成为国家，或者选择其它形式的国家组织。

所谓人民有权依据全民公决的方式，独立成为国家，是指人民有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有权选择该地区，是否独立建国；包括有权选择该地区，是否与其它地区合并建国；包括有权选择该地区，是否与其它地区成立联邦政府，如东亚联邦；也包括有权选择该地区，是否以独立国家的形式，联合其他独立国家，成立邦联组织，如亚洲盟邦或邦联。

上述都是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立国的合法选项，至于选择什么方案，应该透过全民公投或人民自决的方式，来决定。其过程，必须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的精神，即不违背“人民自决”、“主权在民”与“人民与政府的契约意识”的原则。

换言之，任何一种新的国家组织，必须符合上述三个原则概念。例如，以全民普选（全民公投）的方式，来体现“人民自决”与“主权在民”的原则；以各地区人民与政府，或者以某地区人民授权的政府与其他地区人民授权的政府协商的方式，来体现“人民与政府的契约意识”的原则，例如，建立区域性联邦或邦联政府、成立区域性共同贸易组织、成立区域性卫生组织等。

上述的原则，都是人民合法的选择权利，也是人民在现代成文宪法保护下，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此外，人民自决的权利，也是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受保障的合法权利。

不论未来人民会选择东亚联邦或亚洲联盟，各地区的人民，都必须从举行全民普选开始。这个过程，绝对不能省略，也不能随意跳过，否则就有可能再次步上1911年民国革命的后尘。

十八、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应该以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来取代民族主义意识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但我尊重各民族的主体意识、语言文字、文化价值观、风俗传统、宗教信仰、艺术与美学观点。我认为，民族主义会造成族群冲突、地区非理性保护意识、导致专制与独裁政权的出现等弊端，它应该被人类现代文明所埋葬，不应该再让它出现，以免危害人间；至于各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高度价值与意义，它代表人类多元文化的瑰宝，人类应该尽力予以尊重与保护。

我认为，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应该以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来取代民族主义意识，例如，以社区意识，取代民族意识或宗族中心意识，这就是美国文化的特色。在美国，不同的人种，可以同时生活在相同的社区，并且以社区选举的方式，建立社区性的地方自治；这种社区性的地方自治，并不会产生族群对立与冲突的问题，因为美国人是以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来取代民族主义，这一点是台湾最欠缺的民主文化，台湾可说是族群对立与冲突的地狱，因为他们缺乏上述的理念。

事实上，所谓的地方自治，也具有相应的危机，例如，非理性的地方保护意识，这种意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大倒退，也会阻碍各地区文明的理性交流与沟通机制。例如，以前山西军阀阎锡山，将山西的铁路，设计为窄轨，是其他省的火车，由于轨道不同，而不能开进山西；这种做法，会阻碍人流与物流，也会阻碍人类地区文明的理性交流与沟通。

我认为，只要各地区人民，具有真正自由与民主的信仰，那么各地区人民之间，就可以透过理性的民主沟通与协商，解决所有文明冲突、对立、矛盾与各种困难的问题。民主国家之间，可能会有文化或国家利益的冲突，但是不容易产生战争，因为民主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理性精神，任何问题，都可以透过民主沟通与协商解决。这种和平的解决方式，完全不同于“专制国家之间”或“专制与民主国家之间”，经常必须被迫面对各种战争危机问题的形式。

后中国共产时代各地区人民，也应该避免类似台湾族群对立与冲突的严重问题，例如，新疆与内蒙等地，汉人人口已超过当地的原住民，如果该地区的人民，缺乏社区意识，又不能以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来取代民族主义意识，那么一定会发生类似台湾族群对立与冲突的问题。

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实行民主宪政，人民必须具备有充分的民主与自由信仰，这必须靠快速提供上述的民主思想教育，来有效协助，否则让一群没有民主自由信仰、理念与思想的人，来实行民主宪政，那么无异于让不会开车的人，在高速公路驾驶，如此怎么不会发生各种可怕的问题？台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十九、人类文明存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民实现追求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与幸福的价值

人的生命十分短暂，如果不能够在活的时候，获得人应有的尊严、价值与地位；如果不能够在活的时候，拥有追求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与幸福价值的权利；如果不能够在活的时候，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那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可言？

所谓的国家与政治组织，只不过是帮助人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工具罢了，没有人需要为这个工具，牺牲自己的做人的原则、尊严、自由与幸福，这就是我主张，后中国共产时代，必须立即实行“全民普选”的主要原因。

20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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