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热爱“祖国” 中共歧视华人

6月10日，美国大使雷德到上海探监，看望几年前被中国当局以逃税罪抓捕并判七年刑期的美籍华裔商人邵裘德，于是中国政府歧视外籍华商的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点。

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邵裘德原名邵静祖，生于上海，1984年赴美留学，1993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MBA学位，1997年归化为美国公民。他在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投资注册了外商独资企业──希比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进口美国医疗设备。上海的两家进口代理公司先后为希比威公司进口了53批医疗设备，并开出与设备相符的增值税发票，希比威向他们支付了包括6％关税，17％增值税在内的全额进口费用。

邵裘德当时并不知道这两张增值税发票是虚开的，他的全部灾祸由此而起。1997年8月，税务检查人员以此为由冻结他公司的银行帐号，上海公安机关随后将之与世隔绝地关押二年多。2000年3月他被判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86,000美元。邵裘德目前在上海西郊的青浦外国人监狱服刑。美国雷德大使在邵被判刑的2000年6月对美国商人的演讲中，就将邵裘德的案子列入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名单。当时海外媒体披露，邵裘德的母亲和姐姐称，在他被关押期间，警方和政府官员曾在两个不同场合索取约30万美元，称那样“处理案子起来会更容易些”。他的家人拒绝了，据说这一拒绝使他的处境更恶化。

在这里，笔者感兴趣的不是邵裘德到底逃没逃税，而是在成千上万的逃税外商当中，为什么只抓华裔商人？最近据香港《凤凰周刊》今年第14期报导，近十多年以来有一万多名香港商人被中国政府拘押，这份媒体一直被视为中国政府在港喉舌，这数字应该属实。

美欧日本港台资，港台商人最易欺

不少学者曾经总结过中俄两国经济改革经验，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海外的华人资本，而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则是因为俄罗斯没有庞大的侨民资本支持本国经济。确实，是港台资本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在80年代率先进入他们魂梦系之的“祖国”，用他们的声音向世界宣示中国是块投资宝地，于是引得日本、美国及欧洲等国资本纷纷进入，从而促进了中国九十年代的繁荣。

然而近年来，港商被中国政府贪官侵吞资产的事件多有发生。港资是中国外资中的大头，在80年代中期曾一度居外资总额的90％，后来渐次下降，到90年代上半期也还高居70％左右，目前据说已经下降至45％，但其比例之高仍然非常可观。

与其他国家的商人相比，港商当然比较懂得“中国特色”的内涵，也最早走上与中国政府官员权钱交易之路。但港商与中国政府官员的交道愉快吗？且不说普通港商，历来被中国当局尊为“上上宾”并被赏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香港商界大佬霍英东，其在南沙投资的事业，就被广东番禺一些职位不高的地方官员巧取豪夺，多年忍辱负重，直到这些地方官当中的梁柏楠贪污腐败事发，霍英东的下属才敢半吞半吐地向外透露了一些粗略内幕，这些情况还只能在香港见诸媒体。

据了解，近年来港商在大陆吃官司、被关押的人数上万。香港商人哀叹，美、欧、日等国商人有本国政府的做保护伞，台商因为涉及两岸关系，境遇亦较港商好一些。而只有港商，早在1980年代，就被北京计程车司机冠以“港熊”之称，“熊”者，“熊包”也，熊念“松”音，意为好欺负。港商受欺之事很多，连霍英东基金会顾问、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统战部长兼副秘书长何铭基这种“党官”都感叹说，“港商一人一颗泪，一人一身伤。”

但台湾商人的境遇真比港商好吗？恐怕台商未必认同此说。2004年端午节以后，“绿色台商”被查税、补税、罚税，与地方官员藉查税之名勒索台商的报导，大量见诸媒体与一些 Calling节目。有些“台谍”案件，据说抓的并非谍报人员，而是“绿色台商”。投资大陆的人身安全风险也不小，根据台湾海基会经贸服务处的资料，从 1992年至2004年9月止，该处共协查处理台商人身安全案件共679件，其中涉遭杀害69件、遭抢、伤害、恐吓勒索80件、失踪159件、遭人绑架或非法拘禁55件、因案限制人身自由207件。而且上述数位远非全部，许多台商并未寻求海基会的帮助而自行想法解决。

“国家领导人”受制于番禺地方官

霍英东在南沙投资，在广东是件相当有名的事情。但整个投资过程却诡谲离奇，风波迭起，这在广东的报纸上都常露端倪，2001年“洛溪大桥事件”一度成为广东各报的头条与热点。但这条消息只被追踪报导了两天，就被政府部门拦腰一刀，严加禁止。报界业内知是牵涉霍英东，“上级”不让报导，但对内里情形还是云里雾里，少有人明其所以然。

霍英东何许人也？在李嘉诚与中国政府结好之前，霍英东是中共在香港的头号“统战对象”与“首席爱国商人”，如果不是因为香港媒体揭出霍青年时期曾与黑道有染，“形象”蒙上阴影，迫使中共弃霍选李，霍英东今天的位置可能就不止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当年董建华的港督一位可能由霍出任，任国家副主席亦有大望。

广东最初的开发，处处可见霍氏足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霍英东从广东中山温泉宾馆起步，建广珠四桥，扩建相关公路，打通珠三角西部走廊。广东经济发展中外资的涌进，霍氏实有率先垂范之大功。霍氏在广州建了白天鹅宾馆后，便移资珠江三角洲中线，希望以广州为始点，全力南拓。为达此目的，霍英东捐资改造广州以南的投资“硬体”，帮助兴建洛溪大桥、大石大桥，翻新改建番禺宾馆，投资兴建沙湾大桥与南沙大道。其间霍氏还同时捐钜款帮助番禺兴建体育馆、医院和大中小学。其目的只有一个：打通珠三角东西两岸，在珠三角中心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新城，整合大珠三角市场，扩展南北腹地，完善投资环境，最后再集中精力开发南沙。

但南沙却成了霍英东一生事业的滑铁卢。从1993年开发至今，霍的南沙开发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何以如此？笔者曾问过一位在霍英东基金会任职的熟人，这位历来爽快的熟人却三缄其口，不肯多讲半个字。直到去年，人们才知道，霍英东怕在地方官那里丢了“里子”又在公众眼中丢面子，不欲其受欺之事见报──对霍英东而言，在中共那里的政治地位仍然是其在港地位的基础。
何铭基在番禺政协主席梁柏楠倒台后，撰写一篇文章透露了一些情况，外人方从中知晓大概。

霍英东原本想像以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兼之他斥钜资营造南沙的投资“硬体”，毕路蓝缕辛苦开发，南沙开发非他莫属。不料当地的地方官非常聪明地先走一步，借霍英东在南沙投资奠下的基础和信誉，向中央申请成立开发区。结果，1993年5月中央政府批准南沙划出九．九平方公里土地成立国家级开发区，霍英东有苦难言，而纠纷亦从此而起。此后凡霍英东建任何工程，地方官也立刻效法，恶性竞争。霍英东建南沙广场，地方官要硬插一脚，从施工到监理全由地方官安插亲信与人马，要价高于市价，品质则完全是拆烂污。而所有工程的供电供水，又全卡在这些地方官手里。其间遇到各种赤裸裸的敲诈勒索，整得霍英东七荤八素，有苦难言。而最让霍英东气愤难忍的是，投入天文数字般巨大资金，先后兴建新技船厂、南沙有荣船厂、洛溪大桥、南沙大道、番中公路及其上三桥、三善大桥、沙湾大桥、虎门渡轮码头等许多大项目，每个项目都充满诡诈刁难，将霍英东及其手下折腾得百般无奈，心力交瘁，不少项目血本无归。洛溪大桥是霍英东赞助投资修建，但投资人里却不见霍氏名字，而在收取“过桥费”的名单里，霍氏名字却赫然列于其上，而霍氏却从未领过分毫。直到广东省各界指责洛溪大桥收费过高，并指钱进入从未投资的霍氏钱袋，霍英东才知道自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大头，刚想辩解一番，又被广东省政府禁止报导。霍氏如此辛勤劳苦，却没有得到半点补偿：在所有宣传南沙的赞辞里，从未提到霍英东半个字。

霍英东身为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算国家领导人），一向被视为在中央政府玩得转的人，为什么在番禺遭遇如此困难？一位地方官道出了其中原因：在广东地方政府官员眼中（或者还可以扩展到“中央政府官员”？），身为“国家领导人”的霍英东仍然只是个“外商”。

资财被无端劫夺的外商知多少？

外商投资于中国，都指望与政府部门（或官员）合作，得到一些便利，但却没想到被合作方依仗政府势力明火执仗劫夺资财，此类事件今年见报的有若干起：

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北京门事件”，事涉香港嘉利来公司6亿资产。事情梗概如下：1994年9月，北京市二商集团（政府机构北京市第二商业局的官办公司）、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香港嘉利来集团签署合约，成立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作公司），在北京朝阳区亮马河兴建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合作公司于 1995年1月通过北京市商业局批准，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香港嘉利来集团投入注册资本逾1,225万美元，并另为合作公司筹措资金3,500万美元。投资期间，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楼盘一度停工，后来北京房地产形势转好，楼盘升值。据权威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 2000年，在业界有“京城一号地”之称的嘉利来合作项目，可成交价值逾10亿元人民币。但辛苦播种有份的香港嘉利来公司却收获无份，这位持有60％股权的大股东于2001年9月被合作方一脚踢出局，踢的理由是嘉利来投入合作公司的注册资金中有6,500万元人民币（约合772万美元）是通过广东佛山汇通公司和佛山华强公司汇入的，因此按国家商务部和国家工商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有关条文，嘉利来集团“未履行出资义务”。合作方在未知会香港嘉利来公司的情况下，将嘉利来公司出资形成的巨额股权“转让”给了香港美邦公司。香港嘉利来集团因出局而造成的损失约人民币6亿元。此案波谲云诡，几上法庭，据说牵涉高层与黑道势力，至今还处于了犹未了之局。有兴趣者可以去读玛雅在《凤凰周刊》今年第14期报导的“北京门事件”。

香港运洋实业公司与辽宁省水利厅下属公司长达6年7审4判的马拉松经济纠纷。1993年3月，香港运洋实业有限公司应辽宁省水利厅邀请，与该厅所属辽宁胜天通讯技术开发公司签订合同，在大连共同组建800兆赫集群防汛通信网。双方约定，香港运洋提供项目资金61万美元和41万元人民币，包括辽宁方的出国考察费用、专案前期费用和设备费用等；辽宁胜天负责办理专案审批手续和全部设备的定货、报关、验收，以及项目的经营。辽宁方承诺，一年内还本分利，并做了财产担保。但运洋老板胡福生却未料这一投资为他带来的竟是一场长达6年的马拉松官司，6年7审4判，并经过大量运作，才算是讨回了一些投资。

这类案件甚多，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资者原以为与政府部门合作，易于赚钱，并且保险。却没想到被重重地涮了一把。
上述事件中，是非还易分清，澄清或许有望，只是在澄清之途上要承受外人无法想像的艰难痛苦与巨额花销。但有些案件则黑白难明，比如最近美籍华裔商人季龙粉执掌的APEX与号称中国长虹电器公司之间的巨额债务纠纷浮出水面，而季龙粉本人则于去年10月的中国之行中被中国警方扣押。双方目前正在大打口水仗，季龙粉被大陆媒体塑造成玩“空手道”的骗术高手，而季龙粉入美籍之前的中国经历更使此事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海外华人眷念“祖国”得到什么回报？

世界各国的侨民中，只有中国人始终与其移民国保持距离，哪怕在移居地繁衍三代后都要谆谆告诫其子孙：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欧美社会，也许是由于人种与文化的原因，华人始终与主流社会有距离。于是他们普遍认为，祖国的强大意味着他们在海外地位的提高，为了祖国的强大，当然还有自己的利益，他们都愿意到中国投资，并且为中国在其国籍所在国作各种利益游说，而对中国的专制政府的恶行视而不见。

这些到中国投资的华裔商人，得到了什么待遇？

一段中国国安局官员常用于威胁外籍华人的话，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蔑视心态，而且这些华人包括商人、学者、记者与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不管你的国籍是哪个国家，也不管你是否讲中文，只要你是华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权管你。”──这话笔者已经听好几个人谈过，这些人互不认识，但叙述这话时却惊人地相似，似乎已经成了国安部对外籍华人的统一工作用语。至于这种“管”的恶劣内涵与对人的折辱，已经有不少人领教过了，有些人醒悟，不再对中国政府抱有希望。但有些人为了国内的地位，比如某大学给的学院院长职位，一笔研究经费，一项商业项目，他们还是宁愿忍受这种屈辱。中华文化心态中这种对名利与权力的深深眷念，还有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构成了海外华人眷念祖国的内在深层心理因素，这些就不是本篇文章所能尽述的了。

无须否认，华人的文化特性是喜欢依靠关系办事，海外华人“回到祖国”投资，大多也抱有依靠关系共同发财之意。但霍英东南沙投资的遭遇应该使海外华人醒悟，因为结论是现成的：没有几个华人能够修炼到霍英东那么高的道行，以霍氏挟“国家领导人”之尊与投资中国所起“表率作用”之重，尚须忍受种种无端之辱，巨额投资血本无归，一般商人又何能免遭劫夺之灾？

海外华人在欧美国家的社会地位不高，不是缘于其母国中国的国家地位不高，而是缘于中国政府对子民那种蔑视态度与蹂躏行为。在这种蹂躏下生存的人，对人格尊严于人之重要性的认识，毕竟与西方文化中长大的人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又使得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有一定文化障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