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岗到姚坑，一条民权争夺之路

小岗村隶属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人，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背起花鼓去讨饭。这样一个“讨饭”成为生计主业的村庄，苦难的记忆使他们似乎相信了饥饿就是他们的宿命。直到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誓与命运相抗争，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颗手印，坚决告别大集体生产方式，搞起了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就大变样，一举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

姚坑村隶属浙江省龙泉市岩樟乡，至今共有26户100余村民，因地僻山高，路小道险，村民与外界物品流通只能用肩挑手提的方式，村民生活和经济发展非常困难。由于该村是自然村，未能列入政府康庄工程，为图自强，村民们多年来一直努力开凿道路，曾筹到10余万元资金，但终因工程浩大资金不足，开路打洞仅 100余米即半途而废。后多方联系到临村(遂昌县龙洋乡黄塔村)的梅善良、林樟旺、林樟法、毛根寿等人，在2004年1月18日，该村20多名村民代表甲方姚坑村与梅善良为代表的乙方签订了《关于修造黄塔至姚坑机耕路的合同》。因为姚坑村作为修建机耕路的发起人和受益人，却又缺乏修路资金才找到乙方出资的，因此合同约定，乙方的投资，通过机耕路峻工后对出村货物收取一定费用的方式回收。

这是两个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事：前者是1978年的安徽凤阳，后者是2004年的浙江龙泉。虽然时隔近三十年，相距几千里，但常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演绎着同一个故事。故事中一样的主体：贫穷落后，在生存艰难的困苦中挣扎的农民；一样的环境：闭塞、村小。一个常被外界、被政府遗忘的小山村，二十几户人家，一百多口人；一样的渴望(动机)：改变现状，脱贫致富；一样的方式与手段：自发地联合起来，力图自主利用村中现有资源，一个想通过承包来利用土地自主生产，一个想通过修路来利用土地上的木材、竹材自主发展经济。两村村民本质上都是追求自主选择，摆脱以前的外在设定，以改变村中发展模式，最终达成对自身命运的改变。

这一样的故事在诉说着同一个实质：就是农民在对政府、政策依靠无望的情况下，自发起来利用现有资源，寻求自身发展，求得摆脱困顿之目的。这是一种自发的奋起，是一种自主的尝试，是一种自救的抉择。这一切的行动都源于对力图掌握自身命运的觉醒，是对自身生而具有的生存权、发展权的本能自觉。这是人类发展的原动力，是人类可贵的原创性，是人生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举动原本是被鼓励、倡导的，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的活力所在。这种自发的举措常常甚至在预报着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召唤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这原本一样的事，却面临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二、两样的命运

无论是小岗村，还是姚坑村，无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本世纪今天，相似的农村在承受着相似的命运，在演绎着一个同样追寻摆脱困境的梦想，然而这同样的追寻却换来两种不同的命运。

1978年的小岗村在留下18个鲜红的手印之后，村民高涨的生产热情曾招引出他村村民的怀疑，进而被上告到上级公社。公社领导下来一查看，发现不得了，资本主义明目张胆地在眼皮下搞起来了，于是硬性地叫小岗村民并到组里干，不干就不发给种子、肥料、耕牛和贷款，可是，小岗群众不管你好说歹说，就是不并回去。于是这事就闹到了县里，县委书记亲临小岗村了解到村民的坚决态度后，就对公社干部说：这里村民都穷怕了，随他们搞吧。再说全县有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是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

县委书记一句话就放活了小岗村。到年底，小岗生产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23年中从未向国家贡献一斤粮食的“三靠队”，1979年包干到户一年，第一次就向国家贡献粮食65000斤，油料20000斤，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第一次留储备粮1000 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人大大增加。据统计，1979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达5000多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

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小岗现象就成为中国政坛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赞成与反对两派针锋相对的争执。这个事后来惊动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最后还闹到了中央，直到邓小平亲自出面对此事首肯后，才算暂时平息了一场争论。不仅争论平息、分歧隐没，而且以此为根据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小岗村民的18个手印，可说按出了中国农村至今近三十年的图景，定格了中国三十年农村政策。

然而二十一世纪今天的浙江姚坑村，在同样的情境下，农民重演出同样的故事，他们只是将小岗的18个手印，置换成了姚坑20个代表签订的一纸招商引资<协议>。

在姚坑村民与林樟旺等人签订<协议>后，林樟旺等人依据协议，信守合同，马上进行了投资。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后，终于在2005年4月，将路基本修通。4月20日，龙泉市公安森林分局突然以“涉嫌非法占用林地罪”，对林樟旺、林樟法、毛根寿、梅善良四人予以刑拘。4月30日，又分别对林樟法、毛根寿、梅善良等三人采取取保候审，而以"涉嫌非法占用农地"罪，以龙公逮捕字（2005）0006号，对林樟旺执行逮捕。

至此一场村民奋起自我招商引资，以期脱贫致富的努力被宣告非法而中止，更为让人深感滑稽的是，被治罪的对象居然是千辛万苦找来的投资修路者而不是姚坑村民。显然，姚坑村民没有犯罪! 寻求自我脱贫何罪之有？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公民有生存权、发展权。这种自我努力寻求解困脱贫的努力当然是践行生存权，追求发展权的具体表现，是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既然村民自发组织修路，进而招商修路是在履行自身权利，是应受宪法保护的。那么作为这个行动的附属----受招而来的投资者，就更应扯不上违法了。就算退一万步来说，村民自发修路解困是违法，整个行动姚坑村民是主体，从犯罪主从关系而言，姚坑村民是主谋，受招来的投资者是从犯。而今主犯安然，从犯入狱，这也大悖法理。看来林樟旺等人被抓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连不上犯罪。对此早有高智晟等大律师从法律角度作了辨析。一件原本利村利民的事，今落得过被捕的命运，这实在与小岗村民的结局相去千万里了。对于这个事件所反映出的公权与民权的斗争，中国著名宪政学家张祖桦先生在<评浙江东阳画水镇与龙泉姚坑村村民维权事件----人权入宪与民权沦陷>的文中也有过全面而精辟的阐述，在此就不需赘述了。

对小岗与姚坑同一事件的不同结局，我们可以从社会演化的角度看到：

1、时过境迁，星转斗移，从小岗到姚坑，中国农村面临的使命依旧----如何争得自身生存权？如何主宰自身发展权？

2、同样的争取，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的命运。小岗村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河，姚坑村沉入了“罪犯”的深渊。

3、小岗与姚坑，同样的事不同的结局，宣示着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政治抉择。

三、三种抉择

小岗村与姚坑村，两个原本应该默默无闻的农村，因为同样的困境激发起同样的行动，却赢得相反的结果的事实，映照出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现实与当局的历史抉择。小岗村的村民自发改革，在面临种种不同争议时，最后尊重民意，顺乎历史的声音成为主流，让小岗村民不仅免于治罪，而且为中国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报幕。

从小岗村自发寻求掌握自身生产命运的改革结局，我们可以看到：1、当时的政府还有勇气面对社会民众自发的创举。说明政府还有一种自信，有一种探索的精神； 2、虽然小岗承包事件发生后，也引起过不同意见的争论，这说明当时社会还能容许争论，还有争论的环境；3、各级政府对于新生事物还有容其发展，看其后效的耐心与虚心。当时凤阳县委书记一句：“就算一个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去。”就写照出一种敢试、敢看，对群众的信赖。这说明当政者与百姓还存在相互的信赖与一致的追求；4、最后小岗模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典范，掀起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高潮。这说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有魄力去接受新事物，有胆量去尝试新发展； 5、小岗模式根本上还记录着，村民追求掌握自我命运，自主生存与发展权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政府在“文革”之后，对百姓权利的一定尊重与一定放权。这是一个公权对民权的一定让步。

同样地，当我们回头来解读今天姚坑村所发生的事时，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政府那份三十年前在小岗村事件中的自信、容忍、耐心与面对新事物的胆识，以及社会的宽松，及在此前提下公权对民权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尊重都荡然无存。相反地，那种缺乏自信、偏狭、自私、拒斥甚至恐惧新生事物，公权对民权肆无忌惮的侵犯，通过姚坑村事件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

从小岗到姚坑同一故事的不同结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今日时局的困境。中国今日的现实就处在三十年前的境地，何去何从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常识告诉我们，今天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有三条路：

其一、“萧规曹随”，沿袭前例，按既定方针办。这种以为中国可以在前人设定模式前行的思路，显然是不思进取，缺乏革新，不敢面对新事物的表现。近年来，社会各种矛盾激化，政府与民间冲突加剧，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经济后续乏力，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加剧，官僚腐化日炽，等等问题一再在昭示：原来改革的政策及制度潜力已发挥殆尽，负面与余害已日益显露，如果追随前制，显然无益于现时问题的解决，路只能越走越窄。那种“刻舟求剑”只有误国害民。

其二、回归旧路，重返前朝，“回到毛泽东”，恢复建政之初权力的威严与极权者的尊崇。显然这是种恋旧情结，是一种远离现代文明的暴力崇拜情结。任何正常人都会知道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时过境迁的社会，要想重复过去的历史，不是痴人说梦，就是天方夜谭。我们必需正视现实，如果我们实在找不到社会发展方向，那么人类已有历史的实践所摸索到的文明轨迹，应该是我们的方向，毕竟中国无法游离于人类之外，我们面对人类共同努力而凝结起的文明成果要有一种虔诚，不要为人性的恶而遮掩了应有的理智与社会责任。历史没有回头路，没有人可以背离文明，逆转历史，任何做这种努力的人不仅不智，而且必定枉然。

其三、突破限制，“超越邓小平”，走出千年专制历史的循环定式，以人类文明为旨归，着手建立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社会，为真正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而努力。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各种矛盾与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也是真正落实“建设政治文明与法治社会”的承诺。超越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文明洗礼，该是皈依人类主流文明的时候了!

如果说中国迈入世界文明还缺什么？我认为除了勇气，别的都不缺了! 这个勇气就集中表现在对人性恶的约制，对不义既得利益的放弃。对人性恶与社会不义的最好约制，至今人类所摸索到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宪政与民主! 那么让我们拿出勇气，为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而奋斗吧!

中国是“超越邓小平，还是回到毛泽东”(一位先贤的论断)，或是原地踏步，这是不可回避的抉择。从姚坑村事件，昭示着民意一种自主命运、践行人权、积极向前追求超越的自发，而当局的处理却彰显出政权的扩张、试图更多吞食民权、回归旧路的愿望。是尊重民意的前行，还是放任权力的后退？答案应该是清楚的。

----原地已千疮百孔，回归则形同饮鸩。

那么超越，就是这个民族惟一的抉择!

2005-7-30

(原载《议报》第209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