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 --- 读胡平新作《犬儒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知识界发起启蒙运动。八九民运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启蒙运动的结果。现在的知识界已经不提启蒙运动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启蒙不再必要。今天,最重要的启蒙工作就是如何解释中国。在这方面,旅居海外的胡平做出了值得推崇的努力,具体表现就是他最近推出的新作《犬儒病》(美国:博大出版社 2005。4。)也许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胡平的名字已经陌生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一代人来说,胡平的名字代表的就是对中共的理论清算的最高境界。“如果说,权力是权利者的语言;那么,语言就是无权者的权力。”这句话用来形容胡平的新作《犬儒病》最为合适。从1979年的《论言论自由》到今天的《犬儒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胡平用九本著作,体现的是中国知识份子对极权体制的不懈抵抗与揭露。
在《犬儒病》中,胡平集中分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的极权主义的本质特点--犬儒病,即从统治者到民众,都不再相信宣传,但又表面上装作相信,于是假装服从;非但如此,而且还“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因为自己没有信仰,就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这可以部份地解释为什么国内外民运人士受到很多人的攻击)。这种现象,胡平称之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杀伤力,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就是“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务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环顾今天的中国,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堕落吗?胡平的分析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出中国精神层面的病根,更在于藉此指出民族精神复兴的路径:那就是破除犬儒心态,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我们胡平告诉我们,极权得以维持,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消沉和故作“玩世不恭”。
中国面临的挑战盘根错节,但是最根本的挑战是能否重建民族精神和社会伦理,这是时代对中国知识份子赋予的重任。因此,胡平的文字,就可以看作是对时代的回应。(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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