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萨特和他的情侣战友西蒙波娃不仅在西方知识界大为走红，而且经过他们强化和解释的存在主义曾影响了全球无数知识分子。今天在回首反思上个世纪人类巨大灾难的经验教训之际，大概没有什么比审视一番萨特和西蒙波娃的人生道路更容易令人理清思路了。
萨特一生都是无神论者，并像尼采那样，致力于挑战上帝。在 12岁这么小的年纪时，萨特就开始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他要自己解决一切问题。他在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表示，“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人人都想成为上帝”。他自己就完全是这么做的。他认为以前的伟大哲学家，都不同程度信仰上帝，而无神论者的哲学则几乎是空白，于是他决定填补那个空白，否定一切传统的知识经典，做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型知识分子。他推动和发展的存在主义，最后在欧洲风行。
简单概括说，萨特的存在主义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认为上帝不存在，现实是荒谬的，人生是虚无的，没有意义和目的，人也没有义务遵守既定的道德标准，人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和生活准则的自由，即人的本质是自由。二是在这个本无意义和荒谬的现实环境中，人又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在“虚无”的现实中用人的“有所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从而获得生存的价值。
● 萨特和尼采们造就了斯大林、毛泽东
存在主义所以风行二三十年后就退潮，冷却，以至被扬弃了，因为其前后两个主要内容难以自圆其说，根本无法实施下去。因为当已确认上帝不存在，世界本是荒谬的，人生其实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那么后面那个部份，即人要行动，要在这种荒谬和无意义中体现出意义，就根本无法做到，更不会像另外一位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所认为的“是一种快乐的哲学。”我们通过存在主义剧作家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 Waiting for Godot ），更可看出这种哲学的荒谬性：该剧写两个流浪汉在等待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叫“戈多”的人（Godot 暗示上帝God）。但经过一场无聊至极的等待之后（以至后悔没有去埃菲尔铁塔自杀），最终戈多也没有出现。贝克特想要表现的是，现实是荒谬的（苦候一个根本不会来的人），人生是无意义的（终生期待一种不存在的虚无）。但贝克特和萨特们认为，两个流浪汉“苦候”的过程构成生存的意义。但这种毫没结果、绝无希望的“苦候”人生，怎么可能会是“快乐的”，它怎么可能会是“快乐的哲学”？难怪连加缪都认为，“如果把存在主义哲学引用到现实生活中，则是哲学自杀。” 因为这种人生哲学不仅是前后矛盾的，而且绝不会有乐观和喜悦，更不会有真正的信心和信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存在主义哲学迅速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但萨特们的存在主义为什么曾风靡一时？这和十八、十九世纪兴起、二十世纪达到高潮的反上帝的启蒙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左翼思潮的主要目标是否定上帝，拒绝《圣经》中对人的规定性和道德规范。萨特提出的“人的本质是自由”，和尼采所强调的“自由意志”，都是要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萨特认为，“不信上帝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完全按照自我意志行事。”这种哲学引导的现实就是，离开绝对的道德标准，抛弃上帝的主导，而按照人的“自由意志”来行动，于是有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尼采所推崇的“超人”主宰世界，结果是出现空前的人类灾难。
萨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他把哲学带到了现实的政治中，与此同时，他给政治赋予了哲学意义。对于当时已经相当受黑格尔、尼采和弗洛依德等思潮影响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来说，萨特的蔑视传统和道德，鼓励人们只需要用直觉和理性指导行动，自然立刻引起呼应。与此同时，当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法国和大半个欧洲被纳粹统治，人民失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萨特的“现实是荒谬的”，人必须起来行动的理论，就相当有市场。这正应验了法国另一名伟大的基督作家雨果的话：一种思想一旦适应了时代，就具有无比的力量。
二战结束后，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兴起，左翼思潮开始风靡整个欧洲知识界，这种人文背景，又给了萨特们这种反上帝、反既定秩序、反资本主义，要起来抗争，要挑战现存秩序的带有造反色彩的理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后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之所以也曾红火了一阵子，主要也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特定背景，自由派知识分子利用介绍萨特的理论，来影射共产党统治下现实的荒谬性，以发泄对现存社会的不满；以萨特的“人的本质是自由”来抗衡没有自由的专制制度。
在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借用萨特的理论来否认现存制度还有情可原，但在已经实行了民主宪政制度的西方，萨特的一味反抗、颠覆现存秩序，把西方的资本主义，西方的基督文明作为抗争和否定的对象，把行动、过程本身当作了目的，同时，在颠覆一切的过程中还抛弃绝对道德标准的指导，这就和同样抛弃上帝、颠覆资本主义、宣称人定胜天的共产主义一味相投。于是出现了萨特们在自由的西方推崇专制的共产社会，而共产社会下的人们用萨特理论来追求自由的荒诞现象。
● 不惜撒谎支持共产主义
像萨特、西蒙波娃这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自己这样认定），出于反对资本主义，同情社会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支持宣称要解放劳苦大众的共产主义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当那场共产主义运动明确地剥夺了萨特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并用集体主义取代了萨特最强调的个人主义的时候，萨特仍闭着眼睛，甚至不惜撒谎来支持共产主义，这就典型地成为了邪恶的帮凶，完全不可原谅了。
萨特和西蒙波娃五十年代初曾去苏联访问，回来后发表了那个后来他自己也承认是“撒谎”的讲话：“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美丽的国家。”萨特几年后表示，当时“说了许多对苏联友好的话，这些我自己都不相信。” 至于为什么那样做，他解释说，“我们不能刚离开了东道主国家，就批评人家，这不够礼貌。”一个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作家，居然如此应对这么大是大非的问题，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好在他还承认撒了谎。至于为什么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举，萨特更进一步坦承：“部份原因是我不知道在与苏联和我自己的思想的关系中，我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
但是当毛泽东、卡斯特罗等暴君邀请他们去做客之后，萨特可是很清楚选择什么立场。他称赞共产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铁托的南斯拉夫“是我的哲学的实现”；对毛的中国，他和西蒙波娃更是赞美有加。毛发动文革时，萨特也想在法国复制，他支持 1968年的法国学生造反，煽动说“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的唯一的东西， ……在我们西方国家，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他和西蒙波娃最喜欢的学生口号是“把禁止禁止掉”，那就是要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践踏一切秩序、法律和道德，要无法无天，这样萨特和西蒙波娃就能做“法国思想界的毛泽东和江青”。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共产世界的乌托邦幻想和美化，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一直生活在西方文明之中，根本不了解到底什么是邪恶。但是，一旦了解到那个共产世界的真实之后，他们中一般来说会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像写出《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的奥威尔那样，当发现现实和他信奉的学说发生了冲突之后，他选择服从现实经验（真实），放弃了曾信仰的左派理论，并从此全身心地传播真实，鞭挞共产邪恶。再就是像和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加缪那样，选择站在真实一边，站在人的一边，而不是让人屈从于理论和意识形态。
作为同样信奉存在主义的作家，加缪和萨特不仅同是左派战友，而且一度还是亲密的朋友。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并发生激烈笔战，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共产世界的真实和残酷越来越被西方所了解的时候，萨特继续向左转，加缪不能接受，更无法跟随；他转向批判共产主义，因为他认为“人比概念更重要”。加缪曾向西蒙波娃坦率地说，“我们，我和你，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人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宁要具体不要抽象。我们宁要人民不要‘主义’。”但萨特继续选择坚持自己的理论，而无视人的经验。西蒙波娃直觉意识到加缪是正确的，但仍非常理智地追随了萨特。
● 推崇暴力和毛主义
除了在人和概念、真实和谎言中萨特选择了概念与谎言之外，他的另一个不可原谅之处是他的行动哲学，包含革命和暴力。萨特一直认为法国左派，法国共产党组织都不够左，不够“革命”，不情愿“以暴易暴”。他宣称，“对我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要抛弃左派那种不应当以暴易暴的理论。”他认为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民选议会制度而形成的现存秩序就是“制度化的暴力”，因此使用屠杀和革命等暴力手段推翻它就是正当的。这种观点和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后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大清洗”，在本质上完全一样。它对西方的左派造反运动，对东方的暴力革命等，都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例如后来在柬埔寨杀害了四百万人的波尔布特集团的八个头目，有五个是教师，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公务员，一个经济学家，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和萨特的信徒，他们五十年代在巴黎留学时接受了萨特的行动主义哲学和“必要的暴力”理论，因而萨特也被称为暴力和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
在萨特晚年，即使面对共产国家那么多血腥的事实，他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据西蒙波娃的《告别萨特》（ 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在 1971年时，他还对西蒙波娃说，希望死后有众多的毛主义者（Maoists）跟在他的棺材后面。他认为西方有太多道德上理不清的问题，他最认同的是毛主义的道德观。这是在中国已经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其残酷西方已经不是太陌生的情况下。此时那个在北京垂垂老已的毛泽东大概做梦都没想到，在被他认为是敌方的西方竟然有那么多他的追随者，而那个风靡了半个地球的“大哲学家”竟然是他的崇拜者。当然他知道了也不会在乎，因为他同样认为自己是拯救整个人类的上帝。
在萨特1980 年去世前的二、三年，他的追随者更大幅滑坡到寥寥无几的程度。难以忍耐没有崇拜者的萨特被一位个人野心极大的年轻男秘书左右，这位崇拜者带他去贫民窟般的地方吃饭、聊天。尽管当时萨特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耳朵也接近全聋，但他很高兴，因为那种地方还有年轻人崇拜他。美国作家贝尔（ Deirdre Bair）的《西蒙波娃传》里指出，“萨特晚年只要年轻和变化，拒绝一切其它。”
● “女权主义”的牺牲品
萨特和西蒙波娃两人除了在思想和社会行动上造就了一代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之外，他俩的私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无数昨日的西方左派和今天第三世界的“现代派”。
萨特和西蒙波娃在相爱初始就定下原则，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是本质的爱（ essential love），与此同时，他们各自可以体验和他（她）人的偶然情爱（ contingent love affairs），条件是两人要相互绝对坦诚，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情。出于女性本能，西蒙波娃对这种做法一开始就有所畏惧，但是在理性和理论上接受，加上对萨特的一往情深，所以答应了。在准则定下之后，萨特首先付诸实现，并坦然地和西蒙波娃谈论他的女人们。
面对这种情形，西蒙波娃在第二卷自传《鼎盛人生》（ The Prime of Life）中写道：“在我这方面是没有嫉妒的…… 我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个原则，那就没有困难接受这个事实。”但这完全不是西蒙波娃的真实。在她毫不讳言是根据自身经历而写的第一本小说《女宾》（She Comes to Stay ）中，女主角在无数次理性和感性的挣扎、妒火和原则的冲突中痛苦不堪，最后把她的情敌杀了。而且是完全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做的，小说这样结尾：“‘我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了’…… 她选择了自己。”
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奈保尔曾说，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比现实中发生的更接近自我内心的真实。相信这是多数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的共识。西蒙波娃同样，她的小说也明显比她的传记更表现她的内心真实，虽然她的小说质量很差。上述《女宾》和包括她得到最高法国文学奖龚古奖的《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 ）等都非常琐碎、拖遢、缺乏构思、思想混乱，所以人们多记得的是她的《第二性》和她是西方女权主义先驱的形象。
尽管这本被西方左派捧到天上去的女权主义宣言也是繁琐、过时到令人像吞中药般难以下咽（以至无法不怀疑到底有几个狂热的女权分子真的读下去了），但该书毕竟抨击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等，有些有益的部份。但她提出的女人在性方面要和男人平等的理论，却在她自己那里就不仅行不通，甚至成为这个理论的受害者。例如，萨特可以做到轻松愉快地同时拥有多个性伴侣，而西蒙波娃就绝对做不到，不到萨特零头的几个“多重性关系”就已经快把她自己折腾疯了。
● 女性的“榜样”，小女人般可怜
为了实践“各自可以体验和他人的偶然情爱”的理论，西蒙波娃在一次到美国的旅行中和芝加哥的作家艾格林（ Nelson Algren）相爱，并给他写了后来发表出来长达五百多页的情书。她在信中写道：她有“使自己幸福的天才”。但真实并非如此，她的美国情人不仅没能使她缓解对萨特情妇们的妒嫉，反而更增加了一层困扰。
尽管对描述自己的真实情感相当有保留，西蒙波娃在她的几部传记中还是经常流露出她和萨特关系的痛苦。她多次提到经常喝酒，经常泪如泉涌，或突然无法控制地痛哭，随后是长时间的情绪低落、沮丧，觉得周围一切都是灰色的，毫无生气。由于萨特定期去见他的其它女人，西蒙波娃写道：“和萨特分离总是令我非常痛苦。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长时间地哭泣。”
难以想象这个曾被《纽约时报》称为 “女权运动之母”、这个令无数女性羡慕、佩服的榜样，竟常常如一个小女人般可怜。她的经历无法不给人一种感觉，她本人是她那种女权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只不过她用巨大的理性克制了自己。她说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种样板式的经验。于是为了成为样板，为了实践一种理论和设想的生活方式，她宁肯忍受巨大的痛苦，宁肯扭曲自己。
西蒙波娃这种情愿牺牲自己的情感，也要满足萨特情欲的做法，从男性自私的角度来看，似乎应该感激。但事实是，她不仅摧残了自己，也害了萨特。正是在西蒙波娃的耸恿下，萨特才坦然地、理直气壮地放纵自己，最后把男人的自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西蒙波娃是负有相当大责任的，她扮演了一个既可悲、又可怜的角色。
她不仅容忍、耸恿了萨特的女人们，甚至帮助拉皮条，勾引自己年轻的女学生送给萨特。在和萨特关系的痛苦和沮丧中，她试图从女人中寻找情感安慰，和萨特的女人们发展同性恋关系。但这种荒唐的关系不仅没能给她带来解脱，反而更把她拖向痛苦的深渊。
而萨特也净找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要那种被崇拜的感觉。他自己对需要各种女人的解释是：“敏感和智慧不能分割，敏感是智慧的一部份”；他“希望从女性那里得到男人在成长过程中失去的敏感”。这话听起来满有道理，但他似乎忘记了，敏感不只是指自己对外界事务的感觉，还包括对他人的理解。虽然西蒙波娃拼命努力去理解萨特，而萨特却从未理解、甚至从未想过去理解那个和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女人，就更别提其它女人了。萨特的做法是左派的典型，他们总能拿出各种听来满是那么回事儿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和实践无论怎样脱节，都无关紧要了。
在这些和女人们的关系中，萨特和绝大多数男人完全一样，要满足的只不过是男人的征服欲、肉体快感和被女人们宠着的得意。但这两个所谓的哲学家，硬要从这里面解释出各种意义，西蒙波娃更是拼命努力地要去理解萨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独特”，并为只有她能“理解”萨特而自得。谁知道萨特的其它女人们是否也或多或少地持同样想法呢？
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女性成了效仿西蒙波娃的受害者。好莱坞影星、美国女权主义分子简．芳达在她最近出版的自传《我迄今为止的人生》（ My Life So Far）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她怎么帮助第一个丈夫找情妇、和妓女一起伺候丈夫的经历。这个“疯”了一辈子、现在政治上仍继续左疯的、离了三次婚的近七十岁的简．芳达，唯一在情感问题上开始醒悟：表示羡慕那些维持了一辈子婚姻的老人，遗憾自己没能有一次维持了五十年的婚姻。
左派们首先害了自己，然后害他人、害世界。西蒙波娃是个最典型的代表，她首先害苦了自己，其次害了萨特，害了萨特的其它女人们，然后他们一起害死了无数崇拜他们“高智商”、要模仿他们生活方式的年轻人。
西蒙波娃在扮演着女性“样板”的角色、不和任何一个萨特的情妇公开决裂的同时，绝对没有忘记报复她们。她在自己的五本传记中，（除第一本描述少女时代的之外）对萨特的女人们极尽嘲讽、挖苦和贬损。萨特死后，她出版了萨特给她的信件，把其中萨特对别的女人的议论，从性、爱、相貌，到年龄、智商等等，全都一古脑地倒了出来。她在传记中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同志和战友般的关系使我们足以嘲弄我们和任何其它人的关系。”萨特对西蒙波娃说，“我和你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和其它女人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萨特还多次跟西蒙波娃强调，她是中心，其它女人只是边缘。这些信件发表之后，令好几个萨特的情妇愤怒至极，她们意识到自己成了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
● 对西蒙波娃的致命一击
如此看来西蒙波娃好像还有可得意之处，但萨特最后对她的背叛则是对这个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不可估量贡献的女人的致命一击：他瞒着西蒙波娃把一个年轻的情妇变成法律上的养女，在他死后继承了他的所有遗产和版权等。而仅仅是伴侣，却没有任何名份的西蒙波娃，则连萨特的手稿也拿不回来，而萨特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是经过西蒙波娃的严格审核、编辑之后才发表的。
萨特这个被西蒙波娃惯坏了的男人，不仅残酷地对待了那个他声称是“中心”的女人，同时也背叛了他的“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情”的原则。那么，曾经获得过巨大荣誉、又拥有过众多女人的萨特晚年是否为自己的“成功”而很得意呢？据西蒙波娃的《告别萨特》，他在晚年对很多事情都不关心，因为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没兴趣了。他经常是要么很悲伤，要么距人千里之外地冷漠。抑郁、沮丧、酗酒、用药和毒品是他晚年的常态，经常被情妇们发现醉倒在地板上。
由于他一生都不会理财，同时要在经济上资助众多女人（因为他的女人们全都是自己没有什么经济能力的小左疯），所以晚年经济状况一直十分窘迫，西蒙波娃在上述《告别萨特》中写到，缺钱成为最后几年里困扰折磨他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最后一次被送去医院之前，西蒙波娃像往常一样到他的公寓去关照，发现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吸困难，连叫她的能力都没有了，而且这种状态已持续了四个多小时。西蒙波娃立刻抓起电话要叫救护车，但是电话被切断了，因为他没钱交电话费。在他死前最清醒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金钱，“我们怎么解决葬礼的费用？”西蒙波娃安慰他说，法国的社会福利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但事实上最后还是朋友们支付的。
虽然结局如此，但萨特从未反省自己的哲学和人生。他在去世前六年时对西蒙波娃说，“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观点、原则、行为全都满意，只是遗憾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与比共产主义分子更左的马克思主义分子更接近。”所以他在晚年时与比法国共产主义分子更左的毛主义分子更接近。他说，“我完全接受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完全是一个我想成为的人。”
连靠肌肉吃饭的拳王阿里都明白：“如果你在 40岁的时候和20 岁时的想法一样，那你就白活了20年。”真正的人，都是在不断地探索、修正、矫正自己的过程中成长，而萨特则自始至终没有过任何反省精神，所以他越走向晚年，越胡涂，至死未有丝毫清醒。
西蒙波娃同样，也是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反省忏悔之处。老年后也是酗酒、用药，忧郁症严重，却仍不忘到处宣讲她的女权主义理论。她死后，带着美国作家艾格林给她的戒指，埋在了萨特的身边。他们三人在地狱里仍然继续着情场苦旅，体验着萨特的《禁闭》（又译“间隔”）中所描述的挣扎。
萨特和西蒙波娃用他们自身的“行动”证明了他们这种抛弃上帝、在纯理性主义和绝对自我意志主导下的人生存在的“荒谬”。他们就是这样一对儿既勤奋又刻苦的“高智商”者的自我摧残、又摧残社会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典型。
注：本文为作者将于十月在台湾出版的《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一书中的节选）
──原载《开放》 2005年9 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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