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西方的300年

　　德国柏林得月园的人口处，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基座上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名言。德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学的奠基人。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说：中国的先哲孔子在德国广为人知。他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能给人们深刻的启迪。这位古代东方哲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伟大哲学家辈出的国度的公共场所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孔子也备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孔子在西方的300年

　　1993年，一位名叫莫格(William Rees Mogg)的学者在汉堡发现了一本1691年出版的《论语》英译文。这大概是仅有的一本最早的孔子著作英译本。这个英译本是从法译本转移过来的。法译本又是从拉丁文译本转译过来的。该书的前言中说：“这位哲学家(孔子)的道德是无限辉煌的。”最早把儒学介绍给西方人的是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把“孔夫子”译成拉丁文“Confucius”。这个词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一位名叫利玛窦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27年，是他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才转译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传。由此可见，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

　　这些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他们为儒家思想所吸引，花费了大量心血向西方世界翻译介绍儒家思想。理雅各(James Legge)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穷几十年之心血翻译四书五经。

　　孔子的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莫格称孔子是“伟大文明奠基者”，他为此写了《他说的仍在实行》一文，文中感叹道：“孔子的教诲属于全人类。他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

　　西方的儒学研究

　　18世纪时，孔子的学说是否为“纯世俗性”的问题在欧洲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这一讨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通过讨论，孔子思想基本上为欧洲学界所了解。到了20世纪，西方出现了钦佩孔子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孔子学说走出学术圈走向大众。一时在大众文化中形成了“东方文化热”，“Confucius says”(“子曰”)这个词语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不时出自西方百姓之口。今天，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在西方人看来，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留下自己“亲笔”作品，但都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三个伟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在他去世后撰写的；记录古希腊苏格拉底思想的《辩白》是由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他被处死以后撰写的；描述耶稣言行的《福音书》也是由他的门徒在他被钉上十字架后几十年里完成的。

　　20世纪以前，西方的儒家研究成果主要出在天主教传教事业发达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这时的研究在文献学方面已经达到一定水平。除教会外，法兰西学院是最著名的研究机构。19世纪后，这些国家在近代工业化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工商业的发展激起了英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汉学也随之在英国兴起。传教士理雅各倾数十年之功力，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并因此成了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语教授。他的翻译体例严谨，被称为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过时。继理雅各之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 (H.A.Giles)、翟林奈(L.Giles)父子除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儒家及其竞争者》。美国人对儒家的研究要晚得多。二战前，美国主要的汉学师资来自英国，但二战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最早从事儒家研究的美国学者要数顾立雅。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代表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儒家研究水平。

　　耶稣比孔子晚5世纪

　　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他们震惊了，因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 5个世纪！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孔子更是尊敬有加。这两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称为“黄金律”。虽然孔子不是宗教创始人，但国外却常把孔子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相提并论。西方不少儒学学者也往往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孔子。他们认同或欣赏儒家价值，致力于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但他们都信仰基督教，有的当过基督教传教士，有的是身居要位的神学家，有的还是宗教界有着广泛影响和特殊地位的学者。

　　和古代希腊哲学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传播和发展也不应受地域限制。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 C.Neville)教授认为，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孔子与“亚洲价值观”

　　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其原动力几乎近于枯竭。西方一些饱学之士，转而在东方哲学中寻求新的泉源。美国学者傅高义(E.Vogel)的《日本第一》一书，呼唤西方学者开拓新思路。亚洲经济的发展不符合韦伯所说的“只有新教伦理，才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断。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就不无道理。东南亚等国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促使人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孔子学说进行重新解释。

　　“亚洲价值观”的概念提出后，很快在西方出现了一场争论。1995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载文说：“许多亚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商界领导人自豪地宣称，横跨太平洋有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差别。他们有孔子文化模式，也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 ‘亚洲价值观’。这些新儒家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比我们的好。”“一个增长着财富和自信的东亚正在向我们可敬的西方价值理念提出挑战。”

　　1996年1月8日，伦敦《金融时报》刊登文章《孔子规则：在今后十年美国将保持在亚洲的经济领先，但它可能会从该地区学到更有价值的社会课程》，教训美国人应向亚洲学习。该文说：“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是其他国家理所当然的模范。但是这个模范的角色现在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僵硬的欧洲，而是来自东亚。”“美国如果鼓励美国人自愿地去采用一些孔子的教诲，其社会将会有莫大的受益。”美国兰登书屋(Random)1999年出版的《孔子住在隔壁：东方在教导我们西方应如何生活》一书，则更是对儒家称赞有加。有评论说，该书告诉读者，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繁荣的工业社区。社会奇迹也伴随着经济奇迹而产生。和这些社会相比，我们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通常坚守着儒家的教导。

　　孔子与现代管理

　　于是，不少东方和西方的学者都在探讨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孔子的“中庸之道”如何应用到现代管理中就是一例。有人认为，从复杂变化的情势中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庸”。日本人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合情、合理、合法”，即“中道管理”，也就是“合理化管理”。有人用M理论来代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M是“人”(man)“中庸”(medium)与“管理”(management)的字首。从字形看来，它左右均衡，切合“中”的特性。英文26个字母中，M也正好居中，也正合“中庸之道”。

　　当然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儒学持批评态度。杨振宁就认为，儒家“长幼有序”“谦虚是美德”等思想，妨碍了培养年轻人进取向上的精神，也就影响了亚洲社会发展的速度。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