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五日下午三点，戴晴出现在北京西单三味书屋茶馆，作题为《三峡工程与环境》的演讲。这是十六年来她第一次获准在公共场合露面。六十五岁的作家戴晴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因“涉嫌动乱”被监禁十个月。之后，十六年来一直被禁止发表文章和谈话。但她的热情没有被封锁所禁锢，她脸色红润，双眸闪着神采。
她演讲的第一句话是：“一九八九年以来，十六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我能在公开的场合和我的读者、我的朋友们见面。封闭十六年之后有了今天这个日子，我觉得我们祖国在言论自由、思想独立，以及容忍异端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希望这个局面能够持续下去，而不是又走回头路。”
戴晴说，她要把以前的事──争取就重大决策独立发言的经过与遭遇──给大家说一说，同时，如果听众里面有特别身份的人，“如果有安全局、三建委（三峡建设委员会）的朋友，特别希望你们把我今天讲的话带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这里的听众和演讲者是在怎样无助的情况下关注着中国的未来，关注着我们共有的大江大河，希望把这个不允许公开发表的声音如实带回去向你们的上级报告”。
一九八九年初，听说三峡工程将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戴晴准备做最后一搏。她邀请七、八位记者分头采访当时最著名的三峡反对派人士，写成小书《长江，长江》，为保护三峡做绝望的努力。起初的几千册，由戴晴自己出钱印刷。“六四”一过，这本小册子被定性为“为动乱推波助澜”，书中采访的民主党派人士被赶出政协，而贵州人民出版社加印的几万册被勒令化为纸浆。
戴晴在演讲中指出，驱动三峡工程上马的是四大利益集团：湖南省、湖北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称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水利部。而决定三峡工程上马的整个程序是非公开的，主张上马者鼓吹的四大好处：防洪、发电、航运与移民解脱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都没有实现，而蛀虫们已把三峡变成了自己的摇钱树和整个国家的窟窿。戴晴说，在她看来，三峡将成为中华民族万劫不复的灾难，而这个灾难，已经失去了纠正的机会，中国人只能坐等着分担这个注定要到来的灾难。
保护自然屡败屡战
戴晴认为，三峡工程是灾难性的政治工程。因为它正处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时刻，在政治上直接关系到能否摒弃原先集权者拍板的老路，开放言路，决策公开透明，逐步实现追求了多年的科学与民主。经济上，能否抛开计划拨款老套，让市场发挥作用。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举世瞩目的工程，竟利用了新经济格局中最肮脏的一面，抓住老体制最腐朽的东西（皇上说了算），糟蹋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资源和最值得骄傲与珍惜的东西。这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在中国上演的一出罪恶的闹剧。她说：“今天能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抗争过，结果是屡战屡败。但是只要一息尚存，就屡败屡战。”
戴晴被封锁十六年后，能在网络预先公布演讲题目的情况下，于北京公开演讲，这令很多人惊异，并引起不少猜测。亚洲周刊独家采访了戴晴。以下是访谈摘要：
这个演讲的缘起是什么？
我曾经在公益活动中认识了两位网民。十月初，这两位网民找到我，请我去北京三味书屋做“双周平民”讲座。讲什么？环境？新闻自由？妇女问题？最后决定，就是讲我比较熟悉的三峡问题吧。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大难题，谁也啃不动。我来讲吧。
十月五日演讲定下来后，我就通知了警察。从十月五日至十五日的十天内，我天天等着安全局来通知我不准发言。甚至演讲的那天下午，我坐上前台，端着茶杯准备开始演讲时，还在等着警察把我带走。
你有过最终发言被阻挠的经历，是吗？
这十六年来，我试图公开发言的多次努力，都失败了。一九九五年，我准备开一个三峡移民的报告会，想把三峡移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央。因为移民可能是三峡工程中最严重的问题。但是，每当我订下一个会议厅时，第二天，那家会议厅总会打电话给我：“对不起，我们的会议厅另有安排。”第三次，我干脆用街头的公用电话订了香格里拉大饭店。这一次安全局不知道会议将于哪里召开，但是，会议邀请的发言者和听众来电话了：“对不起，我们的支部书记告诉我，我不能去开会。”
再一次与朋友通电话时，我突然对着话筒说：“安全部门的人，你把录音机准备好了，我有话要说。如果你要公布和使用你的窃听结果，那么，你首先应该立案。要立案，首先要认为我已危害了国家安全。没立案就使用你的窃听结果，你已经违反了刑法，我要告你！”
十六年了，一个写文章的人，可是读者听不到她的一点声音，这是真正的悲剧。六四之后，我被关了十个月，出来后，拿着在监禁期间写的东西，不知道要不要发在海外。丈夫和孩子都不同意我发表，说“你别闹了！”可朋友说，戴晴，你的声音就是你的生命，你要发出声音！如果不发出声音，会使自己窒息。
思想独立依然故我
六四之后，很多人的作品解禁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盯上我不放了？其实我的文章很平实，我不过是一个记者，一个思想独立的作家。我不过是把自己看到的写出来，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封锁我？有我名字的网页都打不开。当然，我也可以换个名字，写写风花雪月，挣点稿费，但我不想这么做。
这次能够公开演讲，是否意味着上头要对你解禁？
我公开做了讲座，你可以想像我有多激动。因为我并不是偷偷摸摸的，我告诉了一直负责我的警察，我在哪儿讲，讲什么。我不因为他是警察就对他隐瞒。我们开车去三味书屋时，一直认为后面有车跟踪。直到要开讲了，也没人拦我。我的确很高兴。我猜测，也许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是否意味着胡锦涛是较开明的？第二，三峡工程，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做了许多工作来减少它带来的损失。但利益集团太强大了，是否中央需要民间的声音来讨论一下？
但我是个“悲观的行动者”，我随时在准备他们后退。让我说话，这个进步非常脆弱，也许进一步，退两步。
可能有人会想，戴晴获准公开发言，是不是因为你做出了妥协？
我今天和十六年前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位美国朋友说我，戴晴是唯一一个我所见过的大陆人，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以前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我可以和监视我的警察交朋友，那仅限于表达我的友好，仅限于我从不骗他们，说话算话。但我的思想从来不妥协。我作为独立发言人，就是要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说出来。萨依德说过，什么是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力说出真话。我今天讲三峡问题，跟十六年前讲的一样。
你当年去了美国，明知自己的声音在中国会被封杀，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中国？
当初我要在美国申请绿卡很容易的，但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生活在中国？因为我已经选择了这个职业，我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我一定要生活在读者中。
专制要靠内部来瓦解，所以，不生活在中国，跑到国外去喊反共有什么用？这就像太阳和风比赛谁能让人把大衣脱下来那个寓言。美国人就像风一样，不断骂中国，就像风要把人的大衣吹下来，但越吹大衣裹得越紧，不管用。太阳一出来，大衣脱下来了。中国自己的问题还要自己解决。在中国，我们可以通过司法上诉，可以通过召开一次会议，通过一点点的努力来瓦解专制。这些事情要靠大家来做。
我是一个悲观的积极行动者，我知道要瓦解专制太不容易，但需要我们一丝一毫来改变。我的今天和昨天一样，如果有题目写，一定会写，如果发表不了，就不发。如果是真知灼见，不怕过时。如果不让我写，那我可以做别的事，我支持环保行不行？我办个英语培训班行不行？我天天在准备着他们停了我的英语培训班。只要他们还没下令，我就一定要走到最好的那一步。
我当时能从美国回到中国，并不是因为我有特殊的家族背景，而是因为我一点点地坚持，一步步地闯。我有公民的权利，就要一点点地争取。这就是我的民主理念。大家都要坚持自己的公民权利，集权才能瓦解。■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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