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冰：大陆朝野涌动改革潜流 清算江泽民的“产值挂帅”拨正改革方向

皇甫平文章再世

“十一五规划”一改江泽民时代“以产值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体现了胡温在经济改革中的新思路，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结束翌日，胡锦涛到江苏考察，指示各地官员要“把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一天《人民日报》主办的南京媒体《江南时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尹涛”的题为《“解读”十一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解读》）的文章。此文发表后，新华网立即转载，文章点击次数一度高于“神舟六号”升空和十运会的点击次数。

有人认为，《解读》从发表的背景、时间、地点、署名方式和内容的深刻性看来，与当年《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署名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确实，该文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拨正改革方向，清算江泽民“产值挂帅”的檄文。

藉李源潮的地盘出击

一九九一年春，“六四”大屠杀的血渍未干，江泽民乘机对改革开放反攻倒算，大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只好到上海策划皇甫平的文章予以反击。《解读》的发表似乎也是胡锦涛避开北京的江泽民势力，到团派大将李源潮控制的地盘江苏出击。

《解读》说：

专家认为，前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体现在前两年高能耗产业投资过热，产业发展中一味追求规模、产量。五中全会的新精神可谓一种及时的纠偏，《建议》将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到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这里所说的“偏差”、“纠偏”，其实是一种比较隐晦和客气的说法。如果要换成中共路线斗争中置人于死地的说法，那就叫做“左倾机会王义”、“左倾盲动主义”。

《解读》认为：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逐步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瓶颈性约束，矛盾非常突出。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巨大资源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承受的。

这是对江泽民时代盲目追求生产总值的批判！江泽民的生产发展方式可称为竭泽而渔，是一种依赖资源、高投入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也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有高产值就是好猫”，因而使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有专家指出，这几年的生产总值根本抵不了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因而得不偿失。

产值再不能成为升官的资本

《解读》称：

专家预计，在“十一五规划”中，将改变对官员的考核体系，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新的一整套考核指标中，社会发展、环保、就业、教育等指标可能成为硬指标，一些经济增长指标将成为软指标。

江泽民对官员的考核以“生产总值”为标准，只要官员辖下的地区生产值高就能升官发财，因而各地官员专拣那些产值高的行业发展。于是，房地产成了各地官员升官发财的“天梯”。各地官员还特地炒高房价，以获得更高的生产总值，造成房价高踞，百姓“望楼兴叹”，埋怨“买不起楼”。

对教育医疗商业化拨乱反正

《解读》指出：

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也被摆到突出位置．．．．．．要扩大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提供更符合大众需要的公共产品．．．．．．

江泽民时代大搞“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使学费和看病费用直线上升，令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而国家对教育、医疗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小。

教育事业根本就不能像商业那样运作，追求什么利润、产值。教育讲的是百年大计，如果说教育要有利润和产值的话，那是在若干年之后，国家培养的人才在各行各业成了栋梁，因而带动经济发展。而在培养这些人的阶段，除了家长拿出钱作为子女的教育费用之外，国家肯定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承担大部分教育费用。在“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下，许多出身贫困家庭的学生上不起学。“金榜题名时”本来是中国人传统的两大人生乐趣之一，可是，在江泽民时代，大学录取通知书竟成了许多莘莘学子的“催命符”。不少高考生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因感到交不起大学学费而自杀身亡！

医疗事业讲究的是治病救人，决不能搞什么市场化。哪有把治病救人的事业等同于“唯利是图”的商业？在“医疗市场化”的口号下，在奸商的操纵下，大陆的药价腾飞，成本很少的药可以炒成天价。另外，看病费用、住院费用也高得令人咋舌，住一次院动辄几千元。某港人为了省钱，曾到深圳看病，花了几百元，加上交通费用比香港还贵。香港人起码一个月有几千块收入，而深圳的民工一个月收入只有六七百元，他们只要看一次病就要花光一个月的收入。那名港人大惑不解：深圳的民工如果生病怎么办？难道他们个个都是百病不侵的？

“医疗市场化”肆虐，医院要先收钱才治疗，穷人有病无钱莫进来，有的病人因一时交不起钱，医院拒绝治疗，结果因延误而导致死亡。庞大的费用使许多贫困甚至不是十分贫困的病人不敢看病、不敢住院、不舍得吃药，坐以待毙。“医疗市场化”成了许多人的鬼门关！

专家呼吁进行体制改革

大陆的改革为什么会走上了依赖资源、高投入粗放型的道路上去呢？为什么会造成坚尼指数达零点四五的贫富悬殊呢？为什么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呢？许多专家都认为，这些都和体制有关，关键是进行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在中国的条件下，传统增长模式是与行政计划体制相联系的；而所增长模式（新型工业化道路），则需要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制度基础。他说，旧体制的许多遗产，至今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些遗产主要表现在：一、把保持产值的高增长作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和衡量“政绩”好坏的主要标志；二、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过多的配置稀缺资源，特别是影响信贷和“批租”土地的权力；三、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极力投资于产值大、收入多的简单加工业；四、劳动、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严重偏低，甚至白送，促使企业和各级政府发展资源耗费大、效率低的产业。在这种体制条件下由政府进行“结构调整”，其结果只能造成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促进经济的进一步粗放化。

瓶颈不在经济领域而在体制

十月二十三日，北京举行“二００五中国改革论坛”，与会者兴致勃勃，几乎异口同声，把改革的方向指向体制。他们认为，现在改革的瓶颈不在经济领域而在体制。

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韩文秀指出，“十一五”期间，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说：“我们想避免反覆出现的投资和部分行业的过热，不同地区的攀比。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得到到位的转换，那么宏观调控总要应对这个局面。 ”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表示，在“十一五”期间，在改革结构上，政府改革将成为其他改革的焦点。如企业，财税，金融，教育，医疗改革等。如果政府改革不推进，其他改革是有限的。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当前，改革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政府改革滞后相关。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张春霖博士用公共治理概念代替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他说：“现在推进改革的瓶颈不在于经济领域。”“现在被扭曲的改革甚本上在于公共治理方面存在缺陷。”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指出：“十一五”期间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应首先启动；撤销那些直接从事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机构；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责相同、相近的部门，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一般不设立实体办事机构；调整一些领域中中央对方的垂直管理体制，赋予省以及省以下地方政府更多的权责；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出发适当减少行政层级。

胡鞍钢是较有官方色彩的学者，有人称他为“御用学者”，但现在连他也主张民主改革了，他说：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参与的过程就是信息披露的过程，也是各种利益表达的过程，更是各方妥协的过程。

胡鞍钢所讲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就是全民，因为人民是国家的当然“利益相关者”，他们如享有“投票权”，这当然就是民主了。

经济增长成果或被落后制度抵销

中国的改革开放，应当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获益，倘若只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获益，这样的改革不要也罢。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都要被落后的制度所抵销。当弱势群体连做牛做马的血汗钱都拿不到，饥寒交迫铤而走险时，一定没有什么“改革成果”的！

转自《前哨》１２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