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管窥
背景--哈佛藏学是美国藏学的缩影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笔者应邀两度赴哈佛大学出席藏学研讨会,通过和与会美国藏学家的接触、交流和对美国藏学研究机构的考察,增加了对长期关注的美国藏学研究的感性认识,对美国藏学重镇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将其诉诸笔端,以飨同好。管中窥豹,由此可见美国藏学研究现状之一斑。
国外藏学发源于欧洲,美国藏学与欧洲藏学一脉相承。国外藏学从19世纪30年代产生至今,在20世纪初、1960年代初和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过三次高潮。20世纪至今,美国藏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藏学研究萌芽;第二阶段(1950-70年代),美国藏学研究走向成熟;第三阶段(1978年以来),美国藏学研究兴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中美建交,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藏学界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美国学者可以自由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这为美国学者认识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1989年以后,东欧发生巨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逐渐形成一超独强的格局。"六·四风波"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不仅从经济上制裁中国,而且在政治上利用 "人权"、"民主"等手段压制中国,并图谋将西藏作为肢解中国的突破口,于是,西藏又从"冷战的孤儿"变成了"后冷战的宠儿"。这样的国际形势,对美国学者研究和认识西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总之,经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近100年对西藏的接触、了解、认识和研究,美国学者对西藏的认识基本定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特色的"西藏观",美国藏学已脱离欧洲藏学的巢臼,自成一体。
历史--哈佛藏学是美国藏学的先驱
哈佛藏学是美国藏学的缩影。哈佛大学是以人文科学研究著称于世,其藏学研究的历史源于梵文和印度研究。1872年,哈佛首次开设梵文课,拉丁语法学家詹姆斯·格林劳夫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列为拉丁语选修课程。查尔斯·兰曼于1880年在哈佛首次执掌印度-伊朗语言系,并于1888年出版了《梵文读本》,至今仍是标准的教科书。1891年,《哈佛东方学丛书》编纂出版。1902年,印度-伊朗语言系更名为印度语言学系,1951年该系再更名为"梵文和印度学系 "。该系现在开设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教混合梵语、乌尔都-印地语、泰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信德语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区语言课程。1995年,随着一个西藏和喜马拉雅山研究讲席的设立,现在开设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课程。
20世纪以来,许多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和藏学家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或任教和研究。著名汉学家和中国边疆研究专家拉铁摩尔1930-1931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华裔语言学大师赵元任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1924年、1941-1946年任哈佛大学哲学和中文讲师。华裔美国语言学家李方桂,1928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藏文,1946-1948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的客座教授。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1919-1922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藏文3年。他们后来都曾"客串"藏学,并写下了名篇佳作。着有《明代中国与吐蕃》(1972年)的历史学家罗塞比1965年曾在哈佛大学作研究生。杰夫瑞·霍普金斯和罗伯特·瑟曼1960年代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瑟曼深受哈佛大学的熏陶,他于1962年获得英语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72年获得梵文和印度学博士学位,后又返哈佛大学任宗教学访问教授。1963年,霍普金斯和瑟曼于哈佛毕业后前往新泽西州,拜由西藏赴美的卡尔梅克蒙古高僧格西旺杰为师,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美国喇嘛教佛教寺学习藏传佛教,瑟曼还陪同格西旺杰到印度朝圣和学经。后来,霍普金斯和瑟曼都成为国际知名的藏传佛学大师,这两位藏学耆宿至今仍活跃于美国藏学大舞台。上述学者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哈佛藏学的基础。
现状--哈佛藏学是美国藏学的劲旅
哈佛大学是国际知名学府,是举世闻名的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近年来,由于藏学成为国际"显学"和西藏问题国际化趋势的加剧,哈佛部分学者和机构自然地将注意力和兴趣转向了藏学。哈佛-燕京学社、神学院、亚洲中心、俄罗斯中心、法学院、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等,都不同程度地涉足了西藏研究领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哈佛大学已成为美国藏学重镇。
梵文和印度学系的西藏研究──以范德康为例。梵文和印度学系与西藏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该系系主任范德康(Leonard W.J.van der Kuijp)是国际知名的藏学家。范德康,1952年9月生于荷兰,1975年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学士学位,所学专业为藏学、汉学、蒙古学和哲学, 1976年获萨斯喀彻温大学硕士学位,专业为藏学、蒙古学和满学,1977-1979年获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专业为藏学、汉学、印度学和哲学, 1980-1983年,在加德满都尼泊尔研究中心担任尼泊尔-德国手抄本书稿保存项目负责人,1984年,在尼泊尔和印度开展研究项目,1985- 1987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助教,讲授藏族语言文学和佛学,1992-1993年,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后任该校亚洲语言文学系助教授,讲授藏族语言文学和佛学。范德康自1995年起任哈佛大学"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后任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主任,其研究领域为印-藏佛教、西藏文化和政治史、藏蒙和藏汉关系史。作为博士生导师,他已带出了10多名藏学和印度学博士。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他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一道筹划并举办了哈佛藏学研讨会。其主要作品有:《15世纪西藏的印度和锡兰游客》和《11-13世纪藏传佛教认识论的发展》等。梵文和印度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如李若虹(《多仁家族研究》)、滕华瑞(Gray Tuttle,《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研究》)、金红梅(《清代康区研究》)以及黄柏祺、刘国威、阿布杜尔·哈米德(Sardar-Afkhami, Abdol-Hamid)、科迪斯·莱斯(Schaeffer, Kurtis Rice)等,都以西藏为研究方向。范德康不仅潜心学术研究,还称得上是一位藏学活动家,他和本系其他学者及博士研究生一道,通过西藏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推动了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
哈佛大学神学院的西藏研究──以杰妮特·嘉措为例。长期以来哈佛神学院几乎与西藏研究绝缘。2001年下半年美国藏学女杰杰妮特·嘉措(Janet Gyatso)的加盟,改变了这种局面,并以其深厚的藏传佛教研究功底加强了哈佛的藏学研究实力。杰妮特·嘉措深受藏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前夫为西藏贵族后裔鲁康·洛桑嘉措。曾依止藏族高僧达孜夏珠活佛、德雄活佛、噶鲁活佛、丁戈钦则活佛、珠多活佛、堪布喜饶班丹、顿珠活佛和南喀诺布活佛等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先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硕士和博士(1981年)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唐东杰波的文学传统──西藏幻想的佛教研究》。她曾在阿默斯特学院任教14年(1987-2001年),还曾担任纽约州立大学、卫斯理大学、密西根大学的访问学者,并任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纳玛达教授。现任哈佛大学神学院"赫尔希佛学教授"(Hershe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主要研究领域为:性和性别的概念、西藏医学传统、佛教寺院实践和坦特罗(密宗)中妇女的地位,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宁玛派研究专家。《自我的幻象:一位西藏的幻想家的神秘自传──晋美林巴的水中月舞和达基的伟大的神秘谈话的翻译和研究》(1998年)是其藏学代表作。她与汉娜·哈勒维克合作编辑了《西藏妇女》文集(2002年),还编著了《记忆明镜──印度和西藏佛教中的思维和记忆反思》。近期在哈佛大学所授课程有:西藏宗教,佛教哲学问题,女性与佛教的关系,佛教在亚洲和美洲的理论与实践。杰妮特·嘉措目前担任的学术职务有:国际藏学研究会(IATS)主席,国际佛学协会美国分会的秘书长,美国宗教科学院西藏和喜马拉雅宗教组的主席,她担任《宗教百科全书》和《美国宗教科学院杂志》的编委,鲁宾艺术博物馆顾问,智慧出版社印度和西藏佛教研究专着丛书编委,达兰萨拉"阿尼玛卿研究所"妇女研究项目顾问。杰妮特·嘉措进入哈佛,不仅填补了神学院的藏传佛教研究空白,而且壮大了哈佛大学的西藏研究声势。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与西藏研究──以2002年1月藏学研讨会为例,2001年筹备会。费正清中心以研究现实中国著称,其"经世致用"、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学术特色十分鲜明,从前几乎不涉足藏学领域。近年来,该中心增强了对藏学和西藏问题的兴趣──克劳斯(John Kenneth Knaus)出版了《冷战的孤儿──美国和西藏为争取生存的抗争》;邀请藏学家作访问学者(如中国藏族学者降边嘉措);并通过举办藏学研讨会来推动该中心的藏学研究。
2002年1月11-13日召开,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梵文和印度学系、法学院协办,会议组织者是林思安、胡晓江和洛桑桑杰。主题为《当代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与会代表,中方:朱晓明,《西部大开发中的西藏现代化发展──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支持为视角》;杜永彬,《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及其前途》;张明《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资源、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生育政策》,收到邀请书的车明怀和张晓明两人因故缺席,车明怀提交的书面论文是《西藏的社会变革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流亡藏人学者:尼赫鲁大学教授达瓦诺布,《当代西藏的经济政策与实践》;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教授次仁夏嘉,《(中国)共产党与西藏的宗教问题》;达兰萨拉学者贡却尊追,《变化中的西藏经济──西藏可持续发展中农业的作用》;加州州立大学博士阿旺平措,《西藏儿童的教育── 在"世界屋脊"上修建沙堡》。列席代表有:纽约"西藏基金会"理事长仁钦达诺,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国分析员仁钦扎西;美国学者担任评论员:著名藏学家、梵文和印度学系主任范德康,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国际藏学会理事史柏林,女藏学家、第9届国际藏学会主席杰妮特·嘉措,原伦敦"西藏信息网"负责人、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罗伯特·巴勒特,费正清中心主任佩瑞,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著名藏学家、"藏传佛教文献中心"执行主任金·史密斯,原中央情报局官员、《冷战的孤儿》一书的作者克劳斯,法学院院长、主任安守廉,波士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费正清中心客座教授戈德曼。本次会议的特点是规模小,紧扣主题,是政治性的学术会议。费正清中心召开这次会议至少有两个意图:一是学术上加强和扩大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二是政治上试图以学者和学术为媒介,推进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集团的对话和西藏问题的解决。因此,这次藏学研讨会不但扩大了费正清中心在国际藏学界的影响,而且体现了其学术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学术风格。
哈佛-燕京学社与藏学--以访问学者为例。哈佛-燕京学社以研究历史中国著称,在杜维明教授以前的历任社长几乎都没有涉足藏学。国际知名的汉学家杜维明接管该学社以来,认识到汉学与藏学的密切联系,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不能不研究中国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逐渐对藏学和西藏问题产生了兴趣,先后邀请了几位中国藏学专家如陈庆英、谢继胜和徐君等到学社作访问学者,开展元代西藏、西藏艺术史和清代康区等领域的研究,并将范德康的高足李若虹博士招到自己的麾下,作研究助理,试图填补哈佛-燕京学社的藏学研究空白。
俄罗斯研究中心与西藏研究--以2002年4月藏学研讨会为例。哈佛的俄罗斯研究中心与西藏研究结缘并不是偶然的:从19世纪起,俄罗斯在与英国争夺中亚的"大游戏"(Great Game)中就与西藏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研究中心以研究冷战时代为重心,而从冷战的"亲儿"(1950年代)成为冷战的"孤儿"(1970年代)再成为后冷战的"宠儿"(1990年代以来)的西藏自然成为其不能忽视的研究对象。2002年4月20-21日召开,由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具体主办者是:哈佛冷战研究计划,哈佛亚洲中心,美国和平学院,会议组织者是克拉默、哈塞恩和洛桑桑杰。主题为《冷战及其在西藏的遗产──大国政治与地区安全》。与会代表,藏族学者:达瓦诺布,尼赫鲁大学;降央诺布,阿尼玛卿研究所;次仁夏嘉,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洛桑桑杰,哈佛大学;阿旺饶杰,纽约"西藏办事处"(主任);洛桑年达,"人权与民主中心";白玛旺杰,独立学者,加州伯克利。美国学者(提交论文者):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戈尔斯坦,印第安那大学的史柏林,哈佛大学的克劳斯,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巴勒特,佛罗里达大学的麦克马洪,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的米歇尔·沈,斯克莫尔学院的史蒂芬· 霍夫曼,科罗拉多大学的麦克格拉纳罕。中国学者:张曙光,翟强,陈建,郑西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植荣,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张力。评论员:波士顿学院的罗伯特·罗斯,哈佛大学的入江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赫西伯格,哈佛大学的波斯,普林斯顿大学的弗瑞德伯格,哈佛大学的马克·克拉梅,波士顿大学的戈德曼和约瑟夫·费史密斯。费正清中心前主任、美国的"中国通"傅高义和美国副国务卿、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杜布里安斯基应邀出席会议,杜布里安斯基作为贵宾发言人,将于4月21日在会上发言,题为《西藏与当前的美国政府(总统及其内阁)》。
会议分为六个论坛(小组)。第一论坛: 美国在南亚和西藏的政策──冷战年代。论文为:1、《西藏与1950年代初的中-英-美关系》;2、《官方政策与皈依计划──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与西藏的抵抗》;3、《1950-60年代美国对南亚和西藏的政策》。第二论坛: 共产党集团与西藏。论文为:4、《西藏问题与中苏联盟的兴衰》;5、《1950年代的西藏、中国与苏联》;6、《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分裂──西藏的角色》;7、《西藏与中苏关系》。第三论坛: 地区政治与西藏──冷战年代。论文为:8、《毛泽东、西藏与朝鲜战争》;9、《西藏与中印边界争端的起源》;10、《西藏的抵抗与中印边界冲突,1959 -1962年》。第四论坛: 现状──对于西方的牵连和影响。论文为:11、《正在进行的对于西藏的宣传战》;12、《中国与西藏的人权状况》;13、《西藏与今日美中关系》。第五论坛: 现状──对于东亚和南亚的牵连和影响。论文为:14、《"后冷战时代"印度的西藏政策──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中的基础》;15、《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 ──全球与地区因素》;16、《木斯塘之后──对西藏抵抗的当代观察》。第六论坛:关门讨论──中国与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之间的对话的展望。参加者包括: 傅高义,哈佛大学;张植荣,北京大学;洛桑年达,"人权和民主中心";白玛旺杰,独立学者;洛桑桑杰,哈佛大学法学院;松迪,尼赫鲁大学;张力,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本次会议有以下特点:第一、政治色彩鲜明,直奔西方所关注的"西藏问题"这一政治主题;第二、利用新解密的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档案,将西藏问题置于中美、中苏、中印关系及国际局势中加以考察,总结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为相关国家献计献策,专门研究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西藏政策及其在西藏问题上的举措;第三、研究前苏联和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及其西藏政策;第四、关注中国西藏的现状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第五、研究"流亡政府"的发展和演变;第六、企图以学术促成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对话,以学术研究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
此外,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法学院、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等,也开设关注西藏研究。2002年,亚洲中心邀请流亡藏人著名学者达瓦诺布作访问学者,研究《中国的西藏政策》;法学院院长安守廉是与费正清中心主办的藏学研讨会的赞助人,他的博士生洛桑桑杰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流亡政府"研究》,并且是哈佛藏学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社会学系的博士生胡晓江,导师是美国的"中国通"傅高义,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西藏非公有制经济研究》;政治学系的博士生瑞杰明,导师是费正清中心主任伊丽莎白·佩瑞,他对西藏问题也很感兴趣;哈佛大学宗教学委员会的博士生阿瑞(Elijah Ary)是一名洋活佛,他曾在印度的哲蚌寺学经6年,目前从事藏传佛教研究。住在波士顿的国际知名藏学家、"藏传佛教文献中心"执行主任金·史密斯教授、顿珠活佛以及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女教授戈德曼等,都是哈佛大学藏学学术活动的常客,他们对哈佛的藏学研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特点--哈佛藏学在美国藏学界独树一帜
进入21世纪,受国际藏学发展趋势和西藏问题国际化形势的影响,美国藏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与美国其他藏学研究机构相比,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的特点──双重性(学术性和政治性)十分鲜明。
第一、作为学术的藏学--加强和充实哈佛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哈佛藏学研究的历史较长,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欧洲藏学相比,其学术实力还较薄弱。欧洲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重历史和传统,轻现实和现代;重学术,轻政治。与欧洲藏学一脉相承的哈佛大学,其藏学研究自然会受到欧洲藏学的影响。近年来,哈佛有识之士注重学术导向,力图从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和聘请学者等方面提升西藏研究的学术水平。梵文和印度学系、哈佛-燕京学社和神学院,都以学术研究为宗旨。范德康和杰妮特·嘉措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可以说是美国藏学研究队伍中的"少壮派"。范德康以元代西藏、藏传佛教和藏汉关系史为研究方向;杰妮特·嘉措重点研究藏传佛教宁玛派;访问学者侧重研究西藏宗教、历史、语言和文化艺术。只有加强学术研究(基础研究),才能在国际藏学界立足,这是中外藏学家的共识。显然,只有使哈佛藏学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准,才能与哈佛大学 的学术声望相符。
第二、作为政治的藏学--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学术区别于欧洲学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在美国藏学研究领域也有充分的体现。近年来,由于美国国务院《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西藏部分的发表以及"西藏信息网"美国分部的活动,促进了美国藏学与"西藏问题"的联系,使美国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成为一些美国藏学家研究西藏的宗旨。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色彩十分鲜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中心、俄罗斯中心以及法学院、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等,经世致用,寓学术研究于现实政治之中,积极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在确定研究方向、组织学术活动、聘请教授、招收博士研究生和邀请访问学者等方面,都以藏学研究为解决西藏问题或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为导向。克劳斯研究美国的西藏政策,积极为美国处理西藏问题出谋划策。藏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题目有不少是研究当代西藏的。当然,哈佛藏学界和中国学界也认识到,应用和对策研究必须以基础研究为依托,因而"学术的藏学"和"政治的藏学"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一种划分。
总之,近年来,由于哈佛学者对西藏研究的重视,藏学同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通过举办藏学研讨会和开展活跃的藏学国际学术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作为美国藏学先驱的哈佛藏学,不仅成为美国藏学的一支劲旅,而且以其鲜明的学术风格在美国藏学界独树一帜。
(来源:中国藏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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