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中国愤怒的种子(图)

从土地征收到贪污腐败的各类抗议事件在中国农村如火如荼，在一个有9亿农民的国家，压制日益增多的动乱可能是北京最大的挑战。

《时代》杂志5日以大篇幅详尽报导中国农村各类抗议事件，１月中，在中国广东省蟠龙村，不满地方政府征收农地出租给香港纺织厂的抗议事件中，村民说地方官员给的补偿金远低于外资支付的金额。 1000多名村民连续几天聚集在被征收土地附近，挥动干草叉并且封住地方道路。1月14日，多名携带电棒的男子跳下警车攻击农民。村民表示一名13岁女孩被打死 ，估计有20多人受重伤。

这种暴力性地方抗议的频率在中国农村升高，北京至今仍无法压制。根据中共政府自己的估算，2005年有 87000起“扰乱公共秩序”案件，比1994年10,000件大幅上扬。事件大部分发生在蟠龙这样的农村。一度是支持共产党骨干的农民感觉被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排除在外。

中国有9亿没有办法合法或是透过政治手段控制自己命运的农民，他们承受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均的副作用：环境恶化使得数千万人没有干净的空气和水；农民耕种的农地变成工厂却常常没有适当的补偿。结果是，城乡所得差距达到中共政权1949年治国以来最高点。

如果中国的革命历史不是从乡村的不满萌芽，农民的愤怒就不会这么重要。共产党的合法性有赖于60年前参与推翻地主阶级的农民。

今天，中国是唯一一个将健康保险、社会安全和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政府的国家。这个情况在乡下特别严重。中共卫生部承认全国医疗资源只有大约20%用在乡村，虽然有将近70%中国人住在农村。

上个月，中共教育部要求地方政府未来5年投资120亿美元在教育上。不过并未说明各省的钱从哪来。根据教育部的资料，2004年，305个县没有提拨公共经费给小学或中学。

知识无用武之处就没有意义。中国的法律架构没有跟上经济发展，使得农民没有适当的管道抗议土地掠夺或是地方贪污。中共的法官是由地方政府雇用或是开除，灌输司法独立的观念是一大难题。

虽然地方政府有权为了“公众利益”而拨出农地租给外界人士，却没有机制确定这些利益回到农民的银行帐户中。根据去年中共国务院的报告，大约60%的农地交易收入流入开发商和县城政府，30%进入村委会，只有10%给被迫放弃土地的农民。

而且地方官员的升迁和地方经济成长或外商投资绑在一起，而不是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

如果钱是用在盖新学校或是河流净化，农民不会这么失望。农民抱怨钱都被地方官员拿走。一些高规格的贪渎被判刑，例如上个月河北省党书记教唆攻击杀死6名抗议2004年土地征收的农民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不过只有很少贪污调查落到实处，因为官员倾向保护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