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13日报导，暴力性的地方抗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频率震撼中国农村。北京已经无法抑制这个不安。根据中共政权自己的统计，2005年有87000起 “扰乱公共秩序”案件，比1994年10,000件大幅上扬。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广东蟠龙这样偏远的农村。中国9亿乡下居民中大部分是没有法律和政治权力的农人。
今天，中国是唯一一个将医疗、社会安全和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政府的国家。不过地方政府致力于吸引外国投资而非提供基层服务，这已经造成占70%中国人口居住的农村境况悲惨。数百万人过着穷困的边缘生活，无法获得维生工作或医疗。
农民能做的很少。中共的法律架构使得农民没有适当的管道去抗议土地征收或地方政府腐败。中共政权下的法官由地方政府雇用和解职，要司法独立很困难。
蟠龙事件不是单一事件。在山东东部的刘家沟(音Liujiaying)村，地方官员在2003年告诉居民要征收他们种植水果和蔬菜的农地。在得知村委会提供的补偿金少的可怜之后，刘家沟村民拒绝让出土地。几个月内，农田在半夜被推土机清除，几十年的葡萄园和果树被砸毁。和蟠龙一样，刘家沟当局蛮横使用暴力要农民闭嘴。今年1月，62岁的刘(Liu Yinde)带着详细描述地方滥权的请愿信到青岛寻求赔偿。刘说，他还没能交出请愿信，一群流氓在火车站把他挡住，把信撕毁，把他在一家饭店内关了8天。
问题是，北京能否在农村的不满恶化到更大范围足以燎原的土地起义之前将其缓和。不过当局停止农村抗议的主要手段还是维持在阻止他们发声。蟠龙居民表示，自从1月14抗议之后，他们从香港接的卫星电视就被切断，所以无法知道外界对他们遭遇的看法。尝试接近该村的记者被拘留。
不过中国扼杀抗议声音可能无法持久。离蟠龙大约30英哩的浬汕(音Lishan)村，一位性梁(Liang Beidai)的农民是越来越多准备反击政府的其中一位。3名浬汕居民上个月在抗议土地被征收而演变为流血的事件中受伤，一名高中学生被子弹打到头部。梁表示“为了我们的权力我们愿意死，”“反正整个农村都毁了。我们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土地。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如果愤怒的农民真的没有了怕，那就是北京要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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