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昕说：我被关押是北京公安厅，也许是公安部，给云南省公安厅发了个协助通知，于是云南公安厅一个4人专案组来到昭通，把我带到在离昭通70公里的黄梁河。软禁我时，没有给任何法律手续。我的电话被收走，手提电脑被收走。在此期间我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昭通国保支队每天派8、9个人对我进行全天候监控。释放时也没有给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说法，没有说凭哪条哪款限制我的自由，却还对我提了三点要求：一，近期不能回北京，如果回四川打官司，可以送过去；二，不能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三，不能给集体绝食写文章。对这些无理要求，我逐条进行了反驳。旅行、通讯、言论自由都是宪法基本权利，凭什么限制我？我的太太、孩子都在北京，凭什么不让我回去？赵昕非常气愤地说，这是非法拘押！非常恶劣！八九年时都没有这样！以前只是偷偷摸摸的跟踪，现在这样做非常普遍，简直是明目张胆。由于关押期间不能用中草药，影响到被打后伤口的恢复，现在上下坡时膝盖疼得厉害，有可能会落下终身问题。
赵昕说，出来后现在昭通老家和父母在一起，还给我的手提电脑里被安装了公安局的特殊病毒软件，不能上网，电脑根本打不开，花了300元请人才帮我打开。现在只能在网吧上网，在网吧里自由门不能上去，而且上网后发现我的很多邮箱进不去，雅虎，gmail等几个主要的邮箱打不开了。密码给换了。
赵昕先生还说，由于不能回北京，工作没有了，现在一家人的生活基本需要都感到没办法解决。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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