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西藏文革历史作证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年波及中国每一寸土地，无一例外，但西藏由于敏感的民族和宗教因素，在文革结束后，对西藏文革这段历史中共当局一直刻意回避，官方媒体几乎绝口不提，力图封存在历史的灰烬中。而另一方面不知是否丑恶的历史不堪回首，藏人自己也鲜少披露，据文革史料研究学者宋永毅说西藏文革的文献差不多是空白的。藏族女作家唯色今年二月在台湾出版的《西藏记忆》和《杀劫》两书，可以说是开创历史，首次从西藏民间的记忆中去揭开西藏文革的真貌。

热地是文革保军区的造反派头头

《西藏记忆》是唯色亲自采访的口述历史记载，由二十三位亲自参与或经历了西藏文革的当事人从他们自己的经验感受和角度去讲述他们的西藏文革故事。这二十三位口述者有当年的造反派领袖、解放军军人、僧人、从北京回藏煽风点火的藏族红卫兵、生活在拉萨的汉人，以及被革命专政的“牛鬼蛇神”等，呈现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多角度观察，因此也更客观，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从这些口述历史中可看到，西藏文革与中国其它地区文革的演进大致相似，先是破四旧、斗牛鬼蛇神、形成红色恐怖，然后斗走资派，后来发展成派性武斗。西藏当时造反派分为两派大联指和造总，前者保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等，后者要打倒张国华。文革结束后，全国大小造反派组织都受到清算，但西藏保当权派的大联指不但未受到清算，其过往的打砸抢和派性恶斗史既往不咎，一笔勾销而且头头们还升了官。比如后来官至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及人大副委员长的热地在文革中就是大联指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本人还是个文盲。其情况颇似北京红卫兵的联动份子薄熙来、孔丹之类，打砸抢的恶劣纪录并不影响他们的官运亨通。而对立的造总则运气没那么好，造总的总司令陶长松木（后成为西藏学学者）在四人帮倒台后被指控为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份子），被关押审查一年多。而他被审查时，大联指的头头刘绍民正在飞黄腾达，当上县委书记，后又升地委书记。陶长松与唯色谈起，虽事过三四十年觉得仍不公平。

寺庙全面破坏超过内地汉人区

西藏文革与中国其它地方文革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宗教问题。

与汉人这个世俗民族不一样的是藏民族是宗教民族，全民信佛，藏传佛教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藏传佛教遭到空前的毁灭性打击（当然文革前也破坏得很厉害，班禅七万言书有大量记载，文革是破坏达到高峰。）全藏地区佛寺佛教文物经书遭到全面摧毁。如拉萨著名的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建于十五世纪、建筑面积七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布达拉宫，竟然在破四旧被砸得一干二净，剩下一片断垣残壁，文革后重建是在空荡荡的平地上从无到有，另起楼阁。在《西藏记忆》中唯色和她的好几个被访问者都谈到，西藏破坏寺庙之严重比汉人地区更甚。汉人地区在文革破四旧中仍有不少寺庙幸存下来，但西藏寺庙除一布达拉宫外，全遭毁灭。

藏人把一九五九年中共镇压藏人抗暴起义后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视为佛教传到西藏一千三百余年历史中第二次大灭佛黑暗期，西藏第一次大灭佛在公元八九世纪之间。

在唯色的采访中，多位当事人回忆了西藏最神圣的寺庙，首建于公元七世纪的拉萨大昭寺被摧毁的情况。

大昭寺洗劫一空成为驻军猪圈

大昭寺实际在文革前已被中共一个搞阶级教育运动的机构三教工作团占用，寺中并无僧人，已没有寺庙的功能。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破四旧后，拉萨随即掀起破四旧高潮，前往大昭寺破四旧的有一千人左右，有居委会动员的民众，中学红卫兵和外县到拉萨干革命的积极份子，拿着十字镐、锄头砸掉大昭寺的壁画、佛殿、佛像，最后只有一座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的主供佛像得以保存。随后三个月大昭寺收藏的巨量金银珠宝被国家清理一空。

被砸后的大昭寺后来驻过解放军。驻军期间，残破的佛殿变成猪圈。一位访谈者告诉唯色，她曾奉命去大昭寺送猪饲料，看见里面“猪多得很，当兵的还在里面杀猪。”大昭寺又作过造反派“造总”的广播站，武斗时成为战场，解放军攻入大昭寺，开枪打死十二人，此事件称为“六七大昭寺事件”。后来又改成招待所，主盖佛像金顶上面盖了个厕所。

对人类文化遗产如此野蛮的蹂躏，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如此肆无忌惮的摧毁，二十三个回忆者现在讲起无不痛心疾首。但这笔账应当算在谁的身上？

藏人被居委会逼迫去砸庙毁佛

唯色披露，现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在西藏当自治区党委书记时曾在一个会议上大发脾气说，国外总说我们破坏了西藏文化，砸了多少寺庙，可是难道是我们吗？是解放军去砸的吗？是汉族去砸的吗？

唯色痛斥此话无耻。亦为此在采访中反复向被采访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藏人全民信佛，为什么会在文革期间参与破坏，自己动手捣毁佛经寺庙？

一位参加砸大昭寺的女藏人说，是居委会（注：中国和西藏城市中的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但西藏居委会权力远比中国其它地区大很多。）动员去的，居委会则是城关区安排，城关区上面是拉萨市，不去就取消户口和粮卡。但除了积极份子，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

另一位当年参与砸大昭寺的红卫兵鞑瓦说，很多人是被迫的，总的责任在政府，如果当时派军队去保护，谁也不敢去砸。文革期间宗教被压下去，但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是口服心不服，年轻人是被洗了脑。迫于社会压力不敢公开表态。

热爱西藏文物，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年的汉人，文物收藏家叶星生说，“破四旧真的是中央、国家给藏族造成的一个悲剧。”他说，砸寺庙是组织行为，当时他看到一些藏族老人一边偷偷念经一边哭。也有被访者（解放军和活佛之子）说，那个年代不少人是真的热爱共产党，对毛主席迷信，毛主席发动文革，大家即跟着去做。

王力雄与次仁夏加对文革不同解释

唯色在书后录了两篇西藏文章。一是《天葬》及《与达赖喇嘛对话》两书的作家王力雄于一九九八年的《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认为毛泽东文革获得藏人配合首先是搞了阶级斗争，获得低层人民支持。而藏人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寒地带而必然信仰宗教，毛泽东的解放军以摧枯拉朽力量摧毁西藏旧政权，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从而震慑藏人成为取代旧神的新神，西藏文革就是藏人摧毁旧神，投靠新神的一个造神运动。

而第二篇文章则是一位在西方的藏人学者次仁夏加对王力雄的反驳，指西藏文革和中国其它地区文革一样，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是普通男女可以自愿选择的行为，无人能够幸免，少数拒绝参与集体疯狂的人则被视为人民敌人受到批斗。他批评王力雄把责任诿过于受害者是殖民主义者的立场。有趣是，王力雄是唯色的丈夫，从唯色的采访中得到的答案似乎更接近次仁夏加的看法，而与王力雄的解释相矛盾。

残酷杀戮的两宗汉藏冲突

西藏文革另一个特征是夹杂在派性中的民族冲突。

唯色的记录中提到发生在西藏文革中的两宗藏民族抗议事件“尼木事件”和“边坝事件”。此两件事主要的叙述者是红卫兵和驻藏解放军。“尼木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六月，西藏尼木县一位尼姑是一位造反派领袖，带着群众半夜偷袭一个解放军支左部队驻地，将十四名军人全部杀掉。参与者全是所谓的“翻身农奴”，中共定为反革命暴乱，调军队平暴，打死四十多藏人，尼姑及主要参与者十八人押回拉萨后公审枪决。但造总的红卫兵，如陶长松认为此事件是尼木县造反派不满解放军有派性，支一派打一派而引发的冲突。

据调查过边坝县的一位退休干部说，同年较早发生的“边坝事件”也是一位派性斗争掺杂民族冲击的复杂事件，造反派组织造总斗当权派，支持另一派大联指派的解放军昌都某独立营将事件说成是暴乱，带兵镇压，变成汉人解放军与当地藏人的血腥战争。在冲突中有几个藏族妇女勒死了一个被打散走失的解放军，解放军随后残忍报复，展开大屠杀，当天公开枪杀了三十多被俘藏人，勒死解放军的那位十九岁藏人少女，解放军先用刺刀捅她，刀尖穿过她的身子，从胸前冒出一截，然后再向她开了数枪将她杀死。

这位属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大联指的成员后来下到乡里去落实政策，下到所谓暴乱最厉害的乡村，看不到青壮年，不是被解放军打死，就是被关起来。一开会，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他说整个边坝县除了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人，全都杀错了，而这些人全是翻身农奴，戴专政帽子的农奴主份子因为出身不好，不敢参加造反，所以无人遭殃。但在《中央西藏党史大事记》中，仍把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讲述这两个事件时，两事件的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当事人，即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的藏人是缺席的，没有他们对事件真相的陈辞，这是比较令人遗憾的。事件无疑和内地文革的武斗杀人不同，包含了鲜明的民族矛盾和仇恨因素，事件的两名主角，竟然都是年轻的藏族妇女，更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令人回味。

── 原载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