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苦读四年、毕业前夕被突然开除的女博士。听说我被开除的事件披露后，报纸、网上讨论得很热烈，广大朋友对我很关心，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健康、精神状况一直欠佳，加之我的笔记本电脑被非法拿走至今未还，直到今天我才设法在借用的电脑上写下这封信。一来感谢大家对我的真诚支持和关心，二来也借此机会向朋友们如实地谈谈这次事件的始末，免得被某些新闻媒体扭曲事实的报道误导。
尽管我文笔不好，表达欠佳，对法律及打官司的事也不在行，但我能保证我的陈述客观、真实。除因保密对个别措辞、称呼有所删减、修改外，此陈述如有不实、虚构之处，我愿承担法律责任（必要时我可以公开这些材料、证明及信件的原件）。
在这篇匆匆写就的陈述中，如有措辞不严谨之处，相信朋友们不会抓我的话柄，会谅解我的。我的陈述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北外06/02/24事件经过
2． 事件处理经过
3． 与几位老师的关系
4． 北外开除决定质疑
5． 媒体报道失实之处
6．本人境况及对此事结局的预料
北外06/02/24事件经过 2006年2月24日下午2点钟左右，我正与北京三元牛奶小红帽服务中心办理订购牛奶之事，
房门开着。这时，一个陌生男子站在我房间的门槛处敲门，自称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保卫处的，有事找我。我说“请进！您先坐，我处理好订牛奶的事就接待您。” 待我办理完交钱、开发票等事项后，发现我房间里已进来了8、9个左右身着深色便服的人（除一名女性外，其他均为中年男性）。其中一位是我原工作单位系领导，另有个别似面熟但记不清其姓名、职业，其余人完全陌生。领头的男子自我介绍说，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保卫处蔡处长。
蔡处长说，经北京市公安局立案调查，证明我涉嫌在2005-2006年寒假期间（即2006年1月上旬—2月下旬），在北京房间电话上网用电子邮件攻击博士生导师X教授，现特来核实此事。希望我能如实地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
他首先问我：“你与导师X教授关系如何？” 我回答说：“一切正常。X教授为人十分客气。但我们除学术问题外，从未涉及过个人私事。” 他问：“那你为何用电子邮件对X老师进行人身攻击呢？” 我说：“这件事肯定有误会。请您核实后我们再谈。” 他说：“这件事公安机关已有确凿证据。否则我们是不会轻易找你谈这种事的。”
我说：“那您能否把此证据拿出来让我看看呢？” 他说：“这不合适。” 我说：“您没有出示任何证明、证据就认定我作了这种事，并与我谈这种事，是否也不合适？” 他说：“我对你说过了：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找你的。” 我说：“那您为何不出示您的证据呢？不出示我涉嫌犯罪的证据，这件事就没法再谈下去。” 我们僵持了一会儿。
蔡处长说：“你身为党员、教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太不像话了！” 我说：“请问我做了什么事？” 他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说：“您说得没错。我做过什么事、没做过什么事，当然自己心里清楚。” 过了几分钟，我说：“您说有证据证明我做过某些事，我说自己没做过。但您又不给我出示有关证据。我觉得这样谈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是在浪费时间。” 又过了几分钟，蔡处长说：“把那些电子邮件打印件拿出来给她看看。” 其中一个男子便从一个黑色文件夹中拿出一个透明塑料文件袋，从中拿出一沓纸（约二、
三十张）。我走过去，从那个男子的手中翻看了一下：上面均是些乱七八糟的谩骂话，逻辑、语法都不通，我看不大懂。因与我本人无关，我对其内容不感兴趣，没记内容，只记得其中一张似乎提及了X 老师女儿的什么事，还有一篇纸上好像写满了“死、死、死”的字眼，等等。但这些材料只是电子邮件文字内容，并没有显示其与我本人有任何联系：上面既没有我的电子邮件地址，也没有我所居住房间的电话号码。
我问：“这就是您的证据吗？请问这些东西和我有什么联系？” 他说：“这都是通过你的房间电话号码发送出来的。” 我问：“请问这些材料上哪里显示出了这一点？退一步讲，即便真是用此房间电话号码上网发送的什么信息，也不能证明就与我本人有关系，因为这是借用北外80 年代的老房子，
很难保证别人没有此房间的钥匙。况且，按这些东西所显示的发送日期期间，我不在北京。” 他问：“你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回家看病、探望父母去了，刚回来。自出国访学回来至今，我一直忙于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还未曾回家。因去年（2005年）12月1日我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已通过（论文原已基本完成），开题委员会几位专家教授，尤其是我的导师X教授，对我博士论文的修改已给予了较具体的指导，今年假期我才去看望父母。临走前一天我还特意向X老师当面请过假。” 他问：“你有回家的证据吗？” 我说：“我给您找一找看。希望我没有将车票随手扔掉。” 我从抽屉里翻找出回家的往返卧铺票，并将其出示给蔡处长等人。
蔡处长说：“我们还得核实其真实性。” 我说：“请便。您甚至可去当地公安机关、保卫部门核实。” 这时，外屋房间的灯亮了，我听见有人在外屋翻东西。我走了出去，看到外屋房间灯亮着，房门大开着，有两个男人在到处翻看。我问：“你们是谁？在干什么？” 他们说：“随便看看。” 我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 这时，我又听见里屋有异样的声音，便赶快回到里屋。我看到屋里那几个男人神色似乎不太正常，但没看清他们干了什么。
停了一会儿，蔡处长说：“你得写一份有关情况说明。” 我问：“说明什么？” 他说：“说明你与X教授的关系情况以及你假期不在北京的情况。” 我说：“我已正式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你们谈过我与X教授的正常师生关系，并已向您出示有关我假期不在北京的证据，已证明你们刚才出具的所谓证据是站不住脚的，已证明此事与我无关。为什么还要我写材料？我拒绝写。” 原单位领导说：“你是教授，是党员。要配合组织工作。” 我说：“那好吧。” 我拿出一张白纸，写的内容大概为：我与导师X教授关系正常。寒假期间我离京探望父母，并附上了我回家的往返车票。
写完后，这几个人对我说：“我们要把你的电脑带走，让公安机关检查、核实。” 我说：“对不起，这不行。” 原单位领导再次说：“请你配合组织工作。” 我说：“正因为是党员，是教授，我已经非常地配合了。但这些人没有权利拿走我的个人电脑。第一，我正在赶写博士论文，时间非常紧迫。第二，那里面有我的个人资料，纯属个人隐私。你们没有这种权利。” 这时，其中一个男子说：“既然你没有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为何不让我们拿走电脑让公安机关检查？” 我说：“这与见得人、见不得人没关系。我说过了：这里面有我的个人资料，属于个人隐私。我有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我拒绝让你们带走我的电脑。” 我们又僵持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蔡处长说：“你的枕头下有一份材料，好像与此事有关。请你出示给我们看看。” 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严重侵犯了我的公民权，且出言不逊伤害了我的自尊。我说：“
你们有什么权力翻查我的个人东西? 这是我个人隐私材料。我拒绝出示。” 我走到床头，把枕头下的两页纸（一个朋友忘记带走的材料）拿出装进了自己裤子口袋。
这时，从一直开着的门外走进一个手持摄像机的高个头男子。他一进来便对着我进行拍摄。我伸开手臂遮挡镜头说：“你们没权这样！” 他们依然对着我拍摄了好几分钟。持摄像机的男子接着又对着屋里其他地方进行拍摄，并走到外屋拍摄。
我再次抗议道：“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提出抗议！” 他们仍然到处拍摄着。接着，他们再次提出要带走我的电脑。我又一次拒绝了。
大家僵持着。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想和我单位的领导谈谈。” 蔡处长说：“可以。我们先去外面等着。”他便和几个人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我对单位领导说：“不是我不配合工作。电脑里除了我正在抓紧工作的博士论文实在不能耽误外，确实有一些我的个人隐私材料。我是教授，是党员，但我同样是个国家公民，有自己的隐私权。” 单位领导说：“你既然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何不敢把电脑让他们带走，让公安机关查查清楚呢？这样对你也有好处。” 我说：“这不行。” 大家僵持着。这时已经下午6点多钟了。
我身体状况原本欠佳，身患几种较严重的疾病正在就医治疗。历经几个钟头的精神折磨，
我身体已疲乏得受不住了，虚汗顺着脸颊和脊背直往下流，腿膝发软，头痛欲裂。
我说：“我现在精神、身体状况已支持不住了。既然一定要强行带走我的电脑，我要求：
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些与此事无任何关系的个人隐私材料拷贝下来，自己保存。” 他们说：“可以。” 我从抽屉里找出一个U盘，开始拷贝。
等待拷贝时，我有些便意，便去了一趟卫生间。
从卫生间回来后，我发现因U盘容量较小再加上其中原已保存一些其他资料，电脑显示：
无法进行拷贝。
一个男子建议道：“要不你再找一个U 盘？” 我说：“我只有这一个。” 他们说：“算了，我们答应不看你的个人材料。不用拷贝，我们带走了！” 我说：“这样带走不行。你们要写一个情况说明和电脑内容清单。” 其中一人便用白纸随便写了几句话（今收到Sony笔记本电脑一台，两日后归还），放在桌上。
带摄像机的男人再次对我本人、我的里外房间及卫生间等各处进行了拍摄。
随后，他们几个人用事先带来的、似乎是个硬纸袋似的东西提起我的电脑就走。
我追出去说：“你们不能就这样走了！我找谁去要还我的电脑？” 原单位领导说：“你为何不相信组织？你不是有我的手机号吗？打我的手机就行了。” 我叫住北京外国语大学保卫处蔡处长，对他说：“我有一点儿有关与北外老师关系的情况，想给您说明一下。” 蔡处长和那位女士站住，听我讲。
我说：“我在北外学习期间，只与一位教师有过不愉快。” 蔡处长说：“是张惠文老师吧！她都给我说了。而且你还给她发过信息骂她。” 我说：“我必须纠正您的话。第一，我的确用我本人手机、明确地、用本人姓名给她发过几条手机信息，是为了询问有关她对我个人恶意中伤的情况；第二，给她所发的信息中我绝没有使用过任何骂人字眼，只是说：据不少同学、同事告诉我，张慧文老师在背后对我的个人问题进行攻击、谩骂。她的所作所为让我很伤心，因为我曾为她的豪爽、真诚友谊感动，一直把她当作在北京的知心朋友。在她的动人祈求与说服下，为了协助她工作，我将自己的健康及学业等事情都推至一旁，全身心为她所负责的大专部进行翻译教学、搞英语专业四级考试辅导、试卷分析讲座等等。如果她道听途说什么情况应与我当面谈清、核实，不该不负责任到处乱说、毁坏我的名誉。做人不能这样做。有些事情做得过分是会犯法的。”如张慧文老师还有一点儿良知，她会证明我这里所说的情况句句属实。
蔡处长和那位女士听完，没说什么就离开了。
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头痛欲裂，便躺在了床上。由于身体虚弱，又受了此事的强烈刺激，我没吃晚饭，并一夜没能入睡。
第二天，2月25日，我已虚弱得无法起床，发起高烧，内衣、被子都湿了。我米水没沾，
一直在床上躺到下午3点左右。我越想越感到这件事有些不对头，便挣扎着爬起来，试着给唯一能联系的人----那位原单位领导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我电脑的踪迹和情况。但电讯告知：此号码早已停用。
我心里慌了起来：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更不知该怎么联系。电脑收条上既无单位名称，更无单位公章。这样一来，我有什么证据和线索、该向何人找回我的电脑？我起身下床。本想立即打110报警，但又一想，我原工作单位系领导是这些人之一，如果报了警，把关系闹得太僵，读完博士我怎么回去工作？考虑一会儿后，我决定先找律师咨询一下此事该如何处理。
我挣扎着穿上外衣，打车去了人民大学，好不容易在海淀南路附近找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我给其中一位律师刚谈完事情经过，律师立刻说：“马上打110报警。然后再来找我们。
目前情况我们没法管。” 我打了110，接电话的人问了问情况，告诉我说：“你先去你们学校保卫部门或当地派出所反映情况，然后再说。” 我找到城乡超市附近的一个派出所，说明了情况。值班警察说，这事不归他们管辖，让我去万寿寺派出所。但提醒我说，今天是周六，不一定能找到人。还是先去本校保卫部门核实一下有没有这回事儿。
我找到北外保卫处。值班人员说，北外保卫处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建议我马上打110报警。
我打了110。随后赶来的警官记录了发生情况及其具体时间、地点、我的身份，说马上回去报告，请示领导并核实情况后就给我回话。
约一个钟头左右，110警官打来电话说，他们已请示公安机关领导并核实：第一，此事件与公安局无关；第二，此事确系学校保卫部门而非社会闲杂人员所为。他们已经与北外保卫处联系过，也和我原工作单位联系上了，保卫处正在调查核实之中。因是周末，估计得到下周一、二才会有结果。
周一（2月27日）早晨8-9点钟，我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机关办公楼，找到校长办公室，要求面见北外校领导。工作人员让我去找信访室。我找到信访室，向工作人员谈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刚开始时对我还算客气，但在当着我面与校保卫处打电话商谈后态度马上转变，说校领导很忙，来访者很难见到。他们让我先写个书面材料，他们研究一下再考虑能否安排时间。
因我已养成用电脑写东西的习惯，便说：“我的电脑被拿走，我怎么写？” 那位年轻人态度蛮横地说：“你没长手吗？一个教授、博士生，连字也不会写？” 从信访室出来后，我来到X副校长办公室。我向X副校长汇报了发生的情况。X副校长认真听完汇报并对其中一些细节问题询问之后，告诉我说，等校领导调查、研究之后会给我答复的，请我等待消息。
事件处理经过因我打电话报了警，强行拿走我私人电脑的非法事件已在一定范围里公开化。周二（2月28日）下午，三个男人拎着我的电脑来到我的房间，态度恶劣地说：“电脑给你了。把我们留下的收条拿来。” 我问：“公安局检查了吗？结果一定是我没有攻击过导师吧？” 他们说：“这事不是你干的。但你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老老实实地交待。” 我问：“我有什么问题？” 他们说：“不和你谈这个。你赶快把收条还给我们。” 我说：“我的电脑没有设置过任何密码。而且你们拿走电脑时既没有封存，也没有登记电脑内容清单。你们把电脑放在这儿就走，如果电脑出了问题，或内容被他人拷贝、删除，怎么办？” 他们说：“你怎么不相信组织呢？” 我说：“这不是相不相信组织的问题，凡事都得有个规矩、手续。你们起码给我写一个拿走我电脑时的情况说明吧？” 他们说：“不可能。你的要求太过分。” 我给一位律师打电话咨询，律师说，他们起码得写一份情况说明才能拿走收条。否则以后电脑质量及内容如果出了问题，就说不清了。
看到我打电话给律师，三人中的一个马上从我手中拿过电话，气势汹汹地威胁那位律师。
那位律师有理有节地告诉他，他们非法拿走私人电脑是犯法的。现在连个情况说明都不写，把电脑放下就走，也不符合程序。
我放下电话后，这三个男人便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地对我进行辱骂、威胁，说我竟然敢对组织、领导的行为质疑、不服从，实在是太嚣张。
我被他们长时间的轮番威胁、辱骂弄得精神近乎崩溃，这时只能看到他们气势汹汹、指手划脚地喊叫、他们的嘴在一张一合地说，但却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我哭了。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与我合住一套房子的邻居一家被我们这边的喊叫、谩骂和哭声震惊，赶过来对他们说：“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她身体一直不好，正在医院治疗。有什么事你们慢慢说。” 这三个男人有些狼狈，但蛮横态度依然不变，威胁邻居说让他们少管闲事。接着，他们对我说：“电脑给你拿来了，是你自己不要，怪不得我们。我们走了。想要回你的电脑，就自己去北外保卫处办手续、领电脑。” 说完便扬长而去。
我被他们接二连三、蛮横无理的搜查、谩骂、欺辱弄得疲惫不堪，发起了高烧，身体、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次日便在房门上贴了两张声明，内容如下：
一
一、06/02/24事件的有关证据、文字材料都已上交组织。这些材料、证明已复制多份，必要时会让公众和新闻媒体看到的。对于此事件，道德上会由广大公众、新闻媒体来评判；
法律上由律师、法院来裁决；在其恶性手段与方法上，由上级教育、纪检部门来调查、处理。
二、我对学术很投入、很执着，几年来所以默默忍受各种冤屈及因此引起的健康、经济等方面的困难，就因为还有这一精神慰籍与寄托。我希望拿到博士学位，希望对我几年来在学术上的艰辛努力和付出有所承认。然而，人格及其尊严更重要。必要时我不惜用生命来保护它。
三、在社会地位、物质条件等方面我一无所有，只保有做人的尊严。你们这些“代表组织”的人却没有丝毫人性地、再三践踏我的人格和自尊。我不会再和你们谈什么，更不会允许你们再进我的房间。你们以组织名义所进行的非法欺诈、强盗行径已经失去了我的信任和尊重。你们不配代表组织。如你们继续纠缠、骚扰，我会再次打110。
为了将各种损失程度降至最低，请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领导能尽快调查、处理此事件，对其引发的各种后果、遗留问题以及对我个人因此造成的种种伤害与名誉恢复等问题有个明确的处理方案。
在此之前，因本人健康状况恶化，体力、精力有限，恕不奉陪。
二
对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突然、强硬地要求我腾房、搬家之事，特表明本人态度：我不会搬。
原因如下：
一、 借用北外住房之事，当初是由单位领导出面与外研社联系、商定的，与我个人无涉。我与房主X教授个人之间从未因用房有过任何接触或办理过任何手续，不要把个人牵涉进此事。应通过单位协商解决为妥。
二、去年夏天我单位领导告诉我说：已与外研社有关领导商定，我在北外读博期间可一直住此房间直至完成学业，不会有任何问题。现离我博士毕业、拿到学位只剩两、三个月时间，为何突然地、与06/02/24事件极其巧合地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事不要做得太明显、太过分，否则会被动。
三、 处于目前各种极其特殊的境况下，我无法、也不可能搬家。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给那位副校长打电话（ 除了她，其他校领导的电话号码、办公地点我都一时打听不到），其中有两、三次通了话，副校长答复说，学校领导正在研究，让我耐心等待。
在此期间，我多次打电话向北外保卫处索要我的电脑。保卫处说电脑被我原工作单位的人拿走了，不在他们这里。我打电话向原单位很多部门询问此事渊源及电脑下落，领导答复说，北外保卫处给他们发了一份公函，说我在北京涉嫌犯罪，公安局都已立案，让我单位派人来处理，因此单位派人来北京了解情况。至于我的电脑，他们没拿。他们让我去北外保卫处领取。我又给北外保卫处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答复依旧。
我听一位北外的老师说，北外校长郝平正在美国访问、考察，4月初才能回来。北外校领导要等他回来才能决定。
我等待着。
一天，我去同学宿舍聊天，因她的电脑正在网上联结，从北外新闻上我发现校长郝平已从美国回来。我马上用此同学的电脑给郝校长用电子邮件发送了一份情况说明，全文如下：
郝校长： 您好！美国之行一定颇有收获吧！
我是北外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XX。深知郝校长工作繁忙、时间宝贵，故免去寒暄客套，言归正传。
我是北外06/02/24事件的当事人与受害者。事件发生经过及有关证明等书面材料我已于事件发生次日（06/02/27，中间为周末）面交X副校长（其他几位校领导因种种原因未能联系上），然至今未得到校方任何答复。
北外保卫处蔡处长等人目无党纪国法，在没有出示任何有效证件和证据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以组织名义进行欺诈、非法搜查、非法拍摄及非法带走私人财物等强盗行径已造成恶劣影响，并致使本人身心受到严重刺激、摧残，名誉受损，人格受辱，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直接导致本人健康状况恶化（至今仍在治疗中），且由于非法拿走个人电脑至今未正常归还，致使本人正在紧张进行的博士论文修改工作已被迫中断40多天，已引发我因此无法参加原定今年五月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论文开题报告已于05年12月1日获得通过）、无法按时拿到学位等种种问题。
为了将各方面损失程度降至最低，恳请北外校领导能尽快研究、处理此事，对因此引发的各种后果、遗留问题及其对本人造成的伤害与名誉恢复等问题有个明确的处理结果。本人健康状况、时间及精力等有限，不可能无限度地等待下去，必要时我不得不通过国家教育部、法院及新闻媒体等途径讨回公道。
久闻郝校长系北**学博士，考虑、处理问题颇有水平。相信能很快得到您的答复。
顺致， 春安！
英语学院博士生：XX
06/04/03
因担心我发送的电子邮件郝校长看不到，第二天（4月4日）我来到了郝校长的办公室（此前我已多方向北外老师们打听、了解）。郝校长见我进来有些吃惊，但仍客气地对我说，
有什么事去和秘书谈，他很忙。我首先对自己的冒昧表示了歉意，说我也是因工作人员一直阻拦，实在没有办法才径直来到他的办公室反映情况的，否则很可能根本没机会面见校领导，校领导也无法了解事实真相。郝校长说你把材料放在这里，我会抽空看的。详情去和我的秘书谈吧。
与郝校长的秘书谈了事件经过后，秘书让我耐心等待校领导的处理结果。
我曾一直坚信，在调查了解情况后，北外校领导会公正处理的。我知道自己没有攻击过老师，未做过任何对不起老师的事，因此从没担心过会有什么太坏的结果。我一直在想，学校领导可能很忙，不一定会及时做出处理。这件事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耽误我的论文答辩及毕业时间，顶多推迟至今年年底。我能接受。
4月9号，我与原工作单位的两位领导通过电话（一次是在上午，一次是在晚上10点左右）
核实我的电脑下落（我一直担心我几年辛勤工作的结果----基本修改完毕的论文会有闪失）。单位领导再次答复说，电脑一直在北外保卫处。我说北外保卫处否认此事，至今不归还电脑。单位领导说，他们如果不还电脑，耽误了你的学习工作，你有权控告他们。
4月12日，我再次向北外保卫处索要电脑时，事情及回答却发生了变化。我给校领导写了回避申请，分别面交了郝校长秘书和北外党委杨书记。内容如下：
回避申请 郝校长（杨书记）： 您好！
我是北外英语学院博士生XX。今天下午（4月12日）17点10分左右，根据汤哲远秘书的建议，我给北外保卫处蔡处长打电话询问我的电脑情况。蔡处长蛮横无理，态度恶劣地对我说：“你不要再装了。我们已对你的电脑程序进行了恢复，里面有证据……。我不跟你谈。”便挂了电话。
鉴于06/02/24事件与保卫处蔡处长等人有直接关系，他们肆无忌惮地以组织名义进行欺诈、搜查、拍摄及带走私人财物等强盗行径已触犯法律，致使我身心受到严重刺激、摧残，
名誉受损、人格受辱，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并已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恶劣影响，而今依然毫无理性、态度蛮横地对待我，继续践踏我的人格与自尊，已完全失去我的信任和尊重。
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其综合素质、办事水平，都不配再代表组织，更不适合再参与、处理06/02/24事件。
特正式向北外校方申请回避。
相信郝校长（杨书记）及北外校领导定会尽快、公正地处理06/02/24事件。我等待着。
XX 06/04/12
我等待着。
4月24日，在乘车途中，我接到北外研究生处的电话，通知我当天下午3点去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学校领导会对我的事进行处理。
我按时赶到了会议室。
除我之外，到会的7、8个人表情十分冷酷、严肃。北外保卫处蔡处长威风凛凛地就坐于主位。研究生处陈处长（在北外读书四年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声宣读了北外将我开除的处分决定后，对我说：“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照顾你的面子，让你自动退学；二是校方强行开除。你选择哪个？” 我说：“两者我都无法选择。” 他问：“为什么？” 我说：“你们得先允许我看看证据。我不明白学校将我开除的理由。” 陈处长说：“证据不能给你看。你可以在5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 接着就散会了。
我向北外学生申诉委员会提出了申诉。5月12日上午，有人打电话让我11点去学校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开会。
我按时到场。会议只进行了几分钟。到会的还有其他四位老师（其中两位我没见过）。保卫处蔡处长依然威风凛凛地就坐于主位。研究生处陈处长宣读了学生申诉委员会维持原处分的决定。决定中并没有提及我继续向上级教育部门申诉的权利，这几位老师也没告知我。
与几位老师的关系
1． 我与导师在参加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来北外攻读学位以前，我已认识导师X教授。他是我所学专业全国研究学会会长，本专业全国数一数二的学术界名人、前辈，还多年担任大学副校长职务。他曾多次帮助过我。例如，在我出版学术专着时，他亲自审阅书稿、写推荐信；在我破格提升教授时，他给职称评定委员会的推荐信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在美国公费学习时，因国家提供的生活费未按时寄到，老师曾多次从国内给我打电话、发邮件安慰我，并说他可让他在美国的朋友寄钱给我以解燃眉之急；我原本应在05年6月毕业（博士生正常学习期限为3年），故从04年底，我一面准备论文，一面开始在北京联系工作单位。导师不但亲自给用人单位写推荐信，还请北外其他两位著名教授、博导（张中载教授、郭栖庆教授）为我写推荐信。因此，我至今对导师心存感激，希望能有机会报答他。
老师推荐信内容如下：
有关单位领导同志： XX入学前是X学院的英语教授。2002年秋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开始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10月至2003 年11月，她赴美国进修一年。从课上我可以看出，XX的口语自然流利、用词准确，能够比较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她为我的课所写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她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也能对所读的作品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XX的个人学术专着经我推荐在她入学前出版。在读期间，她已发表了四篇论文。从她的专着和论文中，我发现她有较强的欣赏和分析研究能力。她的论文语言流畅、观点明确，论证也比较翔实，是近年来我读到的比较优秀的本专业学术论文。目前XX正在紧张地撰写她的博士毕业论文，从目前进度来看，她可以在明年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
我个人觉得XX比较适合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此特向贵校推荐，也希望XX今后能在贵校发挥她的聪明才智。
顺致 教安！
X大学副校长：XXX 2004年11月17日
人事处负责同志并校领导： XX同志是我校英语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其导师为XXX教授。
XX同志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悟性又好，善于科研，勤于笔耕，学习成绩优秀，科研成果丰硕。近几年来，她已出版学术专着一部，发表论文20多篇。其论文共性是立论正确、逻辑严谨、说理清楚、语言流畅，显示出厚实的语言文学功底和独立的科研能力。
XX同志还是一位教学态度认真、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上乘的好教师，多次被评为其学院优秀教师，2001年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
XX同志是一位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均很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我极力举荐她到归校任教。
郭栖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馆长 2004年11月17日
在我博士论文开题报告通过（05年12 月1日）后，06年1月5、6日左右，我们几位博士生在金源购物中心5层餐厅和导师X教授聚会、吃饭，拍了不少合影（我个人还单独与导师照了几张）。我没带相机，是用其他同学带来的数码相机、普通胶卷相机拍摄的。因随后很快就放假了，我还未拿到这些合影。
吃完饭大家闲聊时，我向老师请了假，说寒假回去看望父母并治病。老师劝我注意身体，并对假期修改论文的具体注意事项再三叮嘱。
我乘车回家的当天（ 06年1月9日），我在校园门口遇到了我的导师。我向老师道别，说我已买好车票，马上准备回家了。老师让我多注意身体，抓紧修改论文，准备回来参加答辩。
2．我与张中载教授 张中载教授没用电脑而是用其笔力雄健、极其漂亮的汉语书法，为我向用人单位写了简短的推荐信。全文如下：
有关单位负责人： 兹推荐XX教授去贵单位工作。XX为我校XXX教授的博士生，X学院的教授。她学术功底深厚，著述丰硕，且有多年教学经验，是位教学与科研均佳的中年教授。特此推荐。
此致
敬礼
张中载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2004年11月18日
张中载教授是我所学专业全国著名教授、博士导师，不但学术功底相当深厚，而且为人处事非常宽厚、开明。我没有聆听过张教授上课，但曾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他。
在北外有幸与张中载教授正式结识并有机会向其请教的经过是这样的： 04年五一节前（勤奋学习、工作近两年后），我第一次用电子邮件向导师提交了论文开题报告草案。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要求很高，必须将论文主题、分析角度与方法、论文各个章节的具体安排、主要论点、论据及其结论、脚注、参考书目等都须详细写清楚、打印好交给导师。因此，论文开题报告的准备工作很艰难。一旦开题报告正式提交出来，论文就已基本完成了。
在按导师要求对开题草案的篇幅、个别措辞及参考书目格式等方面八次修改后，04年11月下旬，在我与导师及另一位博士去福州开学术会议前，导师告知我可以准备正式开题了。
导师后来还说，他在飞机上仍在修改我的论文开题报告。我很感动。（导师那时已对我的论文充分肯定并认定论文写作与通过答辩没有问题。因此，导师与其他两位教授给我写了联系工作的推荐信）返校后，导师还约我去过其办公室，告知我他准备请几位开题委员会的专家、教授，其中就有张中载教授。
05年元旦过后，导师打电话让我到其办公室，告诉我说，我不能进行论文开题和按期毕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的论文结论不行，不能以审美或作品震撼力作为结论，建议我完全放弃，改写其他题目。因我已为此辛苦工作、撰写了很久，近20万字的英文论文已基本出来（我还不惜花费精力，辗转借来专业绘图软件为我的论文绘制了几幅独特的、能说明论点的图表），我觉得无法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结果，便比较直率地对导师说：“如果真是结论不行，那么在我开题草案的第一稿您就应该看出并指出，为什么在我开题草案修改了8遍之后，在已准备正式开题前夕您才提出来？我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努力就这样白费了？” 导师看来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客气地说：“我对心理学及荣格原型理论不大懂，建议你去找专家，比如张中载教授，请教一下，看能不能写。” 导师给了我张中载教授的住宅电话。
在此之前，我已购买、拜读了张教授的许多专着、论文并从网上下载了张教授原型理论讲座的有关内容。我很快与张教授取得了联系。张教授让我在某时间去他办公室，并详细告诉我其办公室的位置。这是我第一次和张教授正式面谈。张教授听我谈了论文论点、运用理论的情况后说，这个选题很好，国内尚无人涉及，非常独特新颖，完全可以写。但恐怕参考资料有限，写起来会很吃力、困难。张教授还答应今后进一步给予我学术指导。
我把与张教授谈话的结果告诉导师，导师说：“那你就先去写吧。等论文全部完成后，再来和我谈。”接着，导师问我准备用何种语言撰写论文，我回答说用英文。由于我们平时上课、读作品和评论文章、专着都是英文，因此用英文写起来会顺利、轻松很多，而且我20多万字的英文论文那时已基本完成。导师说：“其实用汉语写也有好处。比如说，你可以随时将写出来的东西分期、分批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答辩完成后可以直接出书。另外，
你还有机会参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大赛（参赛者论文必须用中文），如果获奖，能拿到60万人民币的奖金。”导师建议我上网核查一下此类消息的具体要求和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消息。说实话， 60万奖金对我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况且拿到的希望极其渺茫，可我觉得这是导师的建议和暗示。我的英文论文那时已基本完成，如用汉语改写，绝不只是翻译问题。英汉两种语言思维与表达方式完全不同，如按老师的意思用中文写，就等于重新撰写论文，十分费时费力。可老师现已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建议，我不敢违背其意愿，否则麻烦会更多。
痛苦的思考后，我放弃了已基本完成的英语论文，用中文重新撰写论文。其间，我多次通过电话向张教授请教。张教授每次都非常耐心地提出具体建议，不仅对我最终完成论文帮助极大，还在学术、做人等方面让我感受颇深。
我克服了各种困难，用一年的时间（05年1月至12月）用汉语重新撰写了论文。
05年12月1日下午，在我论文开题时，张教授是小组组长（开题委员会主席，并06年5月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导师XXX教授作为我的导师主持并总结了各位专家的修改建议和结论，会后我请各位专家、教授在北外宾馆餐厅吃了饭。
06年1月8日，我第一次专程去张中载教授家登门拜访，告诉他我准备假期回家治疗和看望父母。张教授叮嘱我要注意身体，还得抓紧修改论文准备答辩。
06年2月下旬（22、23日）从家返校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教授打电话拜年。张教授不在家，是他爱人孙老师接的电话。我向二位我尊敬的老师拜了个晚年，告诉他们我会尽快去府上拜访。
由于第二天就发生了突发事件，接下来又出现了一系列意外变故，我至今未能有机会再去拜望张教授或与其电话联系。
对北外开除决定的质疑 1．作案说法及其时间的变更北京外国语大学首次（06/02/24）调查此事时，公然、明确声称，经市公安局立案调查确定，我在06年寒假期间，即06年1月上旬至2月中下旬，用北京房间电话拨号上网给导师X教授发送攻击性电子邮件。可在我当场出示回家往返车票及随后上交了假期住院证明后，
北京外国语大学06年4月24日对我宣布的开除处分决定有意绕开了06年寒假（我离京期间），将我“犯罪”的时间改定为05年9月以后，并增加了许多莫名的罪名，例如，攻击的对象变成了三位老师；攻击的方式不仅仅如当初所声称的那样：用北京房间电话上网攻击导师，而发展为用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小广告等各种能想象到的方式攻击、恐吓、骚扰多位老师。
既然北外声称北京市公安局早已对我攻击导师的事件立案侦查，并且有了“司法鉴定”、“确凿证据”，为何至今未有任何公安人员找我谈过话，或者对我进行过任何处罚？“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和司法鉴定机构的技术鉴定”在哪里？北外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的“
确凿证据”又在哪里？ 既然我恶意攻击、骚扰、恐吓老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一桩铁案”，北外还以此为“依据”与“证据”将我开除学籍，为何至今不出示这些“确凿证据”？ 为何如今在新闻媒体、记者的追问下，北外校方，包括各位受到我以各种方式“攻击”、
“恐吓”与“骚扰”的老师，至今没有出示所谓确凿证据？北外发言人为何至今还在新闻报道中公开搪塞说“将考虑是否向媒体公开所掌握的证据”？我，一位年龄不小、身患多种疾病、面临各种困境、论文压力颇大、外地来京读书的单身女人，怎可能有精力、有时间、用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与方法，攻击这么多的老师？尤其是在我苦读四年、马上就要进行论文答辩、拿到博士学位的前夕？
北外处分决定原文如下：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外校字[2006]015号 XX，女，现年46岁，中共党员。该生于2002年9月考入我校攻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为XXX教授。
2006年1月12日，XXX教授到我校保卫处报案，称其自2005年9月起，有人连续用小广告、手机短信、电话和电子邮件对其进行辱骂、恐吓和人身攻击，使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接报后，我校迅速与X学院及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共同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和司法鉴定机构的技术鉴定得知，对XXX教授在网上进行辱骂、人身攻击，利用小广告等形式进行骚扰的行为均系XX所为。另查出XX利用小广告形式对张中载、张惠文两位老师也进行了骚扰活动。以上情况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真相查清后，XXX教授明确表示其拒绝再担任XX的博士生导师。鉴于此，我校英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作出决议：“XX同学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XXX教授已经提出不再继续担任XX的博士导师。我院学术委员会一致认为XX同学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请学校相关部门根据规定进行处理”。
我校认为，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及我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第50条、第65条的规定，XX同学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学校可以对其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
2006年4月18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给予XX开除学籍的处分。
如对本处分决定有异议，可于本决定书送达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我校学生申诉复审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06年4月18日
北外申诉处理决定书原文如下：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外校字[2006]019号
2006年4月29日，XX不服北外校字[2006]015号《关于开除博士研究生XX学籍的处分决定书》，提出申诉。5月8日（4月29日----5月7日为公休假期），我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收到XX的书面申诉，并予以受理。
5月10日上午，我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对XX的申诉事项，进行调查和复审。
经复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决定：我校作出的北外校字[2006]015号《关于开除博士研究生XX学籍的处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XX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维持原处分决定。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06年5月12日
北外的处分决定绕开我不在北京的时间，将“攻击导师”的时间更改为2005年9月以后，对此我提出质疑： [1]如果攻击、恐吓导师的时间不是06年寒假，北外保卫处为何说经公安局立案调查确定我在06年寒假期间用北京房间电话上网攻击导师？他们是否在撒谎？他们当时出示的那么多此期间发送的电子邮件打印件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释？ [2]如果我自05年9月起就对导师进行恐吓、骚扰、攻击，为何让我开题通过并决定06年5月进行论文答辩？
[3]06年寒假期间给老师发送那么多电子邮件的人是谁？是真有此事，还是人工制造、有意陷害？
2． 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是指行政程序中不合法取得的证据。其不能作为行政诉讼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行政程序合法性要求，二是证据合法性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条的两个条件是选择性的，即一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二是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二者只要具备其一就构成非法证据。” （引自《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4年行政审判案例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年6月 51-52页）自北京外国语大学首次找我“调查”此事至今，已几个月时间过去了。除他们第一次给我出示的那几十份莫名的“证据”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没有出示过任何其他证据，包括他们所说的手机短信、本人发送的攻击老师的电子邮件或什么小广告。
最近采访我的两位记者透露，据北外发言人说：1.“证据”在我电脑的“恢复程序”中，
如骚扰几位老师小广告的底稿；2.此“恢复程序”是由专业电脑程序恢复公司实施、签字的；3.因考虑到我原工作单位的保密性，所以没有出示其“证据”。
首先，我对他们的非法取证程序提出质疑： [1] 在他们用欺诈、恐吓等非法手段强行拿走我私人电脑之前，没有出示过任何我的“犯罪”证据，因此他们后来实施的取证手段、过程及其结果都极不透明，是非法的。
[2] 在没有征得我本人的同意下，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擅自对我的个人电脑进行所谓“程序恢复”。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第二，我对他们至今未出示的所谓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提出质疑：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应当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一）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三）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 我从未用过什么小广告骚扰老师，为何在我的电脑“恢复程序”中出现了所谓“底稿”？这种“底稿”的真实性何在？
[3] 我的笔记本电脑被强行拿走时没有进行封存和电脑内容登记，电脑也未设置密码，因此很难保证其目前“内容”的真实性。
[4] “专业电脑程序恢复公司”对此“恢复程序”的实施、签字具体时间是何时？在非法占有我个人电脑数月后才去找专业电脑程序恢复公司实施恢复，其中时间空间很大，谁能保证其间不发生什么故事？
[5] 如果真如北外开除决定书上所说，此事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何至今不出示其“确凿证据”？
[6] 北京外国语大学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的依据及“证据”，与“考虑我原工作单位保密性”有何关联？难道开除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籍的理由及其依据、证据就是因为“原工作单位保密”吗？既然我因攻击导师违反北外校规被开除,证据与军队的保密性又有何关系?以此作为不出示证据的借口,令人信服吗?
3． 非法处理程序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5条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条例》第25条----处分决定的程序----规定，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前，应当告知学生拟处分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学生有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学校应当充分听取拟被处分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对拟被处分学生陈述和申辩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应进行复核。拟被处分学生提出的事实、理由、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学校拟对学生处以开除学籍处分时，应当书面告知拟被处分学生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北京外国语大学，包括我的导师，至今未给过我任何说话、陈述与申辩的机会，未做到上述规定的任何一条，对我所出示的不在场证据也从未采纳、提及或给予任何解释、说明。
4． 引用法律法规如儿戏 据北外校字[2006]015号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认定，我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第50条、第65条的规定，并因此被开除学籍。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决定条例》第6条第3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并受到处罚的，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性质恶劣的，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第7条规定，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
本人从未违反过治安管理规定，更未因此受到过任何处罚或处分，不知引用此法规与我有什么关系？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第第65条相似，有8款具体内容：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
（1） 有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行为；组织和煽动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组织非法集会和游行、破坏安定团结；
（2） 触犯国家刑律，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违反治安管理等法律、法规，情节严重；
（4） 有偷窃行为，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酗酒滋事、赌博、打架斗殴情节严重；
（5） 制造和散布谣言或进行人身攻击，情节严重；
（6） 考试作弊情节严重以及由他人代替考试或替他人参加考试；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影响恶劣；
（7） 违反学校管理规定，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的管理秩序；或者侵害其他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
（8） 有其他违纪违规行为，情节严重。
请问我触犯了其中哪一款？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第50条内容：学生可组织学生社团。在校学生可以申请加入本校学生社团，学生成立社团，须提出社团宗旨、章程、活动内容、形式和负责人等内容的书面申请，报学校团委批准。
请问此条款该作何解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１． 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２． 适用依据错误的；
３． 违反法定程序的；
４． 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５． 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5． 对北外发言人的质疑 近日来，我接受记者采访较多，亲自读到对此事件报道的机会较少。现就我读到的《京华时报》6月1日题为“北外开除女博士生起争议”报道中两位北外老师的发言提出质疑。
首先质疑那位“北外党委宣传部李女士”对我的攻击。本人从未有幸认识或者见过那位“
北外党委宣传部李女士”，她为何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她在何时、从何人、何处了解我“
这个人比较偏激，报复心理强”？证据何在？ 据那位“北外党委宣传部李女士”在报道中说，我“曾在校园里张贴一张低价转让轿车的小广告。小广告下面写着张中载老师的手机号和办公电话。” 第一， 这位我从未谋面的李女士曾在何时、何处看到我在校园里张贴一张低价转让轿车的小广告？证据何在？ 第二，我本人从不知道张中载老师拥有轿车及需要将其转让的消息； 第三，我至今不知道张中载老师的手机号和办公室电话。我与张老师联系都是用导师给我的张老师住宅电话。
第四， 这位我从未谋面的李女士从何处得知我“对讲课报酬不满意”，并因此“跟张老师发生矛盾”的？证据何在？这种“对讲课报酬不满意”的无聊闲言，与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有何关系？
其次，我对张惠文老师所谓“曾收到我的短信，诅咒她不得好死”的说法提出质疑。自与张惠文老师相识、全身心协助她工作到最终因其对我恶意诽谤而伤害友谊和感情、彼此不说话至今，我从未说过她任何难听话。既然张惠文老师说有此类诅咒手机短信，为何不当场出示给记者看，让广大读者对我的“恶劣品质”有更真实、更令人信服的认识？
新闻媒体失实之处自媒体对此事件披露后，出现了各种扭曲事实的报道与说法。原打算对几篇我读到的新闻媒体扭曲事实的报道逐一驳斥与说明，免得大家被误导，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一则我的健康与精神状况不允许，时间和精力不够；二来每个人、每份报纸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述权利。尽管我是当事人和受害者，对此事件的详情、经过更了解，但我没有精力和权利去制止他人对此事的不同表述与看法。
同样一件事，报道的角度与措辞不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新闻报道的内容与批评角度，可以真实反映其中文水平、理解与领悟力，尤其是在其看似客观的报道后的真正倾斜角度与心理偏向，反映出该记者、该报纸的水平及其客观与功利程度。如果一位记者无法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的真相，或者其理解力、表达力有问题，常常“无意地”误导读者，甚至连自己写出的稿件内容都无法把握与解释，那么他实在不配当新闻记者。
最近许多报纸并没有客观、公平地报道此事件，对于我真实、客观的陈述、我提供的白纸黑字的证据、法规与信件，在其报道的关键处常常被突然“忘记”或者常被“无意”地“忽略”，而对北外某些人没有任何证据、与此处分决定无关的无聊闲言与人身攻击却似乎津津乐道、详细报道。
现以6月1日《京华时报》报道中一句失实叙述为例。该报道说，“卫英说，她和3位老师都没有正面冲突，不至于对他们进行骚扰和恐吓”。我与北外几位老师的关系与交往过程，已经客观、真实地多次向采访记者叙述，在这封信中也同样进行了真实、客观的描述。
那么，《京华时报》该如何解释“没有正面冲突”和“不至于对他们进行骚扰和恐吓”这种想象空间很大、极易引起误导的报道？多数读者一定会认为，虽“没有正面冲突”，但也许会有某种“背后的”或者“心理上的”冲突？“不至于对他们进行骚扰和恐吓”：尽管未达到对其“进行骚扰和恐吓”的程度，但心里的怨恨一定会有，很可能会发生某些故事。
本人处境及对此事结局的预料 几乎所有读过此事件的报道、关心此事件发展的读者朋友都认为此事很蹊跷，背后肯定有故事；记者也多次请我对此事件的背景发表看法，我回避了。
是的，你们的感觉与推测没错：此事件发生的确有着复杂的背景与渊源，实属蓄谋已久的恶意诬陷与报复，只不过是以突然、意外的方式与借口出现罢了，而且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借口、结局更糟的系列事件。尽管早有预料，但此事件的莫名借口、突发性及其处理方法、手段及结果，对我一个孤单无助的女学生、女教师来说，实在是太过分、太狠毒、太绝，没给我留下一点儿退路。其中的故事很多、很长。对此，我目前不想多谈。日后有精力、有机会再慢慢讲给大家听。
此事件发生至今，我接连不断地受到威胁、恐吓与骚扰，人身安全至今没有保障；只要我走出房门，就有人跟踪我、甚至对我进行拍照；无论是去饭馆、餐厅吃饭、还是去超市购物、去医院看病、在外打电话，都有人近在咫尺、毫不掩饰、肆无忌惮地进行监视、监听；我平日常光顾的餐厅、商店等处的工作、管理人员，现已开始回避我，猜测、议论我的身份与人品；比较了解情况的律师和朋友劝我为安全起见尽快另找住处、远离北外；千里之外的同事、同学打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因涉嫌犯罪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扣留或拘捕？会不会被判刑、坐牢？我被非法拿走的个人电脑中一些个人隐私与感情经历被传播的纷纷扬扬…… 看来，我这位普通学者、普通教师的重要性还真不可低估呢！无论是声名显赫还是臭名远扬，我如今总算是有了点“名气”。其实，我一个普通学者、普通教师与普通女人，只渴望能够早日毕业，能够早日有幸找到能互相体谅与关心、能善解人意的爱人，成立个家庭，能够健康、平淡地度过余生，从不敢有其他奢望。
对于同事、同学对此事件采取的回避态度，我不怪他们，能够理解：毕竟他们还得在北外取得学位或在北外工作和生活，或需要在学界名流的举荐与栽培下，有更好、更光明的前程……。如换了我，也有可能采取这种态度、这种处理方法。
对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将我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的非法取证程序、非法处理程序、非法证据、
荒谬地引用法律法规的做法；此突发事件对我个人健康、精神、名誉及隐私权的严重侵害与后果；北外个别人在报道中对我毫无证据的恶意攻击、甚至毫不脸红地撒谎……，我无法理解、不能原谅。身为名牌大学的领导、为人师表受人尊敬的老师，怎么能毫无证据地攻击他人？怎么能够不顾事实、随意撒谎呢？对于此事件的最终结果，我并不乐观。我的律师曾多次告诉我：这种对学校领导机关提起的行政诉讼，十有八九是以败诉收场。我，一位没有任何背景与后台、外地来京读书、身患多种疾病、孤单无助的女学生、女教师，怎么有可能、有精力与全国著名高校、学界名流，一个如此庞大、社会关系网如此广阔的高智商团体打官司？又怎能打得赢？我知道，这件事的结局不会很好，且随后而来的打击报复还在等着我，但我还是要竭力奋争。对于打赢这场官司、恢复学籍，我并不抱太大奢望。我一直认为，名誉、人格与清白比这个学位、学籍更重要。我办事、做人都很认真。如果这场纠纷以我的失败告终，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用余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奋力讨回清白与公道，否则会死不瞑目。
再见了，朋友们！
希望今后还能有机会和你们谈谈我的心里话，谈谈此事件的真实内幕与最终结局，谈谈我的冤屈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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