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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布殊不久前在白宫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导致北京向美方发出照会，表示不满，要求取消会见。但没想到这些人权活动人士内斗，余杰、王怡两位在文坛素负盛名的知识分子赴白宫之前排挤在广东太石村维权的郭飞雄，引起了政治风波。
由于具体参加会见的人数出现短缺，比原来白宫邀请的人数少了一人，也引起了美国有关部门的不满。据美方消息人士表示，根据白宫的安排，布殊总统原邀请到美国参加“中国自由高峰论坛”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李柏光与郭飞雄，以及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王怡和余杰等四人到白宫参与会见，但却只有李柏光、王怡和余杰三人到场，郭飞雄没有出现，白宫对此相当不理解。消息人士称，美国官员认为有关机构提前四天发出邀请通知，“所以即使再忙，也应该有机会腾出时间参与和总统的会见”，在后来经过对事件的了解之后，美国有关部门“显得相当不高兴”。
其实，更不高兴的应该是郭飞雄。其后，他发出公开信披露了不能参与会见的原因，是被余杰和王怡以“宗教之名”以及“政见不合”排斥在外。他表示，王怡等人在获得会见消息后向他宣布：“这次会见白宫只邀请基督徒参加，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经过向上帝祷告，决定不让你参加。”而有关活动的组织者、“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也向郭表示，他是“受到了王怡、余杰二人退出接见和其他压力”，被迫同意不让他参加会见。许多网民也批评王、余，问他们“究竟吃错了什么药”，更有教徒表示，知识分子每次争吵都丢民族的脸，这次请王、余“拿出信徒的智慧和谦卑来突破这一局限”。
郭飞雄、王怡、余杰和李柏光等人，是应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和华盛顿“中国法律与宗教研究所”之邀，到美国参加“中国自由高峰论坛”以及其他相关活动的。
五月八日上午，正在德州米德兰参加圣经培训班的他们，意外获悉美国总统布殊将于十一日在白宫会见他们的消息。郭飞雄说：“那一天早上九点多，傅希秋先生开车接我们，进了他办公室之后，他打开电脑，知道了布殊总统要会见我们的消息，他把那封邮件读了一遍，是邀请大陆的自由人士到白宫，我们都感到很高兴。”在当天中午的活动中，郭飞雄表示布殊接见他们，“是对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和民间维权运动的支持”。
王怡指维权趋势危险
王怡和余杰承认，他们不同意与郭飞雄一起会见布殊。王怡在公开信中说，是他与牧师傅希秋一道，把他与余杰的决定告诉了郭飞雄，“我们二人不愿与你一起前往白宫参加与布殊总统的会面”，“如果你去，我们二人选择退出”，或“请你退出并请求你谅解”，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捆绑的见面”，不愿与“你指称的中国民运”并列，“也绝不能为我们所不能认同的维权运动的某种危险的趋势背书”，“当我和余杰一致认为与你一道见布殊的后果可能更严重时，我们很高兴选择了目前的结果”。
余杰则表示，布殊总统会见何人、不会见何人，是由布殊总统及其幕僚最后决定的，但“此次会谈的核心是宗教自由问题，我们会把布殊总统看作是主内的弟兄，会谈理应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美好的交流。我们会谈的内容当然也会涉及普遍意义上的人权问题等，但所有的一切都当在基督真理的光照下”，“显然，这样的场合非基督徒的参与是不适宜的”。他认为，“如果这次会谈的性质属于总统接见中国的民运人士，我和王怡明确表示将婉拒之。首先，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并非为民运人士”。
就这样，郭飞雄终未能到白宫参加美国总统布殊的接见。而李柏光则表示，在这场王、余与郭飞雄的争执中，他除了祷告之外，就是“客随主便”，“作为被邀请的客人，一切听傅希秋牧师的安排”。
李柏光认为，布殊会见的并非只局限于基督徒，在会见结束之前的祈祷中，布殊是“为中国追求自由的勇士祷告”，而白宫在会见之后发布的官方消息也是称“布殊总统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五月十一日早上十点，李柏光等三人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由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和中国法律与宗教研究所主任戴博拉（Deborah）带领，经过安全检查后，进入白宫西翼旁边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大楼，在介绍完各自的身份、工作和信仰过程后，由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领进白宫，十点半，从白宫一楼乘坐电梯到达总统办公的二楼，并被引导到布殊总统的会客厅黄色椭圆型办公室。
副总统及高层皆在座
布殊笑咪咪站在门边迎客。据介绍，参加会见的还包括副总统切尼、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白宫幕僚长波顿、白宫首席撰稿人杰森和白宫新发言人斯诺。国务卿赖斯因临时有事没有出席，但在会见前一个小时白宫发布的新闻稿上则有国务卿赖斯也出席会见的字眼。
李柏光坐在布殊和切尼之间，余杰和王怡则坐在布殊左边。布殊首先询问了李柏光三人的年龄、家庭和信仰状况。李说，当问到他的时候，“布殊总统问‘你的家人知道你来美国吗？’我说只有在北京和我一起生活的外甥和侄子知道，家里其他人不知道。布殊总统又问：‘家里人知道你所做的工作后，会担心吗？’我回答‘那当然，肯定会担心。但我从来不告诉家人我所做的事情’。布殊总统又问‘你是一位律师’？我说‘不，我是一位法律工作者’”。
李柏光曾经在前年到福建为农民维权时，被福建公安以莫须有罪名拘留一个多月，后经保释外出。布殊问起李柏光失去自由的这段时间：“在里面时你遭毒打了吗？”李据实回答：“没有遭受毒打，仅仅是经受了一个多月每天用冰冷刺骨的冷水洗澡的锻炼。”布殊再问，这次会见的情况，中国国内的民众能否知道？当知道中国的媒体不会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他表示：“能不能有其他什么方法让中国国内的民众知道我们见面的情况？比如互联网？”
接着，布殊谈了他从小在德州米德兰长大，如何在那里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谈了他如何在夫人劳拉的影响下信仰上帝，成了基督徒，戒掉了酗酒的习惯。
布殊说，他曾在这里两次会见达赖喇嘛，表示虽然信仰内容不同，“但我们都尊重宗教自由”。他说，他在跟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见面时，与他们分享过他个人的信仰见证，说宗教自由对社会健康、和谐的价值，到中国访问时，他也到“三自”教会做礼拜，今后有机会和中国领袖见面，会再次表达对中国宗教自由的关心
布殊不接余杰的话
余杰向布殊提到“雷根（列根、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希望布殊“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布殊回答：“啊，要是现在我能够将美国的油价降下来，我就成为美国的伟大总统了。”余杰并向布殊提出三个建议，包括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任何场合，都持续地、坚定地向他们表达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关注；美国驻华使馆定期邀请中国的家庭教会人士、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新闻记者等聚会，显示对他们的支持，及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对类似美国互联网公司雅虎向中国警方提供个人资料的行为有更多约束和监控。
李柏光在发言中，感谢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自由民主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认为与布殊在白宫的会见，将会鼓励更多的中国公民，特别是法律工作者以法律为武器，从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精神遗产中汲取经验，坚持不懈地把中国宪法中开出关于权利和自由的“支票”兑现给社会。
李柏光告诉布殊，他目前正在翻译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的书《民主的例子：以自由的力量消除暴政和恐怖》，布殊听了非常兴奋地表示：“你们就是中国的夏兰斯基。”
但中国的“夏兰斯基”们，恰恰因这次布殊的会见，让人们对他们有了进一步了解，在名与利面前，在是与非面前，在真诚与虚伪面前，在包容与专制面前，暴露了每个人平时难得一见的心灵品质。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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