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省牟定县在3名居民死于狂犬病后掀起“打狗风暴”，将近5万只狗被捕杀。美国广播公司（ABC）援引上海日报报道，牟定县全县只有几只军队和公安圈养的狗逃过一劫。
据美联社报道，打狗队将狗从主人处逮住，当场打死。另外一些打狗队在晚上潜入村间，故意弄出响声，引狗叫，然后蜂拥而入，将狗打死。在牟定的街头和乡村，随处都能看到追狗的情景。以之相伴的是凄惨的狗叫声，而当局补偿狗主人每只狗63美分作为赔偿。
据中国媒体报道，当打狗巡逻到县城的一条小巷时，看到一名穿着时髦的女士牵着一条白色的宠物狗出来，马上上前说明情况，但其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她认为她的狗一直都和她相伴，几乎成了家庭的一员，这条狗一直都比较健康，不可能得狂犬病。
经过耐心的劝说，狗主人终于极不情愿地将拴狗的链子交给了打狗队员，打狗队员刚接过链子，可怜的小狗看到打狗队员手中的木棒，浑身开始瑟瑟发抖起来，打狗队员将狗牵到巷子的一边，"啪啪"的响声过后，棍子准确地落在狗身上，凄惨的狗叫声顿时淹没了整条巷子，蹬腿挣扎了几秒种后，小狗不动了，尸体横卧在一片血泊中。此是之前还捂着脸的狗主人，看到了这一幕，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哭出声来。一打狗队员说，看到狗挣扎的样子，觉得打狗的确很残忍，但没有办法，因为狂犬病传染很快。
打狗队将狗从主人处逮住，当场打死。另外一些打狗队在晚上潜入村间，故意弄出响声，引狗叫，然后蜂拥而入，将狗打死。在牟定的街头和乡村，随处都能看到追狗的情景。
美联社报道，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中国法律学者以及动物权利保护者谴责这一行为残酷血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则表示，重点更多地应该被放在预防上。
“捕杀这些狗只显示了政府官员在预防疯狗病上的失职”，中国政法委员会属下的刊物法制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达珊（Francette Dusan）表示，对疯狗病有效的控制需要卫生官员、当地政府以及民众的共同努力。
据上海日报报道，2006年，20万牟定县居民中有360人遭遇狗只的袭击。3名疯狗病的受害者包括一名3岁的女孩。“为了防止这一疾病祸及居民，我们做出打狗的决定”，县政府发言人李海波（Li Haibo，音译）向新华社表示。
其中一位网友在新华网上发言表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公开表示，中国不存在大规模组织打狗队打狗的问题。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公众观念的变化，“打狗”已经不再是政府鼓励的治理模式。
然而，牟定县强力推行“打狗风暴”，反映出政府治理中存在“智慧危机”。据当地群众说，“打狗已经成为政治任务了”。难道为完成“政治任务”，政府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牟定县强力推行“打狗风暴”，反映出政府治理中存在“智慧危机”。据当地群众说，“打狗已经成为政治任务了”。难道为完成“政治任务”，政府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政府治理公共问题，本应依据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势，寻找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选择。从“打狗风暴”出台之后公众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当地政府管理者似乎缺乏妥善解决问题的智慧。
这位网友指出，“打狗风暴”的发起者迷信严刑重罚的有效性，而忽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迷信老办法老规则的效力，而忽视时代的变迁与人们意识的变化；总是迷信用一种方法就可以万事大吉，而忽视情况的复杂性与选择的多样性。且不说如此出台的政策能否真正解决问题，至少公众的置疑与不满就已经使政策的效用和政府的形象打了折扣。
检察官杨涛在信息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在这场打狗运动中，最蔚为壮观的是，牟定县的国家机关全员参战，县政府专门抽调公、检、法、司及政府人员成立了打狗队，队长由县公安局长亲自担任。
被打的狗绝大多数都是有主的狗，也就是意味着这些狗都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各国宪法都给予了充分的保障，即“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从这个角度讲，将公安、检察、法院的人员抽调到打狗队，必将损害公民公正地寻求司法保护，堵塞公民合法救济的途径。
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决者，其公信力来自于不能介入到利益冲突的任何一方，成为一方当事人，不能履行与自身裁决职能相违背的其他职能。法官、检察官成为打狗队员，法官成为了直接与公民利益相冲突的一方，那么司法公正和中立何从谈起？
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疯狗病病例不断上升。根据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提供的数据，2004年，总计有2651人死于这一疾病。专家将病例的上升部分归结于圈养狗只数量的上升。在农村地区，70%的家庭都养有狗只。据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表示，只有3%的中国狗只注射了狂犬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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