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权统治下，在黑暗社会中，民意表达至关重要，我们利用陈光诚开庭的时间、地点，前去旁听，这是表达民意的一个机会。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清明时的英雄碑前、烈士陵园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都是表达民意的恰当时机和地点，这次我们穿着“光诚衫”，相信将来的维权、选举一定会出现各色的“衣衫”。
7月18日凌晨北京朋友驱车抵济南，邀我同去沂南，旁听陈光诚案20号开庭，以示声援，我当即表示同意，他们因躲避阻拦，半夜出发，整宿紧张，已是十分疲惫，我去准备行装，他们竟熟睡在沙发上。午饭后出发，绕道而行，晚上8点左右抵达沂南周边的宾馆住下。第二天（19日）上午在沂南县城饭店与高智晟律师等汇合。当天下午1点多，赵昕收集身份证，去法院办理旁听，法院工作人员说明天直接去听就可以，但是下午3点半得到消息，说开庭延期了，大家商量，20日上午还是要去法院，以防万一，如果不开庭就照张像，以后去东师古村看望陈光诚家人。
（一）光天化日法院门前的抢劫
20日上午8点30分，大家穿了印有陈光诚头像的“光诚衫”到达沂南县法院，门旁坐着20几个盲人，手中拿着盲杖，是来声援陈光诚的，我们向他们致意后，进入法院，一名官员出来说，陈光诚案开庭延期，什么时候开庭以后通知。走出法院后，我们就在法院门前照像，这时围观者中突然冲出大约30个年轻人，以侵犯“肖像权”为名抢夺相机，并将几个人摔倒，进行撕打，周围有警察，看着不管，有人打110报警，半个多小时不见警车，又有人出来照像，相机再次被抢，人再次被摔倒，撕打，我们被抢走一台摄像机和一部可以拍照手机。
大概10点半左右。来了几辆警车，以询问110报案为由，将我们接到两个派出所，分别做笔录，从讲话中可以听出，他们认为我们照像侵犯了某些人的肖像权，另一个是对我们穿着“光成衫”不满意。对这两点我都提出了反驳意见，我们是在给自己人照像，即使镜头收进了路人，也不能以“肖像权”为名抢劫我们的相机、财物，他们在法院门前的抢劫行为，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行为。12点半派出所派车把我们送回宾馆。
（二）在陈光诚家的村口遭遇暴力
午饭时大家商议下午是否进村看望陈光诚的家人，一些人提出不要去了，避免再次引起暴力，但是高智晟律师分析：从上午的情况看，当局的行为还是有底线的，下午还是要去东师古村，后来决定四个青年人进村（赵昕、赵晖、邓永亮、殷雨生），后面两人跟随（李海、李金平），其它人留在村外观察。他们过去不久，看到一群人跑回来，跑在前面的几个是我们的人，光着膀子，衣服被人扒掉，后面一群人跟着撕打。赵昕跑到我身边说：“孙老师，快上车！”车开出一段停下来，往后观望远远看到一些人粗暴地把高智晟等人穿的“光诚衫”都扒了下去，除了我和赵昕两人，其它人都光着膀子。后来，我们聚在一起，检查我们的人全部归来没有重伤，看来是有惊无大险。他们的村口撕打，扒掉“光成衫”，大声喊叫要掀翻我们的汽车等等，不过是恐吓，他们手中没有器械或工具，当时我们有两辆汽车停在村口，有人试着掀翻汽车，但很快有个当头的出来叫停，阻止他们这样做。
（三）关于陈光诚
陈光诚是一个盲人，他自学成才，上过中医药大学，后来自学法律知识，开始为当地盲人维权，被称为赤脚律师，为外地的盲人去北京乘地铁，不能减免车票而起诉到北京法院，他联合万人签名，通过诉讼，关闭了污染河水的造纸厂，为此他一度成了当地政府评出的“十大杰出青年”之一，还应邀到美国做过访问，2003年当地电视台对他的事迹做了正面报导。本来当地政府对他的维权是肯定的。但是后来，陈光诚揭露了计划生育中侵犯人权的现象，为当地政府所不容。去年九月开始对他实行几个月的软禁，特别是2006年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的一百个人物之后，对他的迫害进一步升级，今年三月十一日，公安将其带走，6月21日，宣布对他拘捕，通知7月20日开庭，起诉的原因，表面上看有两条，一是“扰乱社会秩序”，另一个是“故意毁坏财物”。（主要指在拘捕陈光诚时，村民自发聚集起来，表示抗议，从而堵塞了道路）。其实审判陈光诚的深层原因是他揭露计划生育中的侵权事件。
陈光诚从事的维权活动很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其维权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四）沂南行的感触
这次沂南行的目的，是声援陈光诚，我们十几个人，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文化衫，上面印着“盲人陈光诚自由”，7月19日和20日两天，在沂南县城的大街上、饭店里、法院门前走动，最后进了公安机关，使当地很多人知道外地来了人声援陈光诚，我们向很多人宣讲了陈光诚的事迹，和维权的道路，其影响昭然可见。
我们十几个人，分别来自北京、济南、四川，一路乘车过来，同吃、同住、共同接受和抗拒暴力，使我们彼此有了很好的交流、认识，结下患难之交也十分难得。在沂南，朋友们的奋力抗争，每一个同伴被推倒在地，众多的人都会勇往直前的去护着他，其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鼓舞着我。
陈光诚遭到迫害，先后有滕彪、许志永、李柏光、李劲松等人冒险到沂南进行调查，并声援，还有很多人着文声援。这次十多人一起去沂南是声势最大的一次，这次活动也是对前人的肯定和支持，对陈光诚支持的声势越来越大，使当局不得不掂量国内外的抗议，当局无法忽视民间声援，只能采取拖延的手法，推迟开庭。只要当局不释放陈光诚，声援声浪就不会停止。
这次去沂南十余人中我是唯一没有受到伤害的人，法院门前，开始赵昕让我站在远处，交给我一台照相机，要我寻找镜头照像。很多人被摔倒，发生撕打时，高智晟又让我躲进他的“红旗”轿车中，把门锁上，后来很多行凶者敲打汽车玻璃，要我开门交出相机，我的心中很紧张，但始终没有开门，并把相机藏在座位下方，直到外面的撕打结束。在东师古村的村口，同伴们也是让我站得远远的，当一批暴徒追来时，我被推上了汽车，站到更远的地方去观望。我虽然以七十二岁高龄受到他们的保护，但是我仍然感到过意不去，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了朋友们的累赘，我的平安归来要感谢他们的照顾。
（五）天时、地利、人和与民意表达
国内的维权活动不但受到国际上的支持，也被很多国人认可，近年来后浪推前浪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这是天时。维权者被加莫须有的罪名开庭审判，我们利用开庭的时间和地点，表达民意，到法院旁听，这是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这种旁听使得关在监狱的陈光诚感受温暖，使得周围的人看到受迫害的维权者并不孤单。
实际上，这是早已存在的维权形式。据参加者说，十余年前，在杭州开庭审判王有才，就有人从外地赶去旁听。在广场上聚集，还有人发表演讲。不久前我曾两次去旁听济南党家庄殷林村维权者的开庭，没有受到阻止。
这次声援者穿上了被告头像的“光城衫”，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也是一次创新。这种方式可行与否，要做探索，做了才知道。
在极权统治下，在黑暗社会中，民意表达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我们利用开庭审判维权者的时间、地点，前去旁听，这是考虑天时、地利、人和，这是表达民意的一个好机会。每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清明节时的英雄碑前、烈士陵园和今年已经开始的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都是表达民意的恰当时机和地点，这种表达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组织，只要心齐就行，我相信艺术家们，会为此设计出形形色色的“衣衫”。
（六）是一次快乐旅游
莫之许先生写了一篇：“记一次快乐的旅游——沂南行”（发表在《民主中国》），他的这篇文章却写得很好，我看了不止一遍，我觉得他对这次沂南行有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这是一次快乐的旅游，很有意思。回忆这次活动，不但看到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侧面，而且还经历了些很有些刺激的场面，甚至有些惊险，同时还认识了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事务。为什么不可以叫做一次“快乐的旅游”呢？
最近有人参与西藏游，有人到迪斯尼乐园乘过山车，都有些惊险，我曾问过一位当年参加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的70多岁的老者，有什么感想，他跟我说，香港的游行就和旅游差不多，约上几个好友，带着家人去游街，边走边聊，有时还能看到一些表演，这种游行也像一次嘉年华。
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港台同胞那么幸运，可以自由地游行。但港台的自由化，正在被大陆的很多人视为榜样，大陆必然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港台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我们抱着一种旅游心态去维权，是一种超前的意识。
（七）与高智晟首次相见
7月19日我与高智晟律师初次相见，过去在电话中曾多次与他谈过话，在沂南，因为等待开庭，有将近一天的时间，大家在一起聊天，当天的晚上，从11点我与他一直谈到下一点。谈及如何用行动维权，怎样纪念六四，如何处理内部不同意见等问题。
当晚来了几个公安，查看身份证，我们入住，只用一个身份证登记，现在公安要看身份证，很多人都拿出了证件，有的忘带来，就讲出了身份证的号码和住处，有人拿出了驾驶证。
高律师面对公安的盘问，首先是要公安出示证件，之后他并没有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公安问及他的身份证号码时，他也没有回答，当问及姓名，他答了：“高智晟”。
公安走后高律师向我们解释了有关身份证的法规，并说明了身份证不能随便给人看的道理。关于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当然我很缺少，我也暗想，面对这些公安，似乎不用和他们太叫真，如果纠缠起来，也可能搞得我们很难受，而且我们这次来沂南主要是去法院旁听，是用我们的行动声援陈光诚；所以我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我的想法是尽量不和他们争执，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天上午，当我们在法院门前照像时，相机被抢，很多人被摔倒，被撕打，高智晟律师也在其中，当暴力平静下来之后，我从远处看到他正在向一些观望者（可能包括一些刚才行凶的人），发表讲话，还做着手势，可以看出他的临危不惧。下午去东师古村遇到暴力时，他也表现很冷静，并没有惊惶失措。据说他穿着“光诚衫”去北京地铁口散发声援陈光诚的传单，警察来了也给一张，看来他是一个实践型的人物。
（八）初识赵昕
7月18日一早赵昕与杨宽兴开车到我家约我去沂南，第一次见面,他递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赵昕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倡导践行者”。下面的两行字是：“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再下面是电话、手机号码，这样印名片的比较少见，给我一种新鲜感，以后三天的接触使我感到他不愧是个“践行者”，他没有很多长篇大论，主要是做事，到我家之前，开车东奔西跑，几天没有睡好觉，一宿开车，所以到我家后，吃了早点，谈话之间就睡着了。从济南出发时，他再三告诉我一定要带身份证，看来他是一个依法维权的实践者。
开车到沂南，一路他的手机总是不断的响，忙于联络，到了目的地，吃饭、睡觉、到法院去旁听，都是他在跑。20号在法院门前，我们遭遇抢劫和撕打，他跑到我们面前，再三告诫：“一定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向东师古村进发时，他是最前面四个人之一，当再次遇到暴力时，他急忙跑到我跟前，推我上车，开出一段距离，了望后面的现场。赵昕在这次沂南维权活动中，他既管联络，又管后勤。这样的人，在群体活动中，特别在一群文化人之中，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他能继续维持这种状态，定会完成一番大事业。
从沂南返回济南，我坐东，请他和几位朋友小聚，饮酒庆祝胜利归来，这才发现他的酒量真还不小，我不善烟、酒，但不能否认这是现时流行的一种交际手段。
这次行动中高智晟律师与赵昕身体力行，做出很多贡献，他们各自开了一辆私家车，省了大家的路费，但却承担了车辆被毁的风险，他们还要筹划餐宿费，这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赵昕谈及筹集维权活动的经费时，感触良多，现在很多维权者因为当局的打压而失掉正式工作，生活困窘，筹集经费，成了一个大问题，甚至是瓶颈问题。
（九）认识了很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
这次去沂南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李金平，他当过警察，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但讲出的话却很深刻，他说：“我自己像一片份量很轻的树叶，但是树叶多了，也能把天平压过来。”这句话包含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在邪恶与正义的天平上，如果众多微不足道的人，都站到正义的一边，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社会的进步？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维持黑暗的统治？今天最关键的问题是公众的觉醒，是公民意识的萌发，是用行动、用文字、用语言唤起民众的良知，让他们主动地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一个人不管他的地位多么低下，不管他们有没有博士称呼，教授、专家的头衔，只要他真正地觉醒了，并且用他的行动去维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
还有一位朋友陈青林，上午在法院门前他为了保护同伴而挨了不少打，中午讨论下午是否要进村看望陈光诚家人时，考虑到会出现更多危险，他首先表示反对下午的行动，主张马上返回，但是，当后来多数人都去东师古村时，他二话没说，也一起去了，最后上衣被人扒掉，身体留下斑斑伤痕，但他一句怨言都没有。这种讨论时表示不同意见，行动时保持一致，事后没有牢骚的作风，是一个人觉悟、境界的体现，是团队精神的保障，也是今天的革新人士、维权人士可宝贵的品格；而一盘散沙，各行其是，自我标榜，互相攻讦，会腐蚀大业，是难以成就共同的理想的。
刘京生和李海先生长期受迫害，获得自由不久，对周围环境还没有完全适应就来参加维权，精神实在可嘉。
（十）当局的惧怕曝光与行动底线
当局对我们这次的声援活动极力封锁消息，惧怕曝光,他们以侵犯“肖像权”为名，抢走相机，是害怕照像曝光，我们进驻饭店之后，房间的电话就被切断也是怕曝光。
但是我们的手机与外界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我们在沂南的活动一直受到外国媒体，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等的及时报导，当局无法完全掩盖事实真相，他们也不敢为所欲为。
当地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威，压制当地的维权活动，害怕我们的到来引起连锁反应，这也是对我们不断做出打压的原因，在两次撕打后，我们一度要离开现场，但一些人硬是站在汽车前以索要相机为藉口，不准我们离开现场，直到当地警车来到将我们一起带到派出所，对我们的说法是询问有关110报警事宜，而对当地群众则是造成了一种我们被抓进警局的假相，目的是给当地人做出警戒，在群众中制造恐惧与威慑。
我有一个感觉：这次的沂南行，当局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完全是在预先的筹谋之中，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活动好像是在一个透明的鱼缸之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之下，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表面上看他们处于绝对的强势，我们处于绝对的弱势。但是我们是站在正义一方，他们站在非正义的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方力量会逐渐转化。我们应该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未来变化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次沂南行也试探了当地政府的底线。虽然他们以编造“侵犯肖像权”抢了摄像器材，但也只是吓退，因为他们最后并没有抓人，虽然把我们都带到派出所笔录，但在派出所他们还是比较客气，没有训斥，我说他们无法无天，他们也没有反驳，甚至中午还买了包子，请我们吃饭（最后我们之中有人反对而没有吃，我的想法是吃了也不妨）这次当局，并没有抓人，他们有过精心的布置，制造交通阻塞现场。（把几辆警车停在马路中间，不准被阻塞的汽车绕道而行），但是他们并没有以阻塞交通为名对我们进行拘留，按他们的权势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不论在法院门前抢夺摄像机还是在东师古村扒下我们的“光诚衫”，明显看出背后的指挥者和策划者是有分寸的，尽管有喊“打”声，但是其动作却不以打伤、打残为目的，经常有人出来叫停。虽然有人被抓伤、被摔伤，但是没有重伤，没有人被送医院。也没有人被扭送警局。从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他们完全有能力对我们做出更大的伤害。他们出动的人力是我们人数的几倍，他们个个身强力壮，看起来经过专门训练，而我们则多是文弱书生，如果要伤害或抓捕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不漏。
当局所以要为行动设定底线，是考虑到影响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以及当前的形势发展。
（十一）维权的成本与当权者的代价
推动有影响力的维权，必然要付出成本。这次去临沂，很多人受到抓打，受到恐吓，被抢走相机，从北京开到沂南的三辆私家车，用掉油钱不少，而且还要冒着车子被掀翻被砸的危险。住宿费都由高律师和赵昕等承担，这些都是付出的成本。
采取维权活动时，当然要尽量降低成本，避免被打成重伤，或被拘捕。物质损失也应该尽量减少，以后应少带贵重的物品，我认为应就沂南光天化日下遭到抢劫一事，以书面快递形式向相临沂公安提出报案，要求查究惩办抢劫者并赔偿损失、归还物品，如果没有答覆或不追究，我们可以起诉沂南公安的不作为。这种诉讼既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也可以使沂南当局，在道义上输理，在法律上承担责任。
这次去临沂，大家都十分注意减少开支，高智晟律师为了节省，带头住进没有卫生设备的四人间，有人提出吃饭要尽量简单。
但是临沂当局为了阻止这次民间的声援活动，却付出了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代价。如果最后核实是当局下令公安化妆成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法院门前抢劫公民财物，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通过海外媒体报导，这次我们的沂南行使国内国外更清楚地认识中共的暴政，临沂当局为这次打压活动使他们在道义上、法律上都成为输家。
吸取教训，下次如果再有这些维权活动，应该事先设想一些可能出现的不利场面，以及如何应对。
这次沂南行由于坚持非暴力，再加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所以比较成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海外媒体让更多人知道陈光诚的事迹，和国内的抗争，达到了声援陈光诚的目的，也探索了维权活动的方式，暴露了当地的黑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维权活动。
附参考文章：
许志永：《一个政府对一个盲人的战争》
赵昕：《临沂“七.二0”抗争纪实与思考》
莫之许：《记一次快乐的旅游－沂南行》
滕彪:《蒙河边的抗争—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一》
李劲松：《李劲松律师承办陈光诚案工作报告》
2006年8月17日于山东大学（电话：0531－88365021，13655317356电话手机受严重骚扰有时不通。自从5月26日我的电脑被公安抄走，以后虽然归还，但故障重重，这是80多天后第一次在家中发出稿子）
7月18日凌晨北京朋友驱车抵济南，邀我同去沂南，旁听陈光诚案20号开庭，以示声援，我当即表示同意，他们因躲避阻拦，半夜出发，整宿紧张，已是十分疲惫，我去准备行装，他们竟熟睡在沙发上。午饭后出发，绕道而行，晚上8点左右抵达沂南周边的宾馆住下。第二天（19日）上午在沂南县城饭店与高智晟律师等汇合。当天下午1点多，赵昕收集身份证，去法院办理旁听，法院工作人员说明天直接去听就可以，但是下午3点半得到消息，说开庭延期了，大家商量，20日上午还是要去法院，以防万一，如果不开庭就照张像，以后去东师古村看望陈光诚家人。
（一）光天化日法院门前的抢劫
20日上午8点30分，大家穿了印有陈光诚头像的“光诚衫”到达沂南县法院，门旁坐着20几个盲人，手中拿着盲杖，是来声援陈光诚的，我们向他们致意后，进入法院，一名官员出来说，陈光诚案开庭延期，什么时候开庭以后通知。走出法院后，我们就在法院门前照像，这时围观者中突然冲出大约30个年轻人，以侵犯“肖像权”为名抢夺相机，并将几个人摔倒，进行撕打，周围有警察，看着不管，有人打110报警，半个多小时不见警车，又有人出来照像，相机再次被抢，人再次被摔倒，撕打，我们被抢走一台摄像机和一部可以拍照手机。
大概10点半左右。来了几辆警车，以询问110报案为由，将我们接到两个派出所，分别做笔录，从讲话中可以听出，他们认为我们照像侵犯了某些人的肖像权，另一个是对我们穿着“光成衫”不满意。对这两点我都提出了反驳意见，我们是在给自己人照像，即使镜头收进了路人，也不能以“肖像权”为名抢劫我们的相机、财物，他们在法院门前的抢劫行为，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行为。12点半派出所派车把我们送回宾馆。
（二）在陈光诚家的村口遭遇暴力
午饭时大家商议下午是否进村看望陈光诚的家人，一些人提出不要去了，避免再次引起暴力，但是高智晟律师分析：从上午的情况看，当局的行为还是有底线的，下午还是要去东师古村，后来决定四个青年人进村（赵昕、赵晖、邓永亮、殷雨生），后面两人跟随（李海、李金平），其它人留在村外观察。他们过去不久，看到一群人跑回来，跑在前面的几个是我们的人，光着膀子，衣服被人扒掉，后面一群人跟着撕打。赵昕跑到我身边说：“孙老师，快上车！”车开出一段停下来，往后观望远远看到一些人粗暴地把高智晟等人穿的“光诚衫”都扒了下去，除了我和赵昕两人，其它人都光着膀子。后来，我们聚在一起，检查我们的人全部归来没有重伤，看来是有惊无大险。他们的村口撕打，扒掉“光成衫”，大声喊叫要掀翻我们的汽车等等，不过是恐吓，他们手中没有器械或工具，当时我们有两辆汽车停在村口，有人试着掀翻汽车，但很快有个当头的出来叫停，阻止他们这样做。
（三）关于陈光诚
陈光诚是一个盲人，他自学成才，上过中医药大学，后来自学法律知识，开始为当地盲人维权，被称为赤脚律师，为外地的盲人去北京乘地铁，不能减免车票而起诉到北京法院，他联合万人签名，通过诉讼，关闭了污染河水的造纸厂，为此他一度成了当地政府评出的“十大杰出青年”之一，还应邀到美国做过访问，2003年当地电视台对他的事迹做了正面报导。本来当地政府对他的维权是肯定的。但是后来，陈光诚揭露了计划生育中侵犯人权的现象，为当地政府所不容。去年九月开始对他实行几个月的软禁，特别是2006年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的一百个人物之后，对他的迫害进一步升级，今年三月十一日，公安将其带走，6月21日，宣布对他拘捕，通知7月20日开庭，起诉的原因，表面上看有两条，一是“扰乱社会秩序”，另一个是“故意毁坏财物”。（主要指在拘捕陈光诚时，村民自发聚集起来，表示抗议，从而堵塞了道路）。其实审判陈光诚的深层原因是他揭露计划生育中的侵权事件。
陈光诚从事的维权活动很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其维权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四）沂南行的感触
这次沂南行的目的，是声援陈光诚，我们十几个人，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文化衫，上面印着“盲人陈光诚自由”，7月19日和20日两天，在沂南县城的大街上、饭店里、法院门前走动，最后进了公安机关，使当地很多人知道外地来了人声援陈光诚，我们向很多人宣讲了陈光诚的事迹，和维权的道路，其影响昭然可见。
我们十几个人，分别来自北京、济南、四川，一路乘车过来，同吃、同住、共同接受和抗拒暴力，使我们彼此有了很好的交流、认识，结下患难之交也十分难得。在沂南，朋友们的奋力抗争，每一个同伴被推倒在地，众多的人都会勇往直前的去护着他，其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鼓舞着我。
陈光诚遭到迫害，先后有滕彪、许志永、李柏光、李劲松等人冒险到沂南进行调查，并声援，还有很多人着文声援。这次十多人一起去沂南是声势最大的一次，这次活动也是对前人的肯定和支持，对陈光诚支持的声势越来越大，使当局不得不掂量国内外的抗议，当局无法忽视民间声援，只能采取拖延的手法，推迟开庭。只要当局不释放陈光诚，声援声浪就不会停止。
这次去沂南十余人中我是唯一没有受到伤害的人，法院门前，开始赵昕让我站在远处，交给我一台照相机，要我寻找镜头照像。很多人被摔倒，发生撕打时，高智晟又让我躲进他的“红旗”轿车中，把门锁上，后来很多行凶者敲打汽车玻璃，要我开门交出相机，我的心中很紧张，但始终没有开门，并把相机藏在座位下方，直到外面的撕打结束。在东师古村的村口，同伴们也是让我站得远远的，当一批暴徒追来时，我被推上了汽车，站到更远的地方去观望。我虽然以七十二岁高龄受到他们的保护，但是我仍然感到过意不去，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了朋友们的累赘，我的平安归来要感谢他们的照顾。
（五）天时、地利、人和与民意表达
国内的维权活动不但受到国际上的支持，也被很多国人认可，近年来后浪推前浪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这是天时。维权者被加莫须有的罪名开庭审判，我们利用开庭的时间和地点，表达民意，到法院旁听，这是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这种旁听使得关在监狱的陈光诚感受温暖，使得周围的人看到受迫害的维权者并不孤单。
实际上，这是早已存在的维权形式。据参加者说，十余年前，在杭州开庭审判王有才，就有人从外地赶去旁听。在广场上聚集，还有人发表演讲。不久前我曾两次去旁听济南党家庄殷林村维权者的开庭，没有受到阻止。
这次声援者穿上了被告头像的“光城衫”，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也是一次创新。这种方式可行与否，要做探索，做了才知道。
在极权统治下，在黑暗社会中，民意表达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我们利用开庭审判维权者的时间、地点，前去旁听，这是考虑天时、地利、人和，这是表达民意的一个好机会。每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清明节时的英雄碑前、烈士陵园和今年已经开始的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都是表达民意的恰当时机和地点，这种表达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组织，只要心齐就行，我相信艺术家们，会为此设计出形形色色的“衣衫”。
（六）是一次快乐旅游
莫之许先生写了一篇：“记一次快乐的旅游——沂南行”（发表在《民主中国》），他的这篇文章却写得很好，我看了不止一遍，我觉得他对这次沂南行有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这是一次快乐的旅游，很有意思。回忆这次活动，不但看到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侧面，而且还经历了些很有些刺激的场面，甚至有些惊险，同时还认识了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事务。为什么不可以叫做一次“快乐的旅游”呢？
最近有人参与西藏游，有人到迪斯尼乐园乘过山车，都有些惊险，我曾问过一位当年参加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的70多岁的老者，有什么感想，他跟我说，香港的游行就和旅游差不多，约上几个好友，带着家人去游街，边走边聊，有时还能看到一些表演，这种游行也像一次嘉年华。
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港台同胞那么幸运，可以自由地游行。但港台的自由化，正在被大陆的很多人视为榜样，大陆必然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港台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我们抱着一种旅游心态去维权，是一种超前的意识。
（七）与高智晟首次相见
7月19日我与高智晟律师初次相见，过去在电话中曾多次与他谈过话，在沂南，因为等待开庭，有将近一天的时间，大家在一起聊天，当天的晚上，从11点我与他一直谈到下一点。谈及如何用行动维权，怎样纪念六四，如何处理内部不同意见等问题。
当晚来了几个公安，查看身份证，我们入住，只用一个身份证登记，现在公安要看身份证，很多人都拿出了证件，有的忘带来，就讲出了身份证的号码和住处，有人拿出了驾驶证。
高律师面对公安的盘问，首先是要公安出示证件，之后他并没有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公安问及他的身份证号码时，他也没有回答，当问及姓名，他答了：“高智晟”。
公安走后高律师向我们解释了有关身份证的法规，并说明了身份证不能随便给人看的道理。关于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当然我很缺少，我也暗想，面对这些公安，似乎不用和他们太叫真，如果纠缠起来，也可能搞得我们很难受，而且我们这次来沂南主要是去法院旁听，是用我们的行动声援陈光诚；所以我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我的想法是尽量不和他们争执，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天上午，当我们在法院门前照像时，相机被抢，很多人被摔倒，被撕打，高智晟律师也在其中，当暴力平静下来之后，我从远处看到他正在向一些观望者（可能包括一些刚才行凶的人），发表讲话，还做着手势，可以看出他的临危不惧。下午去东师古村遇到暴力时，他也表现很冷静，并没有惊惶失措。据说他穿着“光诚衫”去北京地铁口散发声援陈光诚的传单，警察来了也给一张，看来他是一个实践型的人物。
（八）初识赵昕
7月18日一早赵昕与杨宽兴开车到我家约我去沂南，第一次见面,他递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赵昕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倡导践行者”。下面的两行字是：“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再下面是电话、手机号码，这样印名片的比较少见，给我一种新鲜感，以后三天的接触使我感到他不愧是个“践行者”，他没有很多长篇大论，主要是做事，到我家之前，开车东奔西跑，几天没有睡好觉，一宿开车，所以到我家后，吃了早点，谈话之间就睡着了。从济南出发时，他再三告诉我一定要带身份证，看来他是一个依法维权的实践者。
开车到沂南，一路他的手机总是不断的响，忙于联络，到了目的地，吃饭、睡觉、到法院去旁听，都是他在跑。20号在法院门前，我们遭遇抢劫和撕打，他跑到我们面前，再三告诫：“一定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向东师古村进发时，他是最前面四个人之一，当再次遇到暴力时，他急忙跑到我跟前，推我上车，开出一段距离，了望后面的现场。赵昕在这次沂南维权活动中，他既管联络，又管后勤。这样的人，在群体活动中，特别在一群文化人之中，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他能继续维持这种状态，定会完成一番大事业。
从沂南返回济南，我坐东，请他和几位朋友小聚，饮酒庆祝胜利归来，这才发现他的酒量真还不小，我不善烟、酒，但不能否认这是现时流行的一种交际手段。
这次行动中高智晟律师与赵昕身体力行，做出很多贡献，他们各自开了一辆私家车，省了大家的路费，但却承担了车辆被毁的风险，他们还要筹划餐宿费，这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赵昕谈及筹集维权活动的经费时，感触良多，现在很多维权者因为当局的打压而失掉正式工作，生活困窘，筹集经费，成了一个大问题，甚至是瓶颈问题。
（九）认识了很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
这次去沂南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李金平，他当过警察，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但讲出的话却很深刻，他说：“我自己像一片份量很轻的树叶，但是树叶多了，也能把天平压过来。”这句话包含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在邪恶与正义的天平上，如果众多微不足道的人，都站到正义的一边，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社会的进步？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维持黑暗的统治？今天最关键的问题是公众的觉醒，是公民意识的萌发，是用行动、用文字、用语言唤起民众的良知，让他们主动地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一个人不管他的地位多么低下，不管他们有没有博士称呼，教授、专家的头衔，只要他真正地觉醒了，并且用他的行动去维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
还有一位朋友陈青林，上午在法院门前他为了保护同伴而挨了不少打，中午讨论下午是否要进村看望陈光诚家人时，考虑到会出现更多危险，他首先表示反对下午的行动，主张马上返回，但是，当后来多数人都去东师古村时，他二话没说，也一起去了，最后上衣被人扒掉，身体留下斑斑伤痕，但他一句怨言都没有。这种讨论时表示不同意见，行动时保持一致，事后没有牢骚的作风，是一个人觉悟、境界的体现，是团队精神的保障，也是今天的革新人士、维权人士可宝贵的品格；而一盘散沙，各行其是，自我标榜，互相攻讦，会腐蚀大业，是难以成就共同的理想的。
刘京生和李海先生长期受迫害，获得自由不久，对周围环境还没有完全适应就来参加维权，精神实在可嘉。
（十）当局的惧怕曝光与行动底线
当局对我们这次的声援活动极力封锁消息，惧怕曝光,他们以侵犯“肖像权”为名，抢走相机，是害怕照像曝光，我们进驻饭店之后，房间的电话就被切断也是怕曝光。
但是我们的手机与外界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我们在沂南的活动一直受到外国媒体，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等的及时报导，当局无法完全掩盖事实真相，他们也不敢为所欲为。
当地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威，压制当地的维权活动，害怕我们的到来引起连锁反应，这也是对我们不断做出打压的原因，在两次撕打后，我们一度要离开现场，但一些人硬是站在汽车前以索要相机为藉口，不准我们离开现场，直到当地警车来到将我们一起带到派出所，对我们的说法是询问有关110报警事宜，而对当地群众则是造成了一种我们被抓进警局的假相，目的是给当地人做出警戒，在群众中制造恐惧与威慑。
我有一个感觉：这次的沂南行，当局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完全是在预先的筹谋之中，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活动好像是在一个透明的鱼缸之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之下，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表面上看他们处于绝对的强势，我们处于绝对的弱势。但是我们是站在正义一方，他们站在非正义的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方力量会逐渐转化。我们应该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未来变化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次沂南行也试探了当地政府的底线。虽然他们以编造“侵犯肖像权”抢了摄像器材，但也只是吓退，因为他们最后并没有抓人，虽然把我们都带到派出所笔录，但在派出所他们还是比较客气，没有训斥，我说他们无法无天，他们也没有反驳，甚至中午还买了包子，请我们吃饭（最后我们之中有人反对而没有吃，我的想法是吃了也不妨）这次当局，并没有抓人，他们有过精心的布置，制造交通阻塞现场。（把几辆警车停在马路中间，不准被阻塞的汽车绕道而行），但是他们并没有以阻塞交通为名对我们进行拘留，按他们的权势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不论在法院门前抢夺摄像机还是在东师古村扒下我们的“光诚衫”，明显看出背后的指挥者和策划者是有分寸的，尽管有喊“打”声，但是其动作却不以打伤、打残为目的，经常有人出来叫停。虽然有人被抓伤、被摔伤，但是没有重伤，没有人被送医院。也没有人被扭送警局。从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他们完全有能力对我们做出更大的伤害。他们出动的人力是我们人数的几倍，他们个个身强力壮，看起来经过专门训练，而我们则多是文弱书生，如果要伤害或抓捕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不漏。
当局所以要为行动设定底线，是考虑到影响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以及当前的形势发展。
（十一）维权的成本与当权者的代价
推动有影响力的维权，必然要付出成本。这次去临沂，很多人受到抓打，受到恐吓，被抢走相机，从北京开到沂南的三辆私家车，用掉油钱不少，而且还要冒着车子被掀翻被砸的危险。住宿费都由高律师和赵昕等承担，这些都是付出的成本。
采取维权活动时，当然要尽量降低成本，避免被打成重伤，或被拘捕。物质损失也应该尽量减少，以后应少带贵重的物品，我认为应就沂南光天化日下遭到抢劫一事，以书面快递形式向相临沂公安提出报案，要求查究惩办抢劫者并赔偿损失、归还物品，如果没有答覆或不追究，我们可以起诉沂南公安的不作为。这种诉讼既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也可以使沂南当局，在道义上输理，在法律上承担责任。
这次去临沂，大家都十分注意减少开支，高智晟律师为了节省，带头住进没有卫生设备的四人间，有人提出吃饭要尽量简单。
但是临沂当局为了阻止这次民间的声援活动，却付出了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代价。如果最后核实是当局下令公安化妆成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法院门前抢劫公民财物，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通过海外媒体报导，这次我们的沂南行使国内国外更清楚地认识中共的暴政，临沂当局为这次打压活动使他们在道义上、法律上都成为输家。
吸取教训，下次如果再有这些维权活动，应该事先设想一些可能出现的不利场面，以及如何应对。
这次沂南行由于坚持非暴力，再加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所以比较成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海外媒体让更多人知道陈光诚的事迹，和国内的抗争，达到了声援陈光诚的目的，也探索了维权活动的方式，暴露了当地的黑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维权活动。
附参考文章：
许志永：《一个政府对一个盲人的战争》
赵昕：《临沂“七.二0”抗争纪实与思考》
莫之许：《记一次快乐的旅游－沂南行》
滕彪:《蒙河边的抗争—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一》
李劲松：《李劲松律师承办陈光诚案工作报告》
2006年8月17日于山东大学（电话：0531－88365021，13655317356电话手机受严重骚扰有时不通。自从5月26日我的电脑被公安抄走，以后虽然归还，但故障重重，这是80多天后第一次在家中发出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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