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的口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
红军初创时鱼龙混杂。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建立的“工农革命军”为例，其主要成分是游走于各种地方武装之间的兵痞、食不果腹的饥民（所谓打起招军旗，不愁吃粮人）、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民团、土匪以及城市暴动失败逃散的共产党人。这班乌合之众群龙无首，虽然只有几百人，却是个个桀骜不驯，很难驾驭。毛泽东的对策是“支部建在连上”， 于是有了三湾改编。其时群雄蜂起，有袁文才王佐一干人马组成“马刀队”，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盘踞井冈，占山为王。毛泽东帅众进山，何以称雄？他提出的口号是“党指挥枪”。此计果然了得，不仅将袁王所部纳入麾下，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袁更将井冈美女贺子珍献于帐下，做了毛的压寨夫人，另献一千大洋。“党指挥枪”原是向土匪争兵权。
“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战局面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成局，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共产党宣布所有武装力量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共产党内一班不够老辣奸诈的人物，如王明之辈，不知是计，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生怕军权旁落，遂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重提“党指挥枪”。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向谁争？不言自明。抗战时期“党指挥枪”是向国民党争兵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队应当属于国家，还是继续属于共产党，成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早在1941年10月10日，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在北大听过其课的讲师梁漱溟先生提出政纲，主张“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当时共产党处于劣势，遂大力推崇梁氏言论，不过想借此削弱蒋介石军权，并非真心主张军队国家化。出于同样目的，1945年国共和谈中共产党力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在民盟等第三势力配合下，终于把“军队国家化”写进了双十协定，周恩来签字。岂料4年后共产党上台，立刻翻脸不认账，不再承认军队国家化，反而把“军队国家化”的言论列为反党乱军的滔天大罪。与此同时，高分贝强调“党指挥枪”，“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此时，“党指挥枪”是露骨地向国家争兵权。
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军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 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1954年宪法更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但实际上军队依然是“共军”，国家没有一天行使过对军队的指挥权。1950年出兵朝鲜，就是中共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力排众议，拍板决定的。那个“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连个会都没开。1962年对印度用兵，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量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命令。依宪“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干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到了文革，连遮羞布也不要了。在1975年通过的宪法里竟公然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其后的怪事就更怪了。1979年挥师入越的，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共党主席，竟然是一个副总理兼参谋总长。到了1989年调派数十万大军进京勤王，屠杀千百平民百姓的，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这回连个副总理都不是。他只是个“军委主席”。他在国家主席面前，俨然如溥仪身边的“皇帝御用挂”，“党和国家”都要听凭这位不穿马裤的吉冈安直摆布。
在中国，党就是枪，枪就是党
有论者指，共产党高喊“党指挥枪”，却从来没有一天不是“枪指挥党”。这固然是事实，但结论不准确。在中国，党就是枪，枪就是党。从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枪，从来就不存在非党的枪指挥过党，也从来没有过不是枪的党存在。它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谁指挥谁的问题。固然“党指挥枪”的口号多次被用来做内斗的借口，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共独揽军权的事实。以“建国”后发生的两次严重的“枪指挥党”事件，所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事件和林彪“五七一工程”事件来看，恶斗的双方有哪一个人主张过应当由国家指挥军队吗？他们争斗的不过是在共产党里边由谁指挥军队而已。坏蛋拿枪还是混蛋拿枪，对人民都不是福。
“党指挥枪”的口号祸害无穷
首先，它把军队变成了对外逞能的工具。共产党执政后本应与民休息，疗治战伤，养精蓄锐，收回外国军队占领的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待机光复外国强占的我大片领土。毛泽东却逞一时之能，贸然发动“抗美援朝”。是次战争投入兵力190万，伤亡95万余众，其中13万5千余中华儿女弃尸异国他乡。为了什么？说来可笑，只为挽救一个金日成小朝廷。共产党当政半个多世纪，除了和美国、苏联、印度、越南发生较大规模战争以外，和朝鲜、蒙古、缅甸也都发生边界军事摩擦。可以说，除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没有一个邻国没和中国交过手。如今，中共又日夜兼程，加紧准备对台开战，以剿灭台湾的民主。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之战，是政治之战，甚至是党魁个人逞性妄为之战，而不是国家利益之战。
其次，它把军队变成了对内专政的工具。共产党死咬着“党指挥枪”不放，是因为它执政没有取得人民的授权，缺乏起码的合法性，必须依靠武力维持其独裁专制。它统治国家的权力不是源自于法律，而是源自于武力。军队是这个党可以胡作非为的最后力量来源。钓鱼岛遭外国染指，不见我国军队有任何作为，它却在国内大显身手，对平民百姓肆意杀戮。1959年在西藏，1962年在新疆伊犁和塔城，直至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无辜民众的鲜血浸红了八一军旗，使它成为罪恶和耻辱的永远标记。1961年建立的武警部队，更使军队镇压人民的功能专业化。至此，军队完全堕落成为共党看家护院的家丁，国家恐怖主义的刀斧手。
再次，它把军队变成了党内恶斗的工具。共党头子之间争权夺利，每每闪着刀光剑影。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和1976年的所谓“粉碎四人帮”就是明显例证。在中国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老大。邓小平“复出”要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参谋总长，1980年后他保留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他不要，党的主席他不当，他只要军委主席一职。就凭手中的这把枪，他可以钦点生前身后的4个总书记，3个国家主席，罢黜2个总书记，他可以号令全国，稳做太上皇。他的继任者江泽民有样学样，任期届满仍长期把持军权不放。他们党内党外没有任何职务，仅以共产党员身份统领三军，也给了他们口口声声强调的“党指挥枪”一个绝妙的讽刺。
由于共党把军队当成自己的御林军，视为禁脔，使军队完全丧失了崇高的目标和军人的荣誉感，加之军队长期游离于任何有效监督之外，它已问题丛生。各级军官争权夺位，政委和司令员“尿不到一个壶里”；贪污腐化盛行，金钱美女成了军中鸦片；高级将领拥兵自重，抗命不尊，甚至要挟“中央”；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牢骚满腹，不满情绪在全军弥漫；懒、散、乱、软、沉，日甚一日；谎报军情，欺上瞒下，更是司空见惯；“漏训”“少训”“跑训”等花样百出，抗议暴动事件时有所闻。在现今世界强军如林的形势下，共军的战力差距却越来越大。虽然也装备了导弹潜艇核武，并砸重金扩展信息化，都不过是病老虎展露自己的牙齿。
军队不能保证共产政权千秋万代不变色
共军的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妄图提升战力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动摇党指挥枪的地位。“老八路”已被年龄淘汰出局，有文化的现代人陆续走进军营，一批具有军事专业素质的军官团正在形成，他们不可避免地把现代的国家观念和军事思想也带进军中，普遍不安于做共党的禁军教头。各种信息工具在军中普及，据说每个连队都有电脑。现代化的理念和民主国家建军治军思想在军中传播。军中的有识之士公开挑战“党指挥枪”的口号。八十年代就有《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试论我军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军中和社会上流传。近年三总部一批中下级军官更散发《军方改革派意见书》，提出“更新现代化的概念”的主张。甚至像李德生、杨白冰、廖汉生、萧克这样的老军头也联名上书胡锦涛，提出废除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军队第一政委的制度。去年更有高级将领刘亚洲等人发出公开信，呼吁军队国家化。军内的反叛与社会上的抗争出现互相结合的趋势，军人组织、参与或支援地方上的民众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上访等活动，使高层防不胜防。党，首次遇到指挥枪的真正危机。
慌不择路。面对军队质变的局面，共产党拿不出有效的对策，仍旧玩弄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老套路。他们连续下发数个文件，罗列一大堆“禁止”，以防军队“出格”。同时强化军中各级政治机构，一方面加大政治灌输的力度，企图窒息任何异己思想；一方面把国安、国保等特务手段移植军内，残酷迫害一切怀疑、动摇和叛逆。与此同时，出高价购买军心。近几年中共连续给军队加薪，其幅度成倍超过全国平均工资增长。对高级军官则滥发将军肩章。江泽民在任13年8次封了79个上将。1997年10月24日那一天就封了152名将军。以致将军肩章贬值，连贴身保镖都可以授上将军衔，难怪部队里流传“军营里的将军，厨房里的蟑螂”。胡锦涛不甘示弱，2004年以来他就授予两批共12名上将军衔。人们不禁要问，现在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军官们没有尺寸战功，何来如此众多的将军？如果最高领导人都可以把军衔做为拉帮结伙换取支持的筹码，那还有什么理由埋怨全国买官卖官成风？
中共这套办法究竟有多大成效，很值得怀疑。在全球民主化潮流下，军队国家化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都是枉费心机。从苏联东欧军队在国家民主化浪潮中的演变看，大致有3种模式。一是罗军的起义倒戈模式。面临国家前途的选择，他们毅然奋起，临阵起义，逮捕恶行昭彰的共产法西斯头子齐奥塞斯库，交付人民审判，从而创造了世界共产史上首例共军推翻共党统治的壮举。二是苏军政变瓦解模式。他们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刻，站在保守势力一边，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挽救共产制度灭亡。其结果是军队自身的瓦解，以失败告终。三是波军妥协变革模式。面对团结工会的崛起，波兰实施了一年半的“战时状态”，军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70年，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奉命派部队前往格但斯克造船厂，屠杀了44名罢工工人，200多人受伤。1989年6月4日，是关乎波兰前途和命运的一天。这天议会大选，在开放的262席中，团结工会赢得261席。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共（名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席未得，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执政党竞选惨败的“零的记录”，从而揭开了民主波兰历史的新篇章。同一天，在遥远的东方，另一个共产党正为保住专制政权，出动完全现代化的野战部队进入首都，以坦克机关枪回应了民主的呼喊。但这一天波军没有出动，他们待在军营里。事后雅鲁泽尔斯基被选为新的共和国总统，团结工会的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和平地结束了共产党统治波兰45年的历史。这3种模式都证明了，武器不能消灭思想，军队不能阻止历史。中共是枪杆子拜物教，近乎愚痴地迷信武力。但共军不可能保证共产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们最好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抛弃共产党，和人民一起做专制政权的掘墓人，而不是殉葬品。
台军之路乃共军的必由之路
不过谈到共军的出路，我还是强力推荐台湾军队走过的道路。这支军队原来也是一支党军，虽然名义上称为国军，人们都认为那个“国”是国民党的“国”，而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内战时期“总裁上谕”或“总裁训示”成为军队的最高命令。国民党才有总裁，中华民国没有总裁。这说明它奉行的也是“党指挥枪”。但是它顺应了世界潮流，一步步地走向了国家化。先是蒋经国时代撤销了军中的政党组织，并于1985年任命汪道渊任国防部长，开创了中国文人治军的先河。李登辉时代台湾立法院通过“国防法”和“国防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军队“超出个人、地区及党派关系，依法保持政治中立”，禁止军中建立政党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也禁止军人加入政党和协助政党活动。与此同时，缩减军队政治机构，国防部政治部被撤销，改设政战室，人数由1万2千人减到7千余人。其功能由内部控制转为对敌政战和向军人进行忠于国家，忠于宪法，忠于元首的教育。到陈水扁时代，军队国家化得以全面落实。2002年国防法、国防部组织法修正案和参谋本部组织条例正式实行，标志台军正式转型为国防军。民进党执政后任命国民党籍汤曜明为国防部长，证明台军已经不再是政党的工具。近几年台湾政党恶斗、厮杀，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军队始终保持中立。这是军队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家民主化的保证。台军之路正是共军的必由之路，“党指挥枪”正在被中国人民唾弃。
—— 本文减缩本原发香港《动向》2006年8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红军初创时鱼龙混杂。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建立的“工农革命军”为例，其主要成分是游走于各种地方武装之间的兵痞、食不果腹的饥民（所谓打起招军旗，不愁吃粮人）、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民团、土匪以及城市暴动失败逃散的共产党人。这班乌合之众群龙无首，虽然只有几百人，却是个个桀骜不驯，很难驾驭。毛泽东的对策是“支部建在连上”， 于是有了三湾改编。其时群雄蜂起，有袁文才王佐一干人马组成“马刀队”，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盘踞井冈，占山为王。毛泽东帅众进山，何以称雄？他提出的口号是“党指挥枪”。此计果然了得，不仅将袁王所部纳入麾下，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袁更将井冈美女贺子珍献于帐下，做了毛的压寨夫人，另献一千大洋。“党指挥枪”原是向土匪争兵权。
“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战局面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成局，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共产党宣布所有武装力量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共产党内一班不够老辣奸诈的人物，如王明之辈，不知是计，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生怕军权旁落，遂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重提“党指挥枪”。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向谁争？不言自明。抗战时期“党指挥枪”是向国民党争兵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队应当属于国家，还是继续属于共产党，成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早在1941年10月10日，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在北大听过其课的讲师梁漱溟先生提出政纲，主张“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当时共产党处于劣势，遂大力推崇梁氏言论，不过想借此削弱蒋介石军权，并非真心主张军队国家化。出于同样目的，1945年国共和谈中共产党力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在民盟等第三势力配合下，终于把“军队国家化”写进了双十协定，周恩来签字。岂料4年后共产党上台，立刻翻脸不认账，不再承认军队国家化，反而把“军队国家化”的言论列为反党乱军的滔天大罪。与此同时，高分贝强调“党指挥枪”，“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此时，“党指挥枪”是露骨地向国家争兵权。
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军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 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1954年宪法更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但实际上军队依然是“共军”，国家没有一天行使过对军队的指挥权。1950年出兵朝鲜，就是中共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力排众议，拍板决定的。那个“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连个会都没开。1962年对印度用兵，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量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命令。依宪“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干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到了文革，连遮羞布也不要了。在1975年通过的宪法里竟公然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其后的怪事就更怪了。1979年挥师入越的，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共党主席，竟然是一个副总理兼参谋总长。到了1989年调派数十万大军进京勤王，屠杀千百平民百姓的，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这回连个副总理都不是。他只是个“军委主席”。他在国家主席面前，俨然如溥仪身边的“皇帝御用挂”，“党和国家”都要听凭这位不穿马裤的吉冈安直摆布。
在中国，党就是枪，枪就是党
有论者指，共产党高喊“党指挥枪”，却从来没有一天不是“枪指挥党”。这固然是事实，但结论不准确。在中国，党就是枪，枪就是党。从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枪，从来就不存在非党的枪指挥过党，也从来没有过不是枪的党存在。它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谁指挥谁的问题。固然“党指挥枪”的口号多次被用来做内斗的借口，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共独揽军权的事实。以“建国”后发生的两次严重的“枪指挥党”事件，所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事件和林彪“五七一工程”事件来看，恶斗的双方有哪一个人主张过应当由国家指挥军队吗？他们争斗的不过是在共产党里边由谁指挥军队而已。坏蛋拿枪还是混蛋拿枪，对人民都不是福。
“党指挥枪”的口号祸害无穷
首先，它把军队变成了对外逞能的工具。共产党执政后本应与民休息，疗治战伤，养精蓄锐，收回外国军队占领的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待机光复外国强占的我大片领土。毛泽东却逞一时之能，贸然发动“抗美援朝”。是次战争投入兵力190万，伤亡95万余众，其中13万5千余中华儿女弃尸异国他乡。为了什么？说来可笑，只为挽救一个金日成小朝廷。共产党当政半个多世纪，除了和美国、苏联、印度、越南发生较大规模战争以外，和朝鲜、蒙古、缅甸也都发生边界军事摩擦。可以说，除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没有一个邻国没和中国交过手。如今，中共又日夜兼程，加紧准备对台开战，以剿灭台湾的民主。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之战，是政治之战，甚至是党魁个人逞性妄为之战，而不是国家利益之战。
其次，它把军队变成了对内专政的工具。共产党死咬着“党指挥枪”不放，是因为它执政没有取得人民的授权，缺乏起码的合法性，必须依靠武力维持其独裁专制。它统治国家的权力不是源自于法律，而是源自于武力。军队是这个党可以胡作非为的最后力量来源。钓鱼岛遭外国染指，不见我国军队有任何作为，它却在国内大显身手，对平民百姓肆意杀戮。1959年在西藏，1962年在新疆伊犁和塔城，直至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无辜民众的鲜血浸红了八一军旗，使它成为罪恶和耻辱的永远标记。1961年建立的武警部队，更使军队镇压人民的功能专业化。至此，军队完全堕落成为共党看家护院的家丁，国家恐怖主义的刀斧手。
再次，它把军队变成了党内恶斗的工具。共党头子之间争权夺利，每每闪着刀光剑影。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和1976年的所谓“粉碎四人帮”就是明显例证。在中国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老大。邓小平“复出”要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参谋总长，1980年后他保留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他不要，党的主席他不当，他只要军委主席一职。就凭手中的这把枪，他可以钦点生前身后的4个总书记，3个国家主席，罢黜2个总书记，他可以号令全国，稳做太上皇。他的继任者江泽民有样学样，任期届满仍长期把持军权不放。他们党内党外没有任何职务，仅以共产党员身份统领三军，也给了他们口口声声强调的“党指挥枪”一个绝妙的讽刺。
由于共党把军队当成自己的御林军，视为禁脔，使军队完全丧失了崇高的目标和军人的荣誉感，加之军队长期游离于任何有效监督之外，它已问题丛生。各级军官争权夺位，政委和司令员“尿不到一个壶里”；贪污腐化盛行，金钱美女成了军中鸦片；高级将领拥兵自重，抗命不尊，甚至要挟“中央”；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牢骚满腹，不满情绪在全军弥漫；懒、散、乱、软、沉，日甚一日；谎报军情，欺上瞒下，更是司空见惯；“漏训”“少训”“跑训”等花样百出，抗议暴动事件时有所闻。在现今世界强军如林的形势下，共军的战力差距却越来越大。虽然也装备了导弹潜艇核武，并砸重金扩展信息化，都不过是病老虎展露自己的牙齿。
军队不能保证共产政权千秋万代不变色
共军的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妄图提升战力的同时，也从根本上动摇党指挥枪的地位。“老八路”已被年龄淘汰出局，有文化的现代人陆续走进军营，一批具有军事专业素质的军官团正在形成，他们不可避免地把现代的国家观念和军事思想也带进军中，普遍不安于做共党的禁军教头。各种信息工具在军中普及，据说每个连队都有电脑。现代化的理念和民主国家建军治军思想在军中传播。军中的有识之士公开挑战“党指挥枪”的口号。八十年代就有《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试论我军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军中和社会上流传。近年三总部一批中下级军官更散发《军方改革派意见书》，提出“更新现代化的概念”的主张。甚至像李德生、杨白冰、廖汉生、萧克这样的老军头也联名上书胡锦涛，提出废除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军队第一政委的制度。去年更有高级将领刘亚洲等人发出公开信，呼吁军队国家化。军内的反叛与社会上的抗争出现互相结合的趋势，军人组织、参与或支援地方上的民众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上访等活动，使高层防不胜防。党，首次遇到指挥枪的真正危机。
慌不择路。面对军队质变的局面，共产党拿不出有效的对策，仍旧玩弄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老套路。他们连续下发数个文件，罗列一大堆“禁止”，以防军队“出格”。同时强化军中各级政治机构，一方面加大政治灌输的力度，企图窒息任何异己思想；一方面把国安、国保等特务手段移植军内，残酷迫害一切怀疑、动摇和叛逆。与此同时，出高价购买军心。近几年中共连续给军队加薪，其幅度成倍超过全国平均工资增长。对高级军官则滥发将军肩章。江泽民在任13年8次封了79个上将。1997年10月24日那一天就封了152名将军。以致将军肩章贬值，连贴身保镖都可以授上将军衔，难怪部队里流传“军营里的将军，厨房里的蟑螂”。胡锦涛不甘示弱，2004年以来他就授予两批共12名上将军衔。人们不禁要问，现在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军官们没有尺寸战功，何来如此众多的将军？如果最高领导人都可以把军衔做为拉帮结伙换取支持的筹码，那还有什么理由埋怨全国买官卖官成风？
中共这套办法究竟有多大成效，很值得怀疑。在全球民主化潮流下，军队国家化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都是枉费心机。从苏联东欧军队在国家民主化浪潮中的演变看，大致有3种模式。一是罗军的起义倒戈模式。面临国家前途的选择，他们毅然奋起，临阵起义，逮捕恶行昭彰的共产法西斯头子齐奥塞斯库，交付人民审判，从而创造了世界共产史上首例共军推翻共党统治的壮举。二是苏军政变瓦解模式。他们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刻，站在保守势力一边，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挽救共产制度灭亡。其结果是军队自身的瓦解，以失败告终。三是波军妥协变革模式。面对团结工会的崛起，波兰实施了一年半的“战时状态”，军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70年，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奉命派部队前往格但斯克造船厂，屠杀了44名罢工工人，200多人受伤。1989年6月4日，是关乎波兰前途和命运的一天。这天议会大选，在开放的262席中，团结工会赢得261席。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共（名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席未得，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执政党竞选惨败的“零的记录”，从而揭开了民主波兰历史的新篇章。同一天，在遥远的东方，另一个共产党正为保住专制政权，出动完全现代化的野战部队进入首都，以坦克机关枪回应了民主的呼喊。但这一天波军没有出动，他们待在军营里。事后雅鲁泽尔斯基被选为新的共和国总统，团结工会的顾问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和平地结束了共产党统治波兰45年的历史。这3种模式都证明了，武器不能消灭思想，军队不能阻止历史。中共是枪杆子拜物教，近乎愚痴地迷信武力。但共军不可能保证共产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们最好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抛弃共产党，和人民一起做专制政权的掘墓人，而不是殉葬品。
台军之路乃共军的必由之路
不过谈到共军的出路，我还是强力推荐台湾军队走过的道路。这支军队原来也是一支党军，虽然名义上称为国军，人们都认为那个“国”是国民党的“国”，而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内战时期“总裁上谕”或“总裁训示”成为军队的最高命令。国民党才有总裁，中华民国没有总裁。这说明它奉行的也是“党指挥枪”。但是它顺应了世界潮流，一步步地走向了国家化。先是蒋经国时代撤销了军中的政党组织，并于1985年任命汪道渊任国防部长，开创了中国文人治军的先河。李登辉时代台湾立法院通过“国防法”和“国防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军队“超出个人、地区及党派关系，依法保持政治中立”，禁止军中建立政党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也禁止军人加入政党和协助政党活动。与此同时，缩减军队政治机构，国防部政治部被撤销，改设政战室，人数由1万2千人减到7千余人。其功能由内部控制转为对敌政战和向军人进行忠于国家，忠于宪法，忠于元首的教育。到陈水扁时代，军队国家化得以全面落实。2002年国防法、国防部组织法修正案和参谋本部组织条例正式实行，标志台军正式转型为国防军。民进党执政后任命国民党籍汤曜明为国防部长，证明台军已经不再是政党的工具。近几年台湾政党恶斗、厮杀，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军队始终保持中立。这是军队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家民主化的保证。台军之路正是共军的必由之路，“党指挥枪”正在被中国人民唾弃。
—— 本文减缩本原发香港《动向》2006年8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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