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水林，一个从江西瑞金农村来到广州增城打工的的农民工，为了给工作时受伤的弟弟治病，向他的老板讨要拖欠的5,000块钱工钱被老板多次耍弄，钱没要到，却在今年3月1日被欠薪的工厂老板从增城支到番禺的分厂去要钱，从增城到番禺也就是那么七、八十公里，可怜的曾水林因为口袋里没有钱坐车，徒步三天风餐露宿从增城走到番禺，结果，被欠的工钱依然没有讨到。绝望之下，曾水林于3月3日和3月5日，两次爬上番禺的公路桥栏杆准备跳桥自杀，却两次都被成功解救而没有死成。
按广州的《信息时报》记者杨昱的报道，因为曾水林在交通繁忙的公路桥上表演“自杀秀”影响了正常的交通，而被处劳动教养有一年。就此，《信息时报》记者采访了广州市人大代表、律师朱永平。朱律师在接受采访时候说，“这些所谓的‘自杀秀’，是一种‘挟持大众’的行为，应该受到惩”。同时，朱律师还认为：“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此前，我只听说过因讨薪不成而杀人的农民工被枪毙，而讨薪不成绝望得要“自杀”的人却被抓去劳动教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曾水林这种口袋里没钱，不去偷也不去抢，居然步行三 天，露宿荒野的老实巴焦的农民工被抓去劳动教养，我想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是看不懂的，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诚实、本分、老实巴交的劳动者，还需要用劳动来“教养”吗？他需要的是得到合理又合法的工钱，要用劳动来“教养”的其实是恶意拖欠他工钱的老板。
广州的人大代表朱永平我不知道他是吃什么东西长大的，也不知道是谁让他当人民代表的，更不知道他是在哪个星球上学的法律，此人居然能说出因讨薪不成而绝望自杀的民工，是用“自杀秀”来“挟持大众”，看来中国的词典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要改写了，一定要把“桥栏杆上自杀行为”作为“具有威慑力的软暴力犯罪行为”来重新定义。
据说，惩处曾水林劳教一年，是因为他准备自杀的行为妨碍了交通秩序。可据我看报道，曾水林明明是站在桥栏杆上准备跳桥自杀，又不是躺在马路中间寻死，他能妨碍什么交通呢？想来，无非是警察为了解救他而阻断交通便于施以援手，才喊停了一时的交通。也许我是个弱智者，从此事中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警察的这一行政举措产生的后果，能要一个事后被证明真正绝望的人来承担责任吗？这样的法律是谁家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我们还能容忍它的存在吗？这样的政府还有何脸面自诩和谐、盛世？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法治国家的法律不外乎情理，制定法律是用来保证民众的正常生活，维护民众的合法权利的。如果说去年甘肃王姓民工讨薪不得而杀人乱杀一气，把不欠他钱的工友也给杀了，虽事出有因而法不宽宥被处决尚说得过去，可曾水林讨薪不成绝望得要自杀，居然也要被法律追究责任，那有理但却弱势的穷人兄弟姐妹们的活路究竟在哪里呢？看看现在的法律诉讼程序，是众多的若势群体能够承受得起的吗？
朱永平还说，对讨薪的民工“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其实，他这种伪善的说辞，只有鬼才会相信。他心目中的法律，其笑脸是对着富人的，其利爪则是向着穷人的；他如果有同情心，“严惩”二字怎么说得出口啊！我不晓得那位人大代表朱永平知道不知道瑞金是个什么地方，想必他是不知道的。我要告诉他，那可是当年的“红色首都”，是毛泽东给农民挖过井的地方。现在，那里的农民又活不下去了，前去广东打工而不是上农民运动讲习所，你真要感谢邓大人力主 的白猫黑猫论。如果他们不是来广东而是去北京把毛泽东喊醒来，我想，对朱永平这种不会说人话的“人大代表”，我敢肯定会被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赤卫队给绞死的，中国就是不缺朱永平这样无耻嘴脸的伪人的！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的劳动教养相关法规做出必要的修改，规定欠薪的老板们每欠薪5,000元则处劳动教养一年，你再看看还有谁敢恶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可悲的是，现行的《劳动教养条例》专门是用来惩处广大若势群体民众的。哪里来的法制社会，真真实实的暴力社会！甚至远不及达尔文主张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社会。
当中国的法律把笑脸向着富人，而把利爪对准穷人的局面不加改变，而讨薪杀人要枪毙，讨薪自杀要劳教，没钱回家要饿死，这些可怜的农民工还有什么活路可走呢？真正理性、法制的社会应首先立足同情并帮助弱势群体，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反思曾水林式的“自杀现象”。我们无权判断谁是作秀，当一个人站在桥栏杆上，没有结果之前，我们无权判定他是不是“作秀”！只要一个人处于危险境地，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救援，生命是第一位的，同情也是第一位的，而塞车是第二位的，我们这个社会必须以人为本。
社会在不断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在不断产生，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自杀秀”现象日益增多，就是社会矛盾的一个新的表象，而在具体的解决过程中，我们首要的是帮助和理解。无论任何时候，都应该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法律没有尽善尽美的，但法律是人制订的，必须体现一定的人性理念，更要知道，法律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合法权利而存在的！反之，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它存在的必要性！面对曾水林的遭遇，我们的政府必须反思！曾水林们的苦难是我们中国的悲哀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按广州的《信息时报》记者杨昱的报道，因为曾水林在交通繁忙的公路桥上表演“自杀秀”影响了正常的交通，而被处劳动教养有一年。就此，《信息时报》记者采访了广州市人大代表、律师朱永平。朱律师在接受采访时候说，“这些所谓的‘自杀秀’，是一种‘挟持大众’的行为，应该受到惩”。同时，朱律师还认为：“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此前，我只听说过因讨薪不成而杀人的农民工被枪毙，而讨薪不成绝望得要“自杀”的人却被抓去劳动教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曾水林这种口袋里没钱，不去偷也不去抢，居然步行三 天，露宿荒野的老实巴焦的农民工被抓去劳动教养，我想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是看不懂的，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诚实、本分、老实巴交的劳动者，还需要用劳动来“教养”吗？他需要的是得到合理又合法的工钱，要用劳动来“教养”的其实是恶意拖欠他工钱的老板。
广州的人大代表朱永平我不知道他是吃什么东西长大的，也不知道是谁让他当人民代表的，更不知道他是在哪个星球上学的法律，此人居然能说出因讨薪不成而绝望自杀的民工，是用“自杀秀”来“挟持大众”，看来中国的词典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要改写了，一定要把“桥栏杆上自杀行为”作为“具有威慑力的软暴力犯罪行为”来重新定义。
据说，惩处曾水林劳教一年，是因为他准备自杀的行为妨碍了交通秩序。可据我看报道，曾水林明明是站在桥栏杆上准备跳桥自杀，又不是躺在马路中间寻死，他能妨碍什么交通呢？想来，无非是警察为了解救他而阻断交通便于施以援手，才喊停了一时的交通。也许我是个弱智者，从此事中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警察的这一行政举措产生的后果，能要一个事后被证明真正绝望的人来承担责任吗？这样的法律是谁家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我们还能容忍它的存在吗？这样的政府还有何脸面自诩和谐、盛世？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法治国家的法律不外乎情理，制定法律是用来保证民众的正常生活，维护民众的合法权利的。如果说去年甘肃王姓民工讨薪不得而杀人乱杀一气，把不欠他钱的工友也给杀了，虽事出有因而法不宽宥被处决尚说得过去，可曾水林讨薪不成绝望得要自杀，居然也要被法律追究责任，那有理但却弱势的穷人兄弟姐妹们的活路究竟在哪里呢？看看现在的法律诉讼程序，是众多的若势群体能够承受得起的吗？
朱永平还说，对讨薪的民工“法律是第一位的，而同情次之”，其实，他这种伪善的说辞，只有鬼才会相信。他心目中的法律，其笑脸是对着富人的，其利爪则是向着穷人的；他如果有同情心，“严惩”二字怎么说得出口啊！我不晓得那位人大代表朱永平知道不知道瑞金是个什么地方，想必他是不知道的。我要告诉他，那可是当年的“红色首都”，是毛泽东给农民挖过井的地方。现在，那里的农民又活不下去了，前去广东打工而不是上农民运动讲习所，你真要感谢邓大人力主 的白猫黑猫论。如果他们不是来广东而是去北京把毛泽东喊醒来，我想，对朱永平这种不会说人话的“人大代表”，我敢肯定会被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赤卫队给绞死的，中国就是不缺朱永平这样无耻嘴脸的伪人的！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的劳动教养相关法规做出必要的修改，规定欠薪的老板们每欠薪5,000元则处劳动教养一年，你再看看还有谁敢恶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可悲的是，现行的《劳动教养条例》专门是用来惩处广大若势群体民众的。哪里来的法制社会，真真实实的暴力社会！甚至远不及达尔文主张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社会。
当中国的法律把笑脸向着富人，而把利爪对准穷人的局面不加改变，而讨薪杀人要枪毙，讨薪自杀要劳教，没钱回家要饿死，这些可怜的农民工还有什么活路可走呢？真正理性、法制的社会应首先立足同情并帮助弱势群体，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反思曾水林式的“自杀现象”。我们无权判断谁是作秀，当一个人站在桥栏杆上，没有结果之前，我们无权判定他是不是“作秀”！只要一个人处于危险境地，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救援，生命是第一位的，同情也是第一位的，而塞车是第二位的，我们这个社会必须以人为本。
社会在不断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在不断产生，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自杀秀”现象日益增多，就是社会矛盾的一个新的表象，而在具体的解决过程中，我们首要的是帮助和理解。无论任何时候，都应该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法律没有尽善尽美的，但法律是人制订的，必须体现一定的人性理念，更要知道，法律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合法权利而存在的！反之，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它存在的必要性！面对曾水林的遭遇，我们的政府必须反思！曾水林们的苦难是我们中国的悲哀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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