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篇写纪念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文章，差不多都要写上另一个人的名字——江小燕。这个和傅雷无亲无故，毫无关系也从不认识的奇女子，竟然成了写傅雷纪念文章绕不过去的人。江小燕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因而，她也成了信神者道德高尚的最真实的见证。
今年的9月3日，是傅雷夫妇含冤去世四十周年，当我打开电脑，准备写傅雷夫妇纪念文章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转到了江小燕身上。江小燕……江小燕……江小燕，键盘上打出了一连串的江小燕，这是不是有点跑题了？必竟，江小燕虽然参与了傅雷的家事，但同傅雷一生的事业和命运都没有关系。在傅雷事件中，江小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即使人们在纪念文章中提到她，也占篇幅不大。现在，在纪念傅雷夫妇的日子里，单独写评价江小燕的文章，这还是纪念傅雷吗？
任何一种纪念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类道德价值的追寻，离开了道德价值的追寻和认同，纪念本身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当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有关联，又同具人类追寻的道德高度的时候，写这件事与写那件事本身变得不是那么十分重要，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唤起人们心灵的觉醒。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写江小燕，也是对傅雷很好的纪念。
人们怀着赞许和崇敬的心情写江小燕，对她的人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有人认为，江小燕是活着的林昭，林昭是死去的江小燕，两个人同是虔诚基督教徒，具有同等的道德高度。我们先不要忙着评价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是先深入江小燕的生活轨迹，展开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心灵，探寻一下那个道德和良知的发祥地。在作了这一切之后，我们的心里自会有我们的正确的评价。
别人说江小燕
在传纪作家叶永烈的笔下，江小燕是一个义人，他写道：“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当听到”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的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坐立不安，夜不能寐。”于是她出于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勇敢地挺身而出，在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行动。
她在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领取了傅雷的骨灰盒。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号——傅怒安。叶永烈接着写道：“就这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含冤而死，却被一个忠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她出于义愤，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见叶永烈《江小燕与傅雷一家》）
叶先生站在义字的角度上给江小燕很高的评价，但是我觉得他忽略了一点：江小燕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是在按照一个基督徒的要求行事，所作所为体现的是基督徒的仁爱之心。不错，她可能是傅雷译作的热心读者，但她首先是个基督徒，其次才是读者。
在作家狄马笔下，江小燕是一个圣人，除义的一面外，还有神圣的一面。他说，在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
狄马的议论似乎比叶永烈更接近事情的真象，他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她知道什么叫“右派”呢？难道她比我们的“学者”、“作家”和“领导”更能明白巴尔扎克以及“资产阶级文学“翻译的价值么？肯定不是。指引她的仅仅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善良天性。换句话说，在黑暗到来的一瞬，她听从的仅仅是一种良知法庭的命令。
在傅氏后人得知父母的骨灰得以保存下来全仰仗一位素不相识的奇女子之后，想方设法找到江小燕，想对她给予酬谢，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音乐会结束后，她就默默地离去。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一片树叶落入深秋的荒原。（以上引述见狄马《傅雷之死》）
那些认为江小燕所作所为是出于对傅雷的景仰、崇拜，或是追星族的狂热，都是对江小燕的误解。占据江小燕心里位置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她活在神里，她是在为神作义工。狄马说：“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网友小鱼的文章把江小燕比作林昭。他说：在死去的林昭被越来越多的人纪念之时，我想纪念一个叫江小燕的，还活着的女子。同样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遭到迫害。同样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同样是基督徒。（见小鱼《死去的林昭，活着的江小燕和我们》）他认为是神的作用使她们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江小燕自己说自己
江小燕淡泊名利，清操自守，长期隐姓埋名，她多次作出非凡的举动，但详情却鲜为人知，其真名实姓亦不曾向社会披露。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她这么做呢？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对江小燕行为的解读，也许江小燕本人的说明更说明问题。
在给《傅雷传编辑札记》的作者余开伟的信中，江小燕说：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这就是江小燕所做所为的全部精神源泉，她就是全部按神的旨意去行事的，“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她的所作所为，不是为取悦常人，也不是要在常人中得到什么利益。“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江小燕语）
在傅雷的问题上，她作了一个更正，她说：（我）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的，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见江小燕《我为什么收留傅雷的骨灰？》）
确实，人们本末倒置了，在一般作家的笔下，江小燕是因为傅雷是个大翻译家，江小燕是出于对他的崇拜而保存他的骨灰。而在江小燕，却是代民请命，不论你是大翻译家还是小老百姓，傅雷“是其中之一”。
傅雷的福气是，因为他很有名，所以能捷足先登地引起江小燕的关注。在神的眼里，个人的成就再大，也是微不足道的。
江小燕早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因为为右派老师辩护受到迫害，这个最早的迫害影响了她的一生，使她的一生厄运连连。但在谈到这段经历时她说：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
我不知道作家们为什么老是回避江小燕是基督徒这个事实，如果正视这一点，恐怕更能写出一个真实的江小燕。
假如江小燕受到林昭一样的遭遇
这个设想未免有点残酷，我们不妨把话倒过来说，假如林昭遇到了江小燕那样的事？当然，我们承认人的个性特点，也承认人的知识差别和对问题认识理解能力的差别。但不管怎么说，人的信仰会在人处理大是大非问题时起至关紧要的作用。林昭遇到江小燕的问题或是江小燕遇到林昭的问题，在发展的细节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大的方向是不会有改变的，都不会因为惧怕死亡而出卖良心。
其实江小燕是很危险的，他为底层民众给周恩来写信，已经有生命危险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都有可能成为政权把人整死的突破口。真要出现那种情况江小燕会怎样？以她的个性和信仰而言，只能选择承受。
正教信仰者的崇高品格不表现在对迫害的怕还是不怕上，他们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这正是一个真实的江小燕，我想林昭差不多也会是这样。那种“在刑场上面对强敌，神色不变，康慨陈词，大义凛然”是共产党英雄的形象，不是林昭和江小燕。但她们还是高尚的，她们的高尚体现在她们选择上，当义和不义摆在她们面前让她们选择时，她们艰难地选择了为义背负十字架。
林昭死了，为洗刷人类的耻辱献出了生命；江小燕活着，为人类的集体罪恶承担着苦难。
谁有资格纪念林昭和江小燕
写林昭的文章，写江小燕的文章，就大多数作家来说，都在有意地回避着一个问题：林昭和江小燕都是基督徒。因而他们的纪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真实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不容许在体制外存在任何道德和正义，如果你不是这个“先进组织”的人作了好事，你也要把作好事的根源归到它那里去，绝不能提到除它以外的任何信仰团体和组织。现在条件宽松一些了，可以不归给它了，但你要归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或没有所属的正义、道德意识，只能宽松到这个地步。
体制内的作家们对这种道德的垄断当然心知肚明，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略去了这一点。但这一略去就使纪念和歌颂成了断了头的蜻蜓，没有任何意义了。没有勇气把事实的真象说出来的人，却写纪念和歌颂的文章，人们难道没有理由怀疑吗？他们写文章的目的是为誰？傅雷如果在天有灵，也不会同意人们对帮助他的恩人的行为动机作让人不能容忍的歪曲。
不管你有没有基督教的信扬，你都应该正视林昭、江小燕等人是基督教信徒这一基本事实，她们也绝不愿意你在写她们的事迹时把神扔在一边，把功劳记在她们头上。
林昭和江小燕是信神的人，这一点要反复强调，因为她们的本意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荣耀神的名。
（2006年9月3日写于傅雷夫妇含怨逝世40週年）
〔原载《自由圣火》2006年9月3日。提供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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