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于珍(假名)在日本丈夫的陪同下来到日本入国管理局“出头”,办理黑转白的手续。在等待室的时候,她轻轻地把手放在日本丈夫的膝盖上。她知道,这是能让入国管理局官员相信他们俩的婚姻真实的一个小细节。这一切,都由朋友预先教好,为了万无一失地取得日本定住资格。
日本丈夫叫大泽。是一个中年的出租司机,两人在陪酒酒吧相识,相识不久,他们便谈好了价格和条件,并办理了结婚手续。
目前,入管局对国际结婚签证“黑转白”的手续查办得越来越严。为了杜绝假结婚骗取定住签证,入管局可谓是绞尽脑汁:前几年还仅仅是入管局官员深夜电话或突然家访,查看夫妻两人是否同居,而近两年又开始编出一套生活问题进行夫妻分别面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针对入管局的严查严堵,企图经过婚姻久居日本的华人又想出了同居一屋──假结婚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方法,以求蒙混过关,取得合法在留资格。
由于不少华人女性在假结婚的同时,本身就有情人或正式的丈夫,所以近几年来,三人(两男一女)同居的现象越来越多,渐渐成为骗取结婚定住签证的安全方程式。然而,这终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它承载了太多非人性的东西,也承载了太多的眼泪和无奈。
假丈夫的幸福感
大泽带着何于珍去入管局领取一年的特殊在留资格。他明白,这是违法的,自己只是何于珍定居日本的一个棋子,但他心甘情愿。也许是缘分吧,从一开始他就对何于珍充满了同情。
一直独身的大泽和何于珍相识在东新宿的一个陪酒酒吧,何于珍是那里的陪酒女。不知道为什么,大泽看到何于珍的第一眼就喜欢她。和这种女人在一起,大泽有说不清楚的轻松感。他接二连三地来到这家酒吧,还请何于珍出去吃过一顿便饭。
一天晚上的事情,给大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天,大泽刚坐下不久,邻近的一个酒吧的小姐便冲了进来,用带着上海口音地日语叫着“条子来了!我们酒吧刚刚被查,你们动作快一点……”酒吧妈妈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冲到何于珍面前抓起她的胳膊,把她从沙发椅上拎了出去:“珍子,还不快走!”何于珍面色苍白,脚步零乱地逃到化妆室。后来一个陪酒小姐告诉大泽,何于珍从化妆室的后门溜走了。
大泽这才知道,何于珍黑户口的身份,在日本没有合法的身份。要是万一被入管局查出来,就只剩下遣送回国的一条路了。
大泽突然觉得何于珍很可怜,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求生活就不容易,何况连一个正式的身份都没有。他不知道失去工作的何于珍怎么生活下去,又担心她会真的被入管局抓起来,于是他拨响了何于珍留给他的手机电话。
两天后,两人在池袋的伯爵咖啡室见面了。何于珍第一句话就是:“大泽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接着何于珍和盘托出,讲了她的计划:“大泽先生,我知道你是单身,所以只有你可以帮我。你能不能和我结婚?”
大泽怔在那里,半天缓不过神来。
“当然不是真的结婚,是假结婚。不瞒你说,我有未婚夫,他和我同是黑龙江人。我们只是想在日本生活下去,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乡有多穷,一家人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土豆和白菜。”何于珍说着眼睛就红润起来了。
大泽看着这样的何于珍,感觉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善良的女人。他想:至少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居留资格抛弃自己的情人。这一点还是可敬的。
于是,他们谈起了条件,何于珍说每次签证给他250万日币,直到她领到日本国籍。同时,她和男友会借一套房子,让大泽一起住:“房租你不用担心。但水电费,我们一人一半。这样,你就可以在这几年里储够钱,再娶一个像样的媳妇。”
“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大泽提出疑问。“你不知道,现在都是这样的,入管局查得很紧。”何于珍回答得很干脆,“必须这样,我和男友都不想冒险。”
于是二男一女的新婚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大泽住楼下的小卧室,而何于珍们住楼上。
何于珍的男朋友韩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每天要打二份工,天天都下午出门,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三人从来没有吵过架,大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不善表达,而何于珍和韩云比较开朗,经常用很不流利的日语开大泽的玩笑……自从住在一起后,大泽感觉自己的生活快乐了很多,至少偶尔想喝酒的时候,在家里会有两个人陪着他。
何于珍经常教大泽如何应付管局。经验多得让大泽咋舌。当然,大泽也学得很努力,因为三个人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入管局晚间来了查寻电话,大泽就会应付自如地说:“欢迎浏览ddhw.com你一定会喜欢你等一下,她现在正在洗澡间。”然后,跑到楼上把何于珍叫下来;他亲切地和周围邻居称何于珍是自己的老婆,说韩云是自己在工作单位的同事,以防日后入管局暗中的“群众调查”……
尽管大泽非常明白万一入管局知晓真相后,自己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从某种角度上,大泽已经把这两个中国人当作了自己人──朋友或者是兄妹。他很想让这两个人安定地在日本住下,在他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都不容易。”
这是一种邪恶和善良交织的生活。不管如何,大泽还要和何于珍及韩云愉快地生活四年。
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样对三个人都有好处,盘算一下,他银行存折光今年一年已经多了近400万日币,这是一个普通出租司机做不到的事情。
陌生女人的来信
记者曾经收到过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在信里,她哭诉自己如何受到邻居老太的欺侮:“……她经常会打开我们家的垃圾翻来翻去地检查……我进进出出,她一直用很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有一次我看到她在走廊里和另一些女人议论我,神情怪怪的,真让人受不了。……这种日子真不能过下去了,她明显是歧视我们中国女人……”
为了这封陌生女人的来信,记者走访了神奈川县的一幢县营住宅。信里那位陌生女人所说的邻居老太在她干净的客厅里接待了我。
桌上是日本线茶和日式煎饼。老太给记者的印象并不刻薄,相反很温和,她穿着和服,头上挽了一个很简单的髻,一看就是很老式的日本妇女。
老太说出了她的疑惑。她说,隔壁什么时候结婚的,她不知道,因为隔壁没有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办喜宴,向左右邻舍发喜饼:“这一点,我再古板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人都不兴这一套了。”
直到隔壁伊藤家门牌上又并列地写上了一个“余”字,老太才知道那个伊藤老头又结婚了。这个“余”姓中国女人蛮漂亮的,人高高的,清晨丢垃圾时会笑着和邻居打招呼,看上去蛮懂事的。邻居们都说,那个拿政府生活救济的伊藤老头真是福气,娶了一个漂亮的中国老婆。
但是结婚没有多久,怪事就发生了。伊藤家就又多了一个人─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一开始,我还没有注意,以为是伊藤家的朋友,但是后来进出频了,才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有一次,我居然看到那个中国女人挽着小伙子的手出外,顿时就觉得犯了糊涂,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这种亲热地挽手方式一看就能了解两个人的关系。更令我不解的是,夜里很晚那个小伙子都在伊藤的家里。我的卧室紧靠着隔壁的浴室,深更半夜经常听到隔壁浴室传出来男女嬉笑声,用的是中文。那个伊藤老头是不会讲中文的,而且也不是他的声音。”
有一次,老太曾婉转地向伊藤老头提出,希望他们家晚上安静一些。而伊藤老头木木地道歉:“昨晚,老婆来朋友了。太晚吵了你,真不好意思!以后一定注意!”
朋友?接待朋友怎么会在浴室?邻居老太无论如何都想不通。最后,她只能暗自得出答案:那个伊藤老头太好欺侮了。那个中国女人也太放肆太坏了,把日本丈夫当傻瓜,婚外恋搞到家里来了,这太让愤慨了。老太愤愤地讲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记者却雪亮一片:这又是一户“假结婚”的人家。
记者离开神奈川那一幢县营住宅的时候,心里很是疑惑:难道日本真是天堂?让中国女人冒着风险扯谎?留在日本,她们是不是真的幸福?非人性的三个人的世界中真的不会起一点点风浪吗?
日本丈夫叫大泽。是一个中年的出租司机,两人在陪酒酒吧相识,相识不久,他们便谈好了价格和条件,并办理了结婚手续。
目前,入管局对国际结婚签证“黑转白”的手续查办得越来越严。为了杜绝假结婚骗取定住签证,入管局可谓是绞尽脑汁:前几年还仅仅是入管局官员深夜电话或突然家访,查看夫妻两人是否同居,而近两年又开始编出一套生活问题进行夫妻分别面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针对入管局的严查严堵,企图经过婚姻久居日本的华人又想出了同居一屋──假结婚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方法,以求蒙混过关,取得合法在留资格。
由于不少华人女性在假结婚的同时,本身就有情人或正式的丈夫,所以近几年来,三人(两男一女)同居的现象越来越多,渐渐成为骗取结婚定住签证的安全方程式。然而,这终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它承载了太多非人性的东西,也承载了太多的眼泪和无奈。
假丈夫的幸福感
大泽带着何于珍去入管局领取一年的特殊在留资格。他明白,这是违法的,自己只是何于珍定居日本的一个棋子,但他心甘情愿。也许是缘分吧,从一开始他就对何于珍充满了同情。
一直独身的大泽和何于珍相识在东新宿的一个陪酒酒吧,何于珍是那里的陪酒女。不知道为什么,大泽看到何于珍的第一眼就喜欢她。和这种女人在一起,大泽有说不清楚的轻松感。他接二连三地来到这家酒吧,还请何于珍出去吃过一顿便饭。
一天晚上的事情,给大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天,大泽刚坐下不久,邻近的一个酒吧的小姐便冲了进来,用带着上海口音地日语叫着“条子来了!我们酒吧刚刚被查,你们动作快一点……”酒吧妈妈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冲到何于珍面前抓起她的胳膊,把她从沙发椅上拎了出去:“珍子,还不快走!”何于珍面色苍白,脚步零乱地逃到化妆室。后来一个陪酒小姐告诉大泽,何于珍从化妆室的后门溜走了。
大泽这才知道,何于珍黑户口的身份,在日本没有合法的身份。要是万一被入管局查出来,就只剩下遣送回国的一条路了。
大泽突然觉得何于珍很可怜,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求生活就不容易,何况连一个正式的身份都没有。他不知道失去工作的何于珍怎么生活下去,又担心她会真的被入管局抓起来,于是他拨响了何于珍留给他的手机电话。
两天后,两人在池袋的伯爵咖啡室见面了。何于珍第一句话就是:“大泽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接着何于珍和盘托出,讲了她的计划:“大泽先生,我知道你是单身,所以只有你可以帮我。你能不能和我结婚?”
大泽怔在那里,半天缓不过神来。
“当然不是真的结婚,是假结婚。不瞒你说,我有未婚夫,他和我同是黑龙江人。我们只是想在日本生活下去,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乡有多穷,一家人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土豆和白菜。”何于珍说着眼睛就红润起来了。
大泽看着这样的何于珍,感觉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善良的女人。他想:至少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居留资格抛弃自己的情人。这一点还是可敬的。
于是,他们谈起了条件,何于珍说每次签证给他250万日币,直到她领到日本国籍。同时,她和男友会借一套房子,让大泽一起住:“房租你不用担心。但水电费,我们一人一半。这样,你就可以在这几年里储够钱,再娶一个像样的媳妇。”
“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大泽提出疑问。“你不知道,现在都是这样的,入管局查得很紧。”何于珍回答得很干脆,“必须这样,我和男友都不想冒险。”
于是二男一女的新婚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大泽住楼下的小卧室,而何于珍们住楼上。
何于珍的男朋友韩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每天要打二份工,天天都下午出门,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三人从来没有吵过架,大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不善表达,而何于珍和韩云比较开朗,经常用很不流利的日语开大泽的玩笑……自从住在一起后,大泽感觉自己的生活快乐了很多,至少偶尔想喝酒的时候,在家里会有两个人陪着他。
何于珍经常教大泽如何应付管局。经验多得让大泽咋舌。当然,大泽也学得很努力,因为三个人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入管局晚间来了查寻电话,大泽就会应付自如地说:“欢迎浏览ddhw.com你一定会喜欢你等一下,她现在正在洗澡间。”然后,跑到楼上把何于珍叫下来;他亲切地和周围邻居称何于珍是自己的老婆,说韩云是自己在工作单位的同事,以防日后入管局暗中的“群众调查”……
尽管大泽非常明白万一入管局知晓真相后,自己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从某种角度上,大泽已经把这两个中国人当作了自己人──朋友或者是兄妹。他很想让这两个人安定地在日本住下,在他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都不容易。”
这是一种邪恶和善良交织的生活。不管如何,大泽还要和何于珍及韩云愉快地生活四年。
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样对三个人都有好处,盘算一下,他银行存折光今年一年已经多了近400万日币,这是一个普通出租司机做不到的事情。
陌生女人的来信
记者曾经收到过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在信里,她哭诉自己如何受到邻居老太的欺侮:“……她经常会打开我们家的垃圾翻来翻去地检查……我进进出出,她一直用很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有一次我看到她在走廊里和另一些女人议论我,神情怪怪的,真让人受不了。……这种日子真不能过下去了,她明显是歧视我们中国女人……”
为了这封陌生女人的来信,记者走访了神奈川县的一幢县营住宅。信里那位陌生女人所说的邻居老太在她干净的客厅里接待了我。
桌上是日本线茶和日式煎饼。老太给记者的印象并不刻薄,相反很温和,她穿着和服,头上挽了一个很简单的髻,一看就是很老式的日本妇女。
老太说出了她的疑惑。她说,隔壁什么时候结婚的,她不知道,因为隔壁没有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办喜宴,向左右邻舍发喜饼:“这一点,我再古板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人都不兴这一套了。”
直到隔壁伊藤家门牌上又并列地写上了一个“余”字,老太才知道那个伊藤老头又结婚了。这个“余”姓中国女人蛮漂亮的,人高高的,清晨丢垃圾时会笑着和邻居打招呼,看上去蛮懂事的。邻居们都说,那个拿政府生活救济的伊藤老头真是福气,娶了一个漂亮的中国老婆。
但是结婚没有多久,怪事就发生了。伊藤家就又多了一个人─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一开始,我还没有注意,以为是伊藤家的朋友,但是后来进出频了,才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有一次,我居然看到那个中国女人挽着小伙子的手出外,顿时就觉得犯了糊涂,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这种亲热地挽手方式一看就能了解两个人的关系。更令我不解的是,夜里很晚那个小伙子都在伊藤的家里。我的卧室紧靠着隔壁的浴室,深更半夜经常听到隔壁浴室传出来男女嬉笑声,用的是中文。那个伊藤老头是不会讲中文的,而且也不是他的声音。”
有一次,老太曾婉转地向伊藤老头提出,希望他们家晚上安静一些。而伊藤老头木木地道歉:“昨晚,老婆来朋友了。太晚吵了你,真不好意思!以后一定注意!”
朋友?接待朋友怎么会在浴室?邻居老太无论如何都想不通。最后,她只能暗自得出答案:那个伊藤老头太好欺侮了。那个中国女人也太放肆太坏了,把日本丈夫当傻瓜,婚外恋搞到家里来了,这太让愤慨了。老太愤愤地讲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记者却雪亮一片:这又是一户“假结婚”的人家。
记者离开神奈川那一幢县营住宅的时候,心里很是疑惑:难道日本真是天堂?让中国女人冒着风险扯谎?留在日本,她们是不是真的幸福?非人性的三个人的世界中真的不会起一点点风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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