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的下半年直到解放，大别山区多为八路军和游击队所控制。我们家是地处这些八路军游击队控制的大别山地区边缘的县城。
在大别山支脉的一个山间小镇上，有我们本家一个远房亲戚，和我同辈的小孩都称呼这家亲戚为二爷。二爷有个闺女，48年正是芳年18，外貌长得端正清秀，两颗水灵的大眼睛、微笑时两腮的莞尔，显得十分可亲可爱。在那兵荒马乱之年，二爷为了女儿不至遭到意外不测，就于48年初把女儿送到我们家寄住，以暂避山区世乱。虽然她只大我六岁，但按辈分是我的姑母，所以我是口口声声叫她小姑。那时我是12岁的男孩，尚未脱离童幼之性情，总是把她当大人看待。或听她讲解书中之趣谈，或帮她拉绳架干晒衣服。有时还从她那里得到一两块小糖，甚为喜欢。
小姑虽然家住山沟小镇，由于是独生闺女，家里还是倾全力供她读完了初中。在她寄住我家的绝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在读书，她几乎读完了我爸爸（中学教员）在家中收藏的全部书籍。
一天，家中意外来了一个陌生人。他脚蹬一双草鞋，黑色长裤的裤腿直挽到膝盖，上身着一件白色中式粗布上衣，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他一进门就冲着妈妈问：“韩同坊在家吗？”妈妈点点头，立刻将爸爸从房间叫出来。爸爸从房间一跨出就主动介绍说：“我是韩同坊”，并招呼客人在堂屋坐下，递上纸烟。妈妈给客人端来茶水。客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是上街来卖菜的，顺带受我们杨队长的派遣，来贵府通知你一桩重要的事情。”
妈妈一听话音不祥，立刻招呼我进房去。我进到房里，看到小姑正竖起耳朵，贴近隔间的篾席，摒住呼吸静听外面的谈话。我也走到她身边，把耳朵凑到篾席边。
那位自称卖菜的人说：“我们杨队长要我告诉你，韩玉英（小姑的名字）可以住在你们家，但只能呆在这儿，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准去。如果我们的人马进了城关，杨队长见不着韩玉英就拿你是问。你们看到了城东门操场上的那些人头了吗？（见《摸秋》一文）到时候，杨队长不是拿你韩同坊一个人的人头是问，是要拿你们全家人头是问。”
爸爸一声不语，空气就好像凝固起来了。半饷，卖菜人跟了一句：“听清楚了没有？”
妈妈在一旁忙说：“听清楚了。我们保证韩玉英不离开城关。”
卖菜人紧接着说：“那好。韩玉英现在在这儿吗？杨队长要我必须亲自见到她。”
妈妈立刻招呼小姑出房间来见客人。我看着小姑吓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万般无奈地跨出房门。她站在房门口，低着头，一声不语。卖菜人又把刚才对爸爸说的话重复了一遍，问小姑：“听见了没有？”小姑无奈地点点头。
卖菜人立刻起身告辞。爸爸直把他送到大门口外。我在背后看到，那人挑起放在门外的一担菜箕，菜箕的一头有两捆素菜，另一头放着一个瓦盆，瓦盆中有十几个油炸狮子头。爸爸一直把他目送到人影消失。
爸爸回来后，一脸苦色，半天不语。其时，小姑正站在堂屋的一角，拿着手绢哭泣抽噎。妈妈说：“不要哭了，哭也无济于事，赶快想个办法才是。”这时爸爸才告诉小姑，两天前刚刚给她在上海的三叔去信，要他设法派人来接她去上海。这时，小姑哭得更厉害了，大声抽泣地说：“我不能连累你们全家受害。”
经过一天痛苦无奈的挣扎和斟酌，第二天爸爸又重新给上海的三叔（我叫他三爷）去信，说明原由，告诉他韩玉英只能继续呆在我们这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明显，国民党政权看样子是大势已去了。一天，那个不速之客的卖菜人又跨进我们的家门。爸爸主动迎上前去，并伸手和他握手。爸爸把他引进客厅就座，递烟沏茶。客人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是受杨队长派遣，来见韩玉英一面。”这时，小姑正好不在家，到南门外的二伯家去了。爸爸叫我立刻去二伯家把小姑叫回来。其时，我正光脚在院子里玩。我知道事关重大，鞋子也没来得及穿，拔腿就跑出门去。当时，县城大街还是鹅卵石铺垫的，我高一脚低一脚、连踢带绊、跌跌撞撞跑到二伯家，把小姑叫回家。小姑一到家，那位客人就动身离开了。
客人一走，妈妈忙着打水让我洗脚。这时才发现我的左脚上全是血，仔细一看，我的左脚大拇指的指甲盖几呼全裂开了。妈妈心痛不已，一定要搀着我，一瘸一拐去邻近的诊所。包扎后多日不能穿鞋，而且留下了终生痕迹。
1948年临近年终时期，长江以北、苏皖一带的大小城市都岌岌可危了，或是处于共军攻势的前哨，或是处于共军的包围之中。一天，我们家突然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过，他很有礼帽地称呼我的父母为韩先生、韩太太。他说明是受均衡（即小姑的三叔）先生之重托，专程从上海来这里接玉英小姐，并带来韩均衡的亲笔信。
爸爸展开书信，仔细阅读。信的大意是：国民政府正在准备撤退，以长江天险为屏障，据守江南。如果长江守不住就撤到台湾。现每天有轮船去台湾，他计划把玉英接到上海后一道去台湾。
这会，刚刚有了一点安定气氛、静待江山易主的时刻，一下子又被搅得风浪骤起。爸爸、妈妈面临一场生死的决策，小姑面临一生前途的决策。
爸爸把小姑叫到面前，介绍从上海来的张先生，详细讲述了三叔的信，之后说：“玉英，你还是跟张先生一道去上海吧。我和你嫂子可以带着孩子去皖西或是赣南谋生，那里我还有些人脉。”
小姑泪如雨下，抽噎着坚定地说：“不，我不能把灾难留给你们。万一你们一家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父亲交待，我也没法活下去。”
这时张先生插话：“韩先生，你们不能也一道去台湾吗？”
爸爸遥遥头，没有说什么。妈妈说了句：“异土他乡，生活艰难”。大家的谈话沉寂了很久，很久，很久。
第二天，爸爸妈妈送走了张先生。就这样，风波一晨被激起，一夜又落平。一个18岁的少女只能无奈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历史也给我留下了一个一生不解的疑问：爸爸当时为什么拒绝去台湾的建议？
在大别山支脉的一个山间小镇上，有我们本家一个远房亲戚，和我同辈的小孩都称呼这家亲戚为二爷。二爷有个闺女，48年正是芳年18，外貌长得端正清秀，两颗水灵的大眼睛、微笑时两腮的莞尔，显得十分可亲可爱。在那兵荒马乱之年，二爷为了女儿不至遭到意外不测，就于48年初把女儿送到我们家寄住，以暂避山区世乱。虽然她只大我六岁，但按辈分是我的姑母，所以我是口口声声叫她小姑。那时我是12岁的男孩，尚未脱离童幼之性情，总是把她当大人看待。或听她讲解书中之趣谈，或帮她拉绳架干晒衣服。有时还从她那里得到一两块小糖，甚为喜欢。
小姑虽然家住山沟小镇，由于是独生闺女，家里还是倾全力供她读完了初中。在她寄住我家的绝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在读书，她几乎读完了我爸爸（中学教员）在家中收藏的全部书籍。
一天，家中意外来了一个陌生人。他脚蹬一双草鞋，黑色长裤的裤腿直挽到膝盖，上身着一件白色中式粗布上衣，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他一进门就冲着妈妈问：“韩同坊在家吗？”妈妈点点头，立刻将爸爸从房间叫出来。爸爸从房间一跨出就主动介绍说：“我是韩同坊”，并招呼客人在堂屋坐下，递上纸烟。妈妈给客人端来茶水。客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是上街来卖菜的，顺带受我们杨队长的派遣，来贵府通知你一桩重要的事情。”
妈妈一听话音不祥，立刻招呼我进房去。我进到房里，看到小姑正竖起耳朵，贴近隔间的篾席，摒住呼吸静听外面的谈话。我也走到她身边，把耳朵凑到篾席边。
那位自称卖菜的人说：“我们杨队长要我告诉你，韩玉英（小姑的名字）可以住在你们家，但只能呆在这儿，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准去。如果我们的人马进了城关，杨队长见不着韩玉英就拿你是问。你们看到了城东门操场上的那些人头了吗？（见《摸秋》一文）到时候，杨队长不是拿你韩同坊一个人的人头是问，是要拿你们全家人头是问。”
爸爸一声不语，空气就好像凝固起来了。半饷，卖菜人跟了一句：“听清楚了没有？”
妈妈在一旁忙说：“听清楚了。我们保证韩玉英不离开城关。”
卖菜人紧接着说：“那好。韩玉英现在在这儿吗？杨队长要我必须亲自见到她。”
妈妈立刻招呼小姑出房间来见客人。我看着小姑吓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万般无奈地跨出房门。她站在房门口，低着头，一声不语。卖菜人又把刚才对爸爸说的话重复了一遍，问小姑：“听见了没有？”小姑无奈地点点头。
卖菜人立刻起身告辞。爸爸直把他送到大门口外。我在背后看到，那人挑起放在门外的一担菜箕，菜箕的一头有两捆素菜，另一头放着一个瓦盆，瓦盆中有十几个油炸狮子头。爸爸一直把他目送到人影消失。
爸爸回来后，一脸苦色，半天不语。其时，小姑正站在堂屋的一角，拿着手绢哭泣抽噎。妈妈说：“不要哭了，哭也无济于事，赶快想个办法才是。”这时爸爸才告诉小姑，两天前刚刚给她在上海的三叔去信，要他设法派人来接她去上海。这时，小姑哭得更厉害了，大声抽泣地说：“我不能连累你们全家受害。”
经过一天痛苦无奈的挣扎和斟酌，第二天爸爸又重新给上海的三叔（我叫他三爷）去信，说明原由，告诉他韩玉英只能继续呆在我们这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明显，国民党政权看样子是大势已去了。一天，那个不速之客的卖菜人又跨进我们的家门。爸爸主动迎上前去，并伸手和他握手。爸爸把他引进客厅就座，递烟沏茶。客人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是受杨队长派遣，来见韩玉英一面。”这时，小姑正好不在家，到南门外的二伯家去了。爸爸叫我立刻去二伯家把小姑叫回来。其时，我正光脚在院子里玩。我知道事关重大，鞋子也没来得及穿，拔腿就跑出门去。当时，县城大街还是鹅卵石铺垫的，我高一脚低一脚、连踢带绊、跌跌撞撞跑到二伯家，把小姑叫回家。小姑一到家，那位客人就动身离开了。
客人一走，妈妈忙着打水让我洗脚。这时才发现我的左脚上全是血，仔细一看，我的左脚大拇指的指甲盖几呼全裂开了。妈妈心痛不已，一定要搀着我，一瘸一拐去邻近的诊所。包扎后多日不能穿鞋，而且留下了终生痕迹。
1948年临近年终时期，长江以北、苏皖一带的大小城市都岌岌可危了，或是处于共军攻势的前哨，或是处于共军的包围之中。一天，我们家突然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过，他很有礼帽地称呼我的父母为韩先生、韩太太。他说明是受均衡（即小姑的三叔）先生之重托，专程从上海来这里接玉英小姐，并带来韩均衡的亲笔信。
爸爸展开书信，仔细阅读。信的大意是：国民政府正在准备撤退，以长江天险为屏障，据守江南。如果长江守不住就撤到台湾。现每天有轮船去台湾，他计划把玉英接到上海后一道去台湾。
这会，刚刚有了一点安定气氛、静待江山易主的时刻，一下子又被搅得风浪骤起。爸爸、妈妈面临一场生死的决策，小姑面临一生前途的决策。
爸爸把小姑叫到面前，介绍从上海来的张先生，详细讲述了三叔的信，之后说：“玉英，你还是跟张先生一道去上海吧。我和你嫂子可以带着孩子去皖西或是赣南谋生，那里我还有些人脉。”
小姑泪如雨下，抽噎着坚定地说：“不，我不能把灾难留给你们。万一你们一家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父亲交待，我也没法活下去。”
这时张先生插话：“韩先生，你们不能也一道去台湾吗？”
爸爸遥遥头，没有说什么。妈妈说了句：“异土他乡，生活艰难”。大家的谈话沉寂了很久，很久，很久。
第二天，爸爸妈妈送走了张先生。就这样，风波一晨被激起，一夜又落平。一个18岁的少女只能无奈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历史也给我留下了一个一生不解的疑问：爸爸当时为什么拒绝去台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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