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一有机会就说谎的
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小平两首诗,一首题为《善意的劝告:真话应少说》:“既生在中国,真话应少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第二首为《理直气壮说假话》:“志新因言割喉管,罗克因语脑开花。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读罢,感觉冷气直冲脑后,然后又灌入胸腔,心中凉意无限。对于这么两首诗歌,我觉得是难得的真话。李研究员有这样的勇气说这样的真话,让人顿生敬意。但诗中所言之实情确实让人无奈而伤心。说假话,由来已久,恐怕不是当下国人的专利;而理直气壮说地说假话,当下国人也未必如古人技艺高超,芸芸众生在中国恐怕都有真话难说的感触。
看今日之中国,官员至一介平民,机关至企业,报章至网络,何处不是充溢着假话、空话、套话、甚至是屁话和鬼话。一边是高谈阔论反腐败,一边是读罢稿子就腐败;一边是天下和谐一片,一边是民生多哀怨;一边是说着您老千般好,一边是万把尖刀把你挑。套用一句名言,那就是中国人是一有机会就说谎的。难道中国人是不会说真话的?答案是否定的。说真话的成本很高,正如诗中所言“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志新因言割喉管,罗克因语脑开花。”一是说真话关乎吃饭的碗,二是说真话可能招致杀身大祸。如此事例可谓比比皆是,说假话者官场节节攀升,说真话者原地踏步,说得厉害还有牢狱之灾,那个告倒巨贪程维高的郭光允几乎丢了性命,到现在肉体与心灵还有大量说真话带来后果的残留。于是,中国人不敢说真话了。因为不说话不容易做到,不说真话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盛唐时期,名臣魏征和明君李世民的故事传为佳话。李世民广开言路,听得进去真言,唐朝得以繁荣昌盛一时。文革时期,浮夸盛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说假话,创造一个泱泱人间地狱,冤魂嗟叹。这历史兴衰之表现,人人都能理解与体味,那么缘何假话之风仍得以盛行呢?
一为人性之弱点,许多现象大都能在人性的弱点里找到答案。忠言是逆耳的,人们不喜欢逆耳的声音,喜欢被赞美,被吹捧,不管是不是真实的。这种弱点在组织中广泛存在,无论政府、商业机构和非盈利机构,都是如此。
二是文化的浸染。许多现象都受制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既定的文化形态,中国的官场文化渗透于所有的社会领域,从某种角度讲中国的文化就是官场文化。而与官相关的文化,中国可谓博大精深,非一般人可以驾驭的,但人人都能得之一二,为之。要命的是官场文化是一个假话盛行的大染缸。
三是制度的缺失与执行的不力。中国的制度似乎已经门类齐全了,但是就是缺乏执行的制度,有许多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制度的起草、制定、执行、反馈还在进一步完善中。而在这种制度里选拔的公务员队伍必将受到影响,执行就更加不力了,无怪乎民间有“外嘴和尚”的论断。
四为教育的诡异功能。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培养说假话的人、说假话的性格、说假话的行为,那可是非常有效。作文里说假话,政治课上说假话,你本来信仰什么主义,但是一旦与教育有冲突,必须改之,否则你将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学生说假话、老师说假话,有这样一条制造说假话者的生产线,中国人一有机会说假话的事实就不难以理解了。
以上是小生的一点判断,恐怕有些是伪论,但是是真话,因为我不面临说真话的压力。我们怎么从这种情形中摆脱出来呢。那可不是从我做起,从娃娃抓起,如果这样那可是很危险的。需要从上而下,高高在上,权高位重,说真话没有太大风险(排除政治斗争因素),越是说真话越是能得到百姓爱戴,员工的称赞。高官可从我做起,然后学者文人会跟之,文化得以进化,社会风气得以进步。另外,还期待自由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如此,兴许有望能除去今日“中国人是一有机会就说假话” 的帽子。(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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