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对徐小平手术有所了解的心外科医生说，“如果她当时真是一个濒死的病人，手术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术后也不可能存活这么久。”中国政法大学卓小勤在分析了徐的病史、病例资料后指出:“这很可能就是一场试验。”
“这不是一份合格的协议书，太简单，太模糊。”一位著名的医学伦理研究者看过这份协议书后说，“这么高风险的手术，要签很复杂的手术协议，按照国际规则，起码要签下13页之多的知情同意书。”
同一台手术，两篇论文却有诸多差异，最大的是对术前检查的描述，陈文写的是“房间隔缺损4.0厘米”，而刘文则写“房间隔缺损2.3毫米”。一位胸心外科的老医生告诉记者，“房间隔缺损2.3毫米”不是严重的病症
一位医生在认真阅读过两篇论文后做出推断，“那只能是陈锁成先为徐小平做了一遍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然后由刘中民再重新拆开将刚刚放进去替换成功的异体心肺取出，按照他自己论文中的程序，在徐小平身上重新做了一遍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本报前日刊发了《上海下岗女工免费换心肺死亡悬疑》的报道，2003年9月，文中主角陈凤英在进入她死亡的那间手术室前见了一个人，给了她莫大的信心。这个人就是徐小平，一名江苏农妇，她在陈凤英之前两个月于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做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也是免费的，两人同样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而手术参与者中的也有东方医院的负责人刘中民，不同的是陈凤英死在了手术台上，而徐小平存活至今。
徐小平换了心肺活了下来，据称是中国这项手术存活时间最长的人，但她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如今一家人住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处出租屋里，接受东方医院的供养。据徐说，条件是医院需要她做宣传时，她必须出场。对于徐的手术，上海和镇江的两家医院表述不同，争称是手术的实施方，而双方的两名医生争称自己为手术的主刀者，分别发表论文，论文的差异巨大。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处出租房里，居住着一个特殊的家庭，一家5口人来自江苏北部乡下，一个需要费力踩过1公里多长的泥泞路才能到达的村庄。女主人叫徐小平，男主人李洪往，3个女儿。他们不用做工，其实女主人根本没有了劳动的能力，男主人识字之少近乎文盲，在大上海难有挣钱养家之处。
“我们全家靠东方医院给钱生活，”女主人说，“还有我要吃的药物，发病时的治疗，都要靠医院提供。”徐小平考量眼下全家人的处境:离开东方医院这棵“大树”，5口人在大上海无立锥之地。
东方医院在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北侧，全称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二级甲等，院长刘中民。
徐小平说，正是刘中民做主为这户苏北农民家庭提供了生活来源。但徐家的一日三餐并不是免费得来的。“医院需要我做宣传时，我必须出场。”她多次参加了东方医院的宣传活动，向媒体、公众说自己是在东方医院做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仍然健康活着，“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到医院做同样的手术”。
徐小平的手术已经完成3年，据称是中国这项手术存活时间最长的人。“她之所以能存活时间那么长，和她的身体素质较好有关。”
一位对徐小平手术有所了解、不愿透露姓名的心外科医生说，“如果她当时真是一个濒死的病人，手术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术后也不可能存活这么久。”
从事中国卫生法学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卓小勤在分析了徐的病史、病例资料后指出:“这很可能就是一场试验。”
记者曾多次联络东方医院，就徐的手术求证。“范主任(中德心脏中心副主任)出国了，刘院长也不在，其他人不了解情况。”东方医院办公室这样答复。而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陈锁成对记者说:“不方便说什么。”
遍地开花的心脏中心
东方医院和镇江第一人民医院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设立了中德心脏中心
全世界第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在1968年完成，但其至今仍然是一项高风险、低存活率、昂贵的手术。在中国，迄今有报道的仅10多例，而存活超过100天的微乎其微。除非很有钱，才会有人花数十万元、上百万元换取有限的生命。”一位在自称欧洲最好的心脏中心学习过的中国医生说，“我曾经准备了4个病人，向德国心脏中心的翁渝国医生寻求帮助，希望能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或者由他操刀。”但是，据这位中国医生透露，翁渝国拒绝了他的求助，并告诉他:“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项不成熟的技术，不要做。”
迄今为止，中国尚无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是病人全自费完成的，都是由医院部分出资的。“太昂贵了，别说心肺联合移植，就说心脏移植也是病人承受不起的。”哈尔滨一家和德国心脏中心有合作的医院的心外科主任说，他曾经在数年前做了一例心脏移植手术，虽然成功了，但为了能保证病人生命得以延续，医院已经支出了数百万元，耗费的资金仅仅是为了“术后存活期”。
徐小平的长期存活是一个很好的“广告”。2003年7月底，陈凤英(见本报前日A13版相关报道)在得知徐小平的情况后，痛下决心在东方医院住院治疗并接受医院免费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只不过，陈凤英在手术未结束时即死去。
徐小平的手术是谁完成的？在她给东方医院的宣传中称是在东方医院做的手术，这同样出现在东方医院的网站上和院长刘中民等人的医学论文中。可是，在徐小平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她却说，手术是在江苏省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的，而非东方医院，手术参与者有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的陈锁成医生、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和翁渝国。并且，陈凤英手术也是在镇江做的。难道论文“学术造假”？
两家医院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设立了中德心脏中心，都是与德国心脏中心合作的，翁是这个中心的副院长。两家医院因一个人而连接在一起，此人就是翁渝国。在记者对徐小平等几项手术的采访中发现，有证据表明德籍华裔医生翁渝国参与了这些手术。而且，上海、北京、西安、昆明、哈尔滨、镇江、徐州、长春、厦门等城市的医院都有与德国心脏中心合作的中德心脏中心。
“这些医院都和翁或者德国心脏中心有关系。”哈尔滨的那位心外科主任说，他曾经在德国跟随翁渝国学习半年，“他应该是全世界做这类手术最多的医生。”在那个心脏中心，每年都有来自中国的数十名心脏医生在那里学习。
在这位医生的印象里，翁是个不错的老师。“他对中国医生很好，对祖国医学应该说是做出卓越贡献的。”因师生关系，哈尔滨得以建立了中德心脏中心，“翁来讲过课，如果我们有疑问，会向他发邮件请教，在国内，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技术。”在中心成立之前，翁到过哈尔滨，做过一次心脏移植。
“双方合作期间，德国心脏中心翁渝国教授或其他专家每年来陕进行专业技术交流，开展新技术项目(人工心脏、心脏移植、心脏搭桥术等)，举办学术讲座、技术培训等活动，本医院选派医师到德国心脏中心进行短期研修。”这是中国西部一个医院在和德方合作时发布消息时提到的。“我们只有技术上的合作，不分享利益。”哈尔滨的那位医生说，“我们这些中心原则上是要经过批准的，但是……”他没有说出后半句。
卖猪肉的农妇
由于惧怕病情，再加上可以免去巨额手术费，徐小平夫妇决定做这个手术
徐小平多次作为医疗技术的成功典范去做宣传，但她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她说:“我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干，就像残废一样。”想起这个手术，她觉得有种受骗的感觉，“如果当初知道是这样的情况，我肯定不会做这个手术。”
徐小平，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乡下的一个农村妇女，今年35岁，上个世纪90年代末她和丈夫李洪往一起到镇江投奔好友大杨打工，此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镇江，大杨说，他们做工五六年，开始卖过烧饼，后来又转做猪肉生意。生活在2003年4月突然发生了变化。
猪肉生意是夫妻俩一起经营的，丈夫杀猪，徐小平卖肉，她说，“我做的工作是和老公一起把猪抬起来(放在案板上)，然后切肉卖。”“她每天骑自行车能拉100公斤的肉出来卖。”大杨说。2003年4月，徐小平抬肉的时候觉得有些吃力了，“会喘，做重事就喘”，于是她去医院看病，首先去的是镇江市江滨医院。“医生说我是先天性心脏病，要2万块钱治好。”邻居们都不相信这个结果，“我说我有病，人家都不信，我的嘴也不发乌”。
徐小平说，由于拿不出这两万块钱，又想再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病，她又去了康复医院，也就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这里，该院胸心外科主任陈锁成医生说了让她更吃惊的检查结果，“他说我心脏病到晚期了，要换心肺，不换不行”。
在一份李洪往和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签下的协议书中这样描述徐小平的病情:“因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重度肺动脉高压，爱森曼格氏综合症，心功能Ⅳ级，该病人已无法进行常规房间隔修补手术，为中末期心脏病患者，目前进行心肺联合移植术士治疗该病的唯一有效方法。”
“陈主任又说有15万元钱就看好了，而且不用我们付钱，他拿钱给我看”，徐小平说。至于手术的效果，徐小平记忆中陈锁成是这么说的:“他说做过手术3个月就可以出院，又说在我以前他开好了15个了，给我治好后，还可以给我在医院里找一份工作。”
对病情十分惧怕，在陈锁成给出的条件下，徐小平和丈夫决定做这个手术。“给医院交了6000块钱，陈主任要我们交1万元，但我们拿不出来。”手术前，她在医院躺了3个月，“身体感觉也不痛，也不喘，在医院没什么事就睡觉”。这时的她感觉并不是一个重病的、快要死掉的人。
2003年7月24日，徐小平的手术在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实施。“当时给我做手术的有翁渝国教授、刘中民院长和陈锁成。”翁渝国和东方医院院长兼该院中德心脏中心主任刘中民合作做手术的消息，此前媒体曾报道过很多.
鼓舞人心的样本
手术后不久，两个护士架着徐小平去见做同样手术的陈凤英，给了陈信心
在徐小平手术之前，丈夫李洪往与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签下了一份协议，并且到镇江市京口区公证处做了公证。协议书中除了病情，还写了手术的风险，“自愿接受手术治疗；术后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表示能够接受，包括死亡在内，并不以任何理由与甲方(医院)及医护人员纠缠；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在镇江及江苏省为首例，考虑患者家庭实际困难以及本手术的创新性，手术成功与否，乙方仅交纳陆仟元医疗费用。”
“这不是一份合格的协议书，太简单，太模糊。”一位著名的医学伦理研究者看过这份协议书后说，“这么高风险的手术，要签很复杂的手术协议，按照国际规则，起码要签下13页之多的知情同意书。”在手术之前，医院应该成立伦理委员会，对这项手术进行讨论，记者在多方查找徐小平的手术资料后，没有发现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意见。
手术后不久，徐小平见到了另一个正准备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病人，“大概是手术后两个月，镇江医院两个护士架着我去看她，她将要进手术室了”。这个时候，给她做手术的刘中民去病房里看过她，“还问了问护士我的恢复情况”。后来她才知道刘中民是过来为这位病人做手术的，这个人就是陈凤英，她的出现给了陈信心。
陈凤英死在手术台上后不久，徐小平第一次到了上海。“我手术三个多月后，陈锁成说把我带到上海去转转，就到了浦东新区东方医院13楼。”她说，这一次在上海待了半个月，还去了东方明珠，有很多记者采访，“东方医院给了我1000块钱，听说给镇江医院的更多”。
在东方医院门诊一楼大厅的指示牌上显示，13楼正是中德心脏中心。几天后，上海多家媒体报道了东方医院成功进行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消息。
在徐小平手术后一周年那天，李洪往曾跟医院签下另外一份协议，那其实是一张镇江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许文林自己书写并签字的字条。记者看到了这份写于2004年7月24日的条子的复印件，上面除许文林的签名外，还加盖了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公章。“医院出面联系新闻媒体，帮助捐款，必要时医院帮助解决部分经费；医院帮助徐小平开一小店，做生意；医院给徐小平住房2间。”
陈锁成在这张字条上也落下了签名，除以上条件外，还“临时补贴徐小平2000元生活费，三个小孩转学到镇江上学”。徐小平说，医院答应除此之外还给10万元钱，但在字条上没有提及。
手术一周年医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徐小平拒绝出席。“陈锁成许诺说给我开小店，可是一直没开，我找了他很多次都不行，我就不相信他了。”她说，那些条件都是陈之前口头答应下来的，“那天，新闻记者、市长都来了，我不想上去给他开新闻发布会，陈锁成就跟我老公说，‘你是不是不要你老婆的命了？’”后来院长许文林就来了，写下了那个条子。
与镇江方面决裂
徐小平和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的裂痕因为一些没有兑现的承诺出现了
后来，徐小平的小店还是没开，但医院把她每月的生活费从400元调到900元，而且为她的三个女儿找好了学校。直到2005年春节之后，“我们跟医院闹翻了。”事情的起因是“学校把我女儿的学停了”。2006年夏天，事情过去一年多之后，徐小平在东方医院内谈及这件事时，依然觉得很难过。
“刘中民经常给徐小平打电话，让她到上海去。”徐小平夫妇的老乡大杨说:“去年初，徐小平就到了上海，从那以后，镇江医院就闹着要跟东方医院打官司。手术是在镇江做的，钱是由镇江出的，成果却被上海占了。”大杨是李、徐一家在镇江的依靠，他为徐小平的事情跑前跑后，多次接触到了镇江医院的领导和医生。这一切，在大杨看起来，徐小平对医院来说是“活广告”。
大杨回忆，一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徐小平跟镇江第一人民医院闹得很厉害，关系越来越僵，有一次，徐把水浇到了医院的电脑上，还打了陈锁成耳光。
徐小平也证实了这一点。“闹了一个多月后，我老拉肚子，喝水都拉，一天有时候18次，20次，小便没有，都是像水一样的大便，人走路都已经不稳了。”徐小平说，她拉肚子的毛病一个多月都没治好，“我就跑到东方医院了。那时候我想不能在那里待下去了，老治不好不行啊，死也要跑出来”。
去年2月，大杨和李洪往专程到过上海浦东，见到了刘中民。“他说让徐小平到上海去，要啥条件都给，包括三个孩子上学，只要徐小平活着，东方医院负担，如果她死了，那什么都没有了。”后来，大杨、李洪往和刘中民谈妥，把徐最小的孩子养到18岁。大杨还专门找律师写了一份东西，让刘中民签字，在刘签字前，徐小平就只身一人到了上海。
徐说自己是打车到的上海，“花了800块钱，车钱也是东方医院给的”，在纪念手术一周年的时候，东方医院也给了她2000块钱。她是自己一个人离开镇江的，直到在东方医院安顿下来，丈夫还不知道。
在2003年7月24日为徐小平做手术前，刘中民曾给过他一张名片，“他说有什么困难镇江解决不了的，可以到东方医院找他。我打电话过去，他真的在”。
对于徐小平的离开，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的一位负责人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曾经提到:“每次做一些学术方面的研究(需要她配合)，她就提条件。条件越来越高，要求不能满足，后来她自己跑到东方医院去了。”
徐小平说自己在东方医院吊了几天针，病情好转。她回到镇江的时候，“许文林又把我们女儿的学费交上了”。但在镇江，她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后来还是去了东方医院。
投靠东方医院
院长刘中民还带着她坐了一次磁悬浮列车，上海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记者曾先后两次前往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乡下徐小平的老家。在那个贫困的村庄里，有一处即将倒塌的土房，里面住着徐的婆婆，孤苦的老人已经1年多没有见过儿子一家。“徐小平是我儿媳妇，21岁和我孩子结婚，生了三个孩子。”62岁的徐凤英说，“从2005年初，他们一家就再没回来过，原来三个孩子在村学校上学，突然有一天被人接走了。”
一位邻居说，徐小平手术后，医院的人来过，带着摄像机拍了很久。徐凤英当时曾问过医院的人，徐小平的下半生怎么办，可没有人回答她。“徐小平的身体挺好的，什么重活都能干，生孩子时没有这个病，孩子们也没有得这个病啊。”村邻们说，徐小平感冒都很少患。
李洪往40来岁了，不认识字，就连自己的名字也写得不很好看，徐凤英一年多从未收到过儿子的消息，一家5口人好像人间蒸发了。
徐凤英弄不清楚曾到她家造访的医院的人，究竟是镇江的还是上海的。
得到允诺的“丰厚条件”后，徐小平和家人在手术两周年前一起到了上海，“没有再回去过”。到上海不久，东方医院为她举行了“换心肺后的两周岁生日”，另外两位做过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病人也参加了这一生日会，院长刘中民还带着她们坐了一次磁悬浮列车。上海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徐小平一家的出走上海，使得大杨让刘中民签的协议从此没了下文。徐小平说，东方医院在上海浦东的一个镇上给她们租了一个房子，把她的三个女儿安排进了镇上的小学，每个月给她提供药品和2000元生活费。这笔钱，东方医院给得很准时。“不超过一个月，范主任(范慧敏，该院心外科副主任)就会给我们钱，有时候是我老公拿，有时候是女儿，我在住院的话就直接给我”。
可是，徐小平觉得上海的消费太高了，“我们每个月吃的最起码2000块钱，我天天都要吃好的，牛奶、水果什么的，还有水电费，这2000块加上我老公在橡胶厂打工的500块，省一点就刚好够用。”
徐小平觉得现在住的地方环境不太好，“烧饭只能在一个房间里，我又不能接触油烟，被呛了容易感染，我现在就像一个残废一样，什么都不能做，现在话也不能多说，说多了就喘，说发热就发热。”
2006年4月末，徐小平肺部感染又住进了东方医院，这几年，住院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在医院里，她拿到了这个月的2000元钱，现在她最不放心的是她的女儿。“上个学期医院给了孩子在学校的午餐费，三个小孩180块一个月，这个学期就不肯给了。”
谁在学术造假？
陈锁成和刘中民分别以徐小平的手术为内容发表了有显著差别的论文
供职两家医院，陈锁成和刘中民分别作为第一作者以徐小平的手术为内容写了论文，先后发表在2004年3月的《江苏医药》和2004年4月的《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同一台手术，两篇论文却有诸多差异，最大的是对术前检查的描述，陈文写的是“房间隔缺损4.0厘米”，而刘文则写“房间隔缺损2.3毫米”。一位胸心外科的老医生告诉记者，“房间隔缺损2.3毫米”不是严重的病症，“9毫米之内都没有什么症状，不可能引起爱森曼格，开刀都不用开。”即便是笔误，“2.3厘米的房缺按常规也不会在33岁的年龄引起爱森曼格”。
这位老医生认为还有一些疑点，“她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手术时候6岁，从先天性心脏病的话一般不会在6年内就变为爱森曼格；而且她住院前还在卖猪肉呢，爱森曼格氏综合征的病人走几步路嘴唇都会发紫，会喘的。那么就应该怀疑，这个病人到底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当然，这些都是按常规推断的，要做出判断还是要看病历或者是病人换下来的心肺标本。”徐小平说，“病历都在医院里，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我”。
同一台手术，两篇论文术前情况、术中情况、术后结果都差别巨大？一位医生在认真阅读过两篇论文后做出推断，“那只能是陈锁成先为徐小平做了一遍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然后由刘中民再重新拆开将刚刚放进去替换成功的异体心肺取出，按照他自己论文中的程序，在徐小平身上重新做了一遍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对于徐小平就医的过程，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江苏省和镇江市的媒体在手术后的报道:“年仅33岁的淮安女子徐小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近三年来症状突然加重，曾在多家大医院保守治疗，效果不明显，三个多月前，她与家人商定决心接受手术治疗，于是从其它医院转入我省重点专科——市医院胸心外科”；在东方医院的网站上，则有一篇徐小平手术两周年时的文章，“30岁的徐小平从江苏镇江寻医到上海，刘中民院长在对她进行了详细的各项检查后，果断地为她实施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这一说法也见于手术两周年时上海媒体的报道中。
东方医院和刘中民自称徐小平的手术是在上海完成的，此类说法同样见于中国卫生界的权威报纸《健康报》。2003年7月28日《镇江日报》的报道却称徐小平的手术是“由我省胸外科专家陈锁成主刀，20余名医、护、麻醉人员同台手术，经9小时20分完成整个手术”。
“二者必定存在一个是学术造假，一个病人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在两家医院接受同样的手术呢？”卫生部首席法律顾问、著名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说，“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看，徐小平的手术是在镇江医院进行的，主刀的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即那个徐小平见过的德籍医生翁渝国，而非刘中民和陈锁成”。
“这不是一份合格的协议书，太简单，太模糊。”一位著名的医学伦理研究者看过这份协议书后说，“这么高风险的手术，要签很复杂的手术协议，按照国际规则，起码要签下13页之多的知情同意书。”
同一台手术，两篇论文却有诸多差异，最大的是对术前检查的描述，陈文写的是“房间隔缺损4.0厘米”，而刘文则写“房间隔缺损2.3毫米”。一位胸心外科的老医生告诉记者，“房间隔缺损2.3毫米”不是严重的病症
一位医生在认真阅读过两篇论文后做出推断，“那只能是陈锁成先为徐小平做了一遍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然后由刘中民再重新拆开将刚刚放进去替换成功的异体心肺取出，按照他自己论文中的程序，在徐小平身上重新做了一遍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本报前日刊发了《上海下岗女工免费换心肺死亡悬疑》的报道，2003年9月，文中主角陈凤英在进入她死亡的那间手术室前见了一个人，给了她莫大的信心。这个人就是徐小平，一名江苏农妇，她在陈凤英之前两个月于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做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也是免费的，两人同样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而手术参与者中的也有东方医院的负责人刘中民，不同的是陈凤英死在了手术台上，而徐小平存活至今。
徐小平换了心肺活了下来，据称是中国这项手术存活时间最长的人，但她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如今一家人住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处出租屋里，接受东方医院的供养。据徐说，条件是医院需要她做宣传时，她必须出场。对于徐的手术，上海和镇江的两家医院表述不同，争称是手术的实施方，而双方的两名医生争称自己为手术的主刀者，分别发表论文，论文的差异巨大。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处出租房里，居住着一个特殊的家庭，一家5口人来自江苏北部乡下，一个需要费力踩过1公里多长的泥泞路才能到达的村庄。女主人叫徐小平，男主人李洪往，3个女儿。他们不用做工，其实女主人根本没有了劳动的能力，男主人识字之少近乎文盲，在大上海难有挣钱养家之处。
“我们全家靠东方医院给钱生活，”女主人说，“还有我要吃的药物，发病时的治疗，都要靠医院提供。”徐小平考量眼下全家人的处境:离开东方医院这棵“大树”，5口人在大上海无立锥之地。
东方医院在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北侧，全称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二级甲等，院长刘中民。
徐小平说，正是刘中民做主为这户苏北农民家庭提供了生活来源。但徐家的一日三餐并不是免费得来的。“医院需要我做宣传时，我必须出场。”她多次参加了东方医院的宣传活动，向媒体、公众说自己是在东方医院做了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仍然健康活着，“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到医院做同样的手术”。
徐小平的手术已经完成3年，据称是中国这项手术存活时间最长的人。“她之所以能存活时间那么长，和她的身体素质较好有关。”
一位对徐小平手术有所了解、不愿透露姓名的心外科医生说，“如果她当时真是一个濒死的病人，手术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术后也不可能存活这么久。”
从事中国卫生法学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卓小勤在分析了徐的病史、病例资料后指出:“这很可能就是一场试验。”
记者曾多次联络东方医院，就徐的手术求证。“范主任(中德心脏中心副主任)出国了，刘院长也不在，其他人不了解情况。”东方医院办公室这样答复。而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陈锁成对记者说:“不方便说什么。”
遍地开花的心脏中心
东方医院和镇江第一人民医院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设立了中德心脏中心
全世界第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在1968年完成，但其至今仍然是一项高风险、低存活率、昂贵的手术。在中国，迄今有报道的仅10多例，而存活超过100天的微乎其微。除非很有钱，才会有人花数十万元、上百万元换取有限的生命。”一位在自称欧洲最好的心脏中心学习过的中国医生说，“我曾经准备了4个病人，向德国心脏中心的翁渝国医生寻求帮助，希望能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或者由他操刀。”但是，据这位中国医生透露，翁渝国拒绝了他的求助，并告诉他:“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项不成熟的技术，不要做。”
迄今为止，中国尚无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是病人全自费完成的，都是由医院部分出资的。“太昂贵了，别说心肺联合移植，就说心脏移植也是病人承受不起的。”哈尔滨一家和德国心脏中心有合作的医院的心外科主任说，他曾经在数年前做了一例心脏移植手术，虽然成功了，但为了能保证病人生命得以延续，医院已经支出了数百万元，耗费的资金仅仅是为了“术后存活期”。
徐小平的长期存活是一个很好的“广告”。2003年7月底，陈凤英(见本报前日A13版相关报道)在得知徐小平的情况后，痛下决心在东方医院住院治疗并接受医院免费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只不过，陈凤英在手术未结束时即死去。
徐小平的手术是谁完成的？在她给东方医院的宣传中称是在东方医院做的手术，这同样出现在东方医院的网站上和院长刘中民等人的医学论文中。可是，在徐小平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她却说，手术是在江苏省镇江第一人民医院进行的，而非东方医院，手术参与者有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的陈锁成医生、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和翁渝国。并且，陈凤英手术也是在镇江做的。难道论文“学术造假”？
两家医院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设立了中德心脏中心，都是与德国心脏中心合作的，翁是这个中心的副院长。两家医院因一个人而连接在一起，此人就是翁渝国。在记者对徐小平等几项手术的采访中发现，有证据表明德籍华裔医生翁渝国参与了这些手术。而且，上海、北京、西安、昆明、哈尔滨、镇江、徐州、长春、厦门等城市的医院都有与德国心脏中心合作的中德心脏中心。
“这些医院都和翁或者德国心脏中心有关系。”哈尔滨的那位心外科主任说，他曾经在德国跟随翁渝国学习半年，“他应该是全世界做这类手术最多的医生。”在那个心脏中心，每年都有来自中国的数十名心脏医生在那里学习。
在这位医生的印象里，翁是个不错的老师。“他对中国医生很好，对祖国医学应该说是做出卓越贡献的。”因师生关系，哈尔滨得以建立了中德心脏中心，“翁来讲过课，如果我们有疑问，会向他发邮件请教，在国内，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技术。”在中心成立之前，翁到过哈尔滨，做过一次心脏移植。
“双方合作期间，德国心脏中心翁渝国教授或其他专家每年来陕进行专业技术交流，开展新技术项目(人工心脏、心脏移植、心脏搭桥术等)，举办学术讲座、技术培训等活动，本医院选派医师到德国心脏中心进行短期研修。”这是中国西部一个医院在和德方合作时发布消息时提到的。“我们只有技术上的合作，不分享利益。”哈尔滨的那位医生说，“我们这些中心原则上是要经过批准的，但是……”他没有说出后半句。
卖猪肉的农妇
由于惧怕病情，再加上可以免去巨额手术费，徐小平夫妇决定做这个手术
徐小平多次作为医疗技术的成功典范去做宣传，但她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她说:“我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干，就像残废一样。”想起这个手术，她觉得有种受骗的感觉，“如果当初知道是这样的情况，我肯定不会做这个手术。”
徐小平，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乡下的一个农村妇女，今年35岁，上个世纪90年代末她和丈夫李洪往一起到镇江投奔好友大杨打工，此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镇江，大杨说，他们做工五六年，开始卖过烧饼，后来又转做猪肉生意。生活在2003年4月突然发生了变化。
猪肉生意是夫妻俩一起经营的，丈夫杀猪，徐小平卖肉，她说，“我做的工作是和老公一起把猪抬起来(放在案板上)，然后切肉卖。”“她每天骑自行车能拉100公斤的肉出来卖。”大杨说。2003年4月，徐小平抬肉的时候觉得有些吃力了，“会喘，做重事就喘”，于是她去医院看病，首先去的是镇江市江滨医院。“医生说我是先天性心脏病，要2万块钱治好。”邻居们都不相信这个结果，“我说我有病，人家都不信，我的嘴也不发乌”。
徐小平说，由于拿不出这两万块钱，又想再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病，她又去了康复医院，也就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这里，该院胸心外科主任陈锁成医生说了让她更吃惊的检查结果，“他说我心脏病到晚期了，要换心肺，不换不行”。
在一份李洪往和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签下的协议书中这样描述徐小平的病情:“因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重度肺动脉高压，爱森曼格氏综合症，心功能Ⅳ级，该病人已无法进行常规房间隔修补手术，为中末期心脏病患者，目前进行心肺联合移植术士治疗该病的唯一有效方法。”
“陈主任又说有15万元钱就看好了，而且不用我们付钱，他拿钱给我看”，徐小平说。至于手术的效果，徐小平记忆中陈锁成是这么说的:“他说做过手术3个月就可以出院，又说在我以前他开好了15个了，给我治好后，还可以给我在医院里找一份工作。”
对病情十分惧怕，在陈锁成给出的条件下，徐小平和丈夫决定做这个手术。“给医院交了6000块钱，陈主任要我们交1万元，但我们拿不出来。”手术前，她在医院躺了3个月，“身体感觉也不痛，也不喘，在医院没什么事就睡觉”。这时的她感觉并不是一个重病的、快要死掉的人。
2003年7月24日，徐小平的手术在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实施。“当时给我做手术的有翁渝国教授、刘中民院长和陈锁成。”翁渝国和东方医院院长兼该院中德心脏中心主任刘中民合作做手术的消息，此前媒体曾报道过很多.
鼓舞人心的样本
手术后不久，两个护士架着徐小平去见做同样手术的陈凤英，给了陈信心
在徐小平手术之前，丈夫李洪往与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签下了一份协议，并且到镇江市京口区公证处做了公证。协议书中除了病情，还写了手术的风险，“自愿接受手术治疗；术后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表示能够接受，包括死亡在内，并不以任何理由与甲方(医院)及医护人员纠缠；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在镇江及江苏省为首例，考虑患者家庭实际困难以及本手术的创新性，手术成功与否，乙方仅交纳陆仟元医疗费用。”
“这不是一份合格的协议书，太简单，太模糊。”一位著名的医学伦理研究者看过这份协议书后说，“这么高风险的手术，要签很复杂的手术协议，按照国际规则，起码要签下13页之多的知情同意书。”在手术之前，医院应该成立伦理委员会，对这项手术进行讨论，记者在多方查找徐小平的手术资料后，没有发现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意见。
手术后不久，徐小平见到了另一个正准备做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病人，“大概是手术后两个月，镇江医院两个护士架着我去看她，她将要进手术室了”。这个时候，给她做手术的刘中民去病房里看过她，“还问了问护士我的恢复情况”。后来她才知道刘中民是过来为这位病人做手术的，这个人就是陈凤英，她的出现给了陈信心。
陈凤英死在手术台上后不久，徐小平第一次到了上海。“我手术三个多月后，陈锁成说把我带到上海去转转，就到了浦东新区东方医院13楼。”她说，这一次在上海待了半个月，还去了东方明珠，有很多记者采访，“东方医院给了我1000块钱，听说给镇江医院的更多”。
在东方医院门诊一楼大厅的指示牌上显示，13楼正是中德心脏中心。几天后，上海多家媒体报道了东方医院成功进行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消息。
在徐小平手术后一周年那天，李洪往曾跟医院签下另外一份协议，那其实是一张镇江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许文林自己书写并签字的字条。记者看到了这份写于2004年7月24日的条子的复印件，上面除许文林的签名外，还加盖了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公章。“医院出面联系新闻媒体，帮助捐款，必要时医院帮助解决部分经费；医院帮助徐小平开一小店，做生意；医院给徐小平住房2间。”
陈锁成在这张字条上也落下了签名，除以上条件外，还“临时补贴徐小平2000元生活费，三个小孩转学到镇江上学”。徐小平说，医院答应除此之外还给10万元钱，但在字条上没有提及。
手术一周年医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徐小平拒绝出席。“陈锁成许诺说给我开小店，可是一直没开，我找了他很多次都不行，我就不相信他了。”她说，那些条件都是陈之前口头答应下来的，“那天，新闻记者、市长都来了，我不想上去给他开新闻发布会，陈锁成就跟我老公说，‘你是不是不要你老婆的命了？’”后来院长许文林就来了，写下了那个条子。
与镇江方面决裂
徐小平和镇江第一人民医院的裂痕因为一些没有兑现的承诺出现了
后来，徐小平的小店还是没开，但医院把她每月的生活费从400元调到900元，而且为她的三个女儿找好了学校。直到2005年春节之后，“我们跟医院闹翻了。”事情的起因是“学校把我女儿的学停了”。2006年夏天，事情过去一年多之后，徐小平在东方医院内谈及这件事时，依然觉得很难过。
“刘中民经常给徐小平打电话，让她到上海去。”徐小平夫妇的老乡大杨说:“去年初，徐小平就到了上海，从那以后，镇江医院就闹着要跟东方医院打官司。手术是在镇江做的，钱是由镇江出的，成果却被上海占了。”大杨是李、徐一家在镇江的依靠，他为徐小平的事情跑前跑后，多次接触到了镇江医院的领导和医生。这一切，在大杨看起来，徐小平对医院来说是“活广告”。
大杨回忆，一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徐小平跟镇江第一人民医院闹得很厉害，关系越来越僵，有一次，徐把水浇到了医院的电脑上，还打了陈锁成耳光。
徐小平也证实了这一点。“闹了一个多月后，我老拉肚子，喝水都拉，一天有时候18次，20次，小便没有，都是像水一样的大便，人走路都已经不稳了。”徐小平说，她拉肚子的毛病一个多月都没治好，“我就跑到东方医院了。那时候我想不能在那里待下去了，老治不好不行啊，死也要跑出来”。
去年2月，大杨和李洪往专程到过上海浦东，见到了刘中民。“他说让徐小平到上海去，要啥条件都给，包括三个孩子上学，只要徐小平活着，东方医院负担，如果她死了，那什么都没有了。”后来，大杨、李洪往和刘中民谈妥，把徐最小的孩子养到18岁。大杨还专门找律师写了一份东西，让刘中民签字，在刘签字前，徐小平就只身一人到了上海。
徐说自己是打车到的上海，“花了800块钱，车钱也是东方医院给的”，在纪念手术一周年的时候，东方医院也给了她2000块钱。她是自己一个人离开镇江的，直到在东方医院安顿下来，丈夫还不知道。
在2003年7月24日为徐小平做手术前，刘中民曾给过他一张名片，“他说有什么困难镇江解决不了的，可以到东方医院找他。我打电话过去，他真的在”。
对于徐小平的离开，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的一位负责人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曾经提到:“每次做一些学术方面的研究(需要她配合)，她就提条件。条件越来越高，要求不能满足，后来她自己跑到东方医院去了。”
徐小平说自己在东方医院吊了几天针，病情好转。她回到镇江的时候，“许文林又把我们女儿的学费交上了”。但在镇江，她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后来还是去了东方医院。
投靠东方医院
院长刘中民还带着她坐了一次磁悬浮列车，上海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记者曾先后两次前往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乡下徐小平的老家。在那个贫困的村庄里，有一处即将倒塌的土房，里面住着徐的婆婆，孤苦的老人已经1年多没有见过儿子一家。“徐小平是我儿媳妇，21岁和我孩子结婚，生了三个孩子。”62岁的徐凤英说，“从2005年初，他们一家就再没回来过，原来三个孩子在村学校上学，突然有一天被人接走了。”
一位邻居说，徐小平手术后，医院的人来过，带着摄像机拍了很久。徐凤英当时曾问过医院的人，徐小平的下半生怎么办，可没有人回答她。“徐小平的身体挺好的，什么重活都能干，生孩子时没有这个病，孩子们也没有得这个病啊。”村邻们说，徐小平感冒都很少患。
李洪往40来岁了，不认识字，就连自己的名字也写得不很好看，徐凤英一年多从未收到过儿子的消息，一家5口人好像人间蒸发了。
徐凤英弄不清楚曾到她家造访的医院的人，究竟是镇江的还是上海的。
得到允诺的“丰厚条件”后，徐小平和家人在手术两周年前一起到了上海，“没有再回去过”。到上海不久，东方医院为她举行了“换心肺后的两周岁生日”，另外两位做过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病人也参加了这一生日会，院长刘中民还带着她们坐了一次磁悬浮列车。上海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徐小平一家的出走上海，使得大杨让刘中民签的协议从此没了下文。徐小平说，东方医院在上海浦东的一个镇上给她们租了一个房子，把她的三个女儿安排进了镇上的小学，每个月给她提供药品和2000元生活费。这笔钱，东方医院给得很准时。“不超过一个月，范主任(范慧敏，该院心外科副主任)就会给我们钱，有时候是我老公拿，有时候是女儿，我在住院的话就直接给我”。
可是，徐小平觉得上海的消费太高了，“我们每个月吃的最起码2000块钱，我天天都要吃好的，牛奶、水果什么的，还有水电费，这2000块加上我老公在橡胶厂打工的500块，省一点就刚好够用。”
徐小平觉得现在住的地方环境不太好，“烧饭只能在一个房间里，我又不能接触油烟，被呛了容易感染，我现在就像一个残废一样，什么都不能做，现在话也不能多说，说多了就喘，说发热就发热。”
2006年4月末，徐小平肺部感染又住进了东方医院，这几年，住院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在医院里，她拿到了这个月的2000元钱，现在她最不放心的是她的女儿。“上个学期医院给了孩子在学校的午餐费，三个小孩180块一个月，这个学期就不肯给了。”
谁在学术造假？
陈锁成和刘中民分别以徐小平的手术为内容发表了有显著差别的论文
供职两家医院，陈锁成和刘中民分别作为第一作者以徐小平的手术为内容写了论文，先后发表在2004年3月的《江苏医药》和2004年4月的《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同一台手术，两篇论文却有诸多差异，最大的是对术前检查的描述，陈文写的是“房间隔缺损4.0厘米”，而刘文则写“房间隔缺损2.3毫米”。一位胸心外科的老医生告诉记者，“房间隔缺损2.3毫米”不是严重的病症，“9毫米之内都没有什么症状，不可能引起爱森曼格，开刀都不用开。”即便是笔误，“2.3厘米的房缺按常规也不会在33岁的年龄引起爱森曼格”。
这位老医生认为还有一些疑点，“她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手术时候6岁，从先天性心脏病的话一般不会在6年内就变为爱森曼格；而且她住院前还在卖猪肉呢，爱森曼格氏综合征的病人走几步路嘴唇都会发紫，会喘的。那么就应该怀疑，这个病人到底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当然，这些都是按常规推断的，要做出判断还是要看病历或者是病人换下来的心肺标本。”徐小平说，“病历都在医院里，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我”。
同一台手术，两篇论文术前情况、术中情况、术后结果都差别巨大？一位医生在认真阅读过两篇论文后做出推断，“那只能是陈锁成先为徐小平做了一遍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然后由刘中民再重新拆开将刚刚放进去替换成功的异体心肺取出，按照他自己论文中的程序，在徐小平身上重新做了一遍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对于徐小平就医的过程，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江苏省和镇江市的媒体在手术后的报道:“年仅33岁的淮安女子徐小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近三年来症状突然加重，曾在多家大医院保守治疗，效果不明显，三个多月前，她与家人商定决心接受手术治疗，于是从其它医院转入我省重点专科——市医院胸心外科”；在东方医院的网站上，则有一篇徐小平手术两周年时的文章，“30岁的徐小平从江苏镇江寻医到上海，刘中民院长在对她进行了详细的各项检查后，果断地为她实施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这一说法也见于手术两周年时上海媒体的报道中。
东方医院和刘中民自称徐小平的手术是在上海完成的，此类说法同样见于中国卫生界的权威报纸《健康报》。2003年7月28日《镇江日报》的报道却称徐小平的手术是“由我省胸外科专家陈锁成主刀，20余名医、护、麻醉人员同台手术，经9小时20分完成整个手术”。
“二者必定存在一个是学术造假，一个病人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在两家医院接受同样的手术呢？”卫生部首席法律顾问、著名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说，“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看，徐小平的手术是在镇江医院进行的，主刀的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即那个徐小平见过的德籍医生翁渝国，而非刘中民和陈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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